以身示范教育的原始雏形

第二节　以身示范教育的原始雏形

人类早期的思想道德教育没有太多的主客之分，而是物我一体，理感同源。韩愈《原道》中说：“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这是说在国家管理上，周朝以前重事行示范，周朝以后重思想说教；周以上君行道为重，周以下臣传道为主。因为周以前民众质朴无文。韩愈说：“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本政》）这也是说，远古时代化民易弊等思想教育都不是通过说理实现的，其实那时也没有多少理论可以说教。尧、舜、禹、汤四位是在社会上很有凝聚力、在历史上很有声望的帝王，都致力于也擅长于通过以身示范向社会传递其思想道德意识指向，以事实教育人。在人类文明早期，示范性、感化性的思想影响占主导地位，只有把思想道德要求转化为自身的行为才能影响他人、影响社会，一方面是有意示范，一方面是存心模仿，教者是范本，受者则是模仿他人，调整自我，融入社会。这种身教重于言教作风就是后人所传扬不已的先王之美德。这是我们研究从尧舜禹到夏商这个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的思维起点。

一、歉己待民以聚人心

尧舜禹汤都注意谦己以德。贾谊《新书·修政语》中讲到，尧执政时曾发布公告，向全社会宣布，“吾存心于先古，加意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优众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饥，曰：此我饥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传说中尧一直粗衣恶食，忧劳天下。看来在尧舜时代，行政道德的人心凝聚、社会协和的价值，已受到高度的重视。尧帝死前留下了一句名言，“终不能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假如为了利一人而使天下受损，这是绝不能干的，必须以天下为重。《史记·殷本纪》也说，“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汤德至矣”。《韩非子·五蠹》中说，那时“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其实并非完全如此，主要原因是尧舜禹汤重视自身道德的社会示范，化解社会的思想矛盾，凝聚了天下人心。

《左传·庄公十一年》：“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事有过失，罪己还是罪人？罪己思想民主，罪人思想专制。社会上出现思想问题，禹汤则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主动罪己以谢天下。尧曾公开宣示，“百姓有罪，在予一人”（《说苑·君道》），天下有过归因于自己，这是很得人心之举。相传大禹登上帝位以后，有一次看见犯罪之人，就伤心地哭了起来，左右问其故，禹回答说：尧舜之时民都以尧舜的心为心，而我为君，百姓各以自己的心为心，因此感到很痛心。可见大禹从有人犯罪看到民心涣散而深感内疚。传说中禹思天下之溺，犹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由己饥之，身为帝王之尊却严于自责，这是很得民心的，这容易团结百姓，凝聚人心，救危渡困。《史记·五帝本纪》赞扬尧治天下，以德化民，“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尧帝在位时爱民如子，去世后百姓如丧考妣。

二、厚民生以正德风

尧舜禹汤都注意把关注民生放在思想道德教育的第一位。《尚书·大禹谟》中记有舜赞赏尧帝时所说的，“不虐无告⁽³⁾，不废困穷，惟帝是克（能）”。不欺侮那些没有依靠的，不冷落那些困穷的，只有尧帝能做到。可见尧舜帝都以关注民生为尚。禹劳己利民，感动天下，他“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史记·夏本纪》）。韩非子说：“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韩非子·五蠹》）《管子·形势解》说：“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贵显，而子孙蒙其泽；桀纣幽厉，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伤，而子孙蒙其祸。”是泽子孙利天下还是祸子孙害天下，是执政者必须解决的基本执政理念问题。大禹有一条明确的为政施教的指导思想，“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为政者应以德养民。《左传·文公七年》引用《夏书》的话说，“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义而行之，谓之德礼”。正德，即正己治民，人君自正，乃能正下；利用，即利民之用；厚生，即厚民之生。这说明道德即利民之用，厚民之生，使天下万民各得其所，民生厚则德正焉。

那时的社会性思想道德教育往往与生产教育、利益关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教以生产中传达思想信息。那时最有吸引力的德性是技术共享，《周易·系辞》中说：“断木卫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技术传授与道德引导融合在一起。夏朝立有政典，“先时者杀无赦，不逮时者杀无赦”。禹时有禁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逸周书·大聚解》）。要求江湖陂泽山林原湿皆收采禁捕以时。通过农技、农时教育使百姓认识到群体协和的道德需要。

三、广开言路以明舆情

尧舜禹汤一方面广开言路，以了解舆情；另一方面直接诏诰天下，以正舆论，努力做到上下沟通、政通人和。传说中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禹闻善言则拜，说明尧舜禹汤都鼓励人们批评时政，实行圣明政治。舜设纳言之官，集散上下思想信息。《尚书·舜典》中说：“帝曰：龙，朕疾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可见舜时已意识到社会上的谣言、劣行、错误信息对社会道德风尚的危害，因此设纳言之官，负责思想信息的进出，收集民情民意，发布政令信息，以化解社会上的谣言谗说，避免军心民心的浮动。

四、诏诰天下以正舆论

那时天子为民立极，极即原则，即权力意志具有最高影响力，“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尚书·洪范》）。其意思是说，天子的训导永远是百姓的思想行为准则，对平民具有最高的思想道德约束力。尧舜禹汤等都曾在社会性的思想道德教化方面起了主导作用。《尚书·大禹谟》中，大禹向民众发布征三苗的宣言：“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即在全社会开展思想动员，对三苗开展思想征讨，说明征三苗的正义性，以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作为征三苗的社会思想条件。正因为有了社会舆论的有力导引，所以舜灭四凶获得了成功，“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孟子·万章上》）。夏征有扈氏，大战于甘，作《甘誓》告示天下：“有扈氏威侮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灭绝其命，今予惟蒙行天之罚。”把对有扈氏的战争视为“行天之罚”，以强化其正义性，赢得社会舆论的支持。

帝王的道德示范具有很强的社会向心力和凝聚力，史载“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粗陋）。一年所居成聚（村落），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史记·五帝本纪》）。可见，尧舜禹汤以身示范的思想道德教育使四方之民来归，是很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