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

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

屈原，既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又是我国第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是忠良耿介之士，却屡受欺压、不公。他不甘命运摆布，上下求索。他忧国忧民，饱和血泪，吟成的《离骚》、《天问》、《哀郢》等名篇，成为千古绝唱，熔铸进中华民族精神。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研究他，推崇他。

毛泽东评点原文

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1]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2]

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3]

屈原简介

屈原(约公元前339～公元前278)，战国时期楚国人。名平，字原。《离骚》中自称名正则，字灵均。正则，是“平”字的引申义；“灵均”则是“原”字的引申义。

屈原在楚怀王时担任左徒。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见闻广博，记忆力强，对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和历史传说，都相当熟悉；他通晓国家盛衰兴亡的缘由，对春秋以来各国的历史，特别是楚国的历史，也很了解；他又擅长应酬交际的辞令，所以他很得怀王的信任。在朝廷内与怀王讨论国家大事，制定政令，对外便接待宾客，办理与诸侯交往的事务，如两度出使齐国。有次，屈原起草宪令，尚未定稿。与他同列的上官大夫靳尚心怀嫉妒，与他争宠，想夺走他的草稿，他不给。上官大夫靳尚于是向怀王进谗言说：“大王让屈原制定法令，无人不知，每颁布一项法令，屈原就夸耀自己的功劳，说‘除了我，别人都制定不出来’。”怀王昏庸，不加辨明，发怒疏远了屈原。屈原被逐放到汉北。他痛心怀王听闻闭塞，轻信谗言，见事不明，又痛恨小人陷害公正的人，使公正的人不能容身，极为忧愁深思，于是写成了《离骚》。

怀王逝世后，长子顷襄王继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在此之前，秦王曾提出要与楚王会面，商议两国联姻之事。屈原劝怀王不去，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而子兰却劝父亲怀王成行，说：“奈何绝秦欢！”结果，怀王被秦国扣留，客死于秦。因这件事，楚国人都责备子兰，同情屈原。子兰因而又唆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再次诽谤屈原。屈原在顷襄王一怒之下，再次被流放到江南地区，辗转流离于沅水、湘水一带达九年之久。他愁肠百结，“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万般哀痛，忍无可忍，于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 7 8)农历五月五日，身投汨罗江中，以表明自己忠君爱国的情怀。

屈原还担任过管理宗族事务、教育宗族子弟的三闾大夫。三闾，是楚宗室昭、屈、景三姓聚居的地方。屈原在三闾大夫任职期间，曾为培育人才付出过辛勤的劳动，但是年轻人也多不知进取，使他大失所望，增加了痛苦。

屈原的作品除《离骚》外，还有《天问》、《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共二十五篇。据《史记》“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句，则屈原还有《招魂》一篇。但，有些学者怀疑《九章》中若干篇及《远游》、《卜居》、《渔父》等，非屈原手笔。

屈原及其诗歌的影响极为深广。首先是他的人品的影响，这在后文中详谈；其次是他的作品的影响。屈原开创了诗歌从集体创作(如民歌等)向个人创作的巨大转变，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伟大诗人。

屈原的作品被介绍到国外，已有170多年的历史。1953年，屈原逝世2230周年，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推举他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加以广泛的纪念。

试析

毛泽东对《离骚》等作品从年轻时候起就爱读，1913年10月至12月，他在第四师范学校读预科时，写了一本听课笔记——《讲堂录》，用九行纸直书，共47页，94面，而前11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全文。在《离骚》正文的天头，还写了自己对各节内容的概括。对屈原其人，毛泽东尤为推崇。1918年春，送纵宇一郎东行，他的赠诗中便有“年少峥嵘屈贾才”这样的句子；43年以后，他又写了咏屈原的诗，盛赞屈原“手中握有杀人刀”。

1915年5月，毛泽东与罗章龙第一次会晤于长沙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他们海阔天空地谈了两三个小时，其中一个议题是“我们对于《离骚》颇感兴趣，曾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会晤后，罗章龙作《长沙定王台初晤二十八划生》云：“白日东城路(《椿园诗草》作‘城东路’)，嫏嬛丽且清。风尘交北海，空谷见庄生。《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风流期共赏，同证此时情。”^[4]

抗日战争时期，遍地烽火，在相对安静的延安，毛泽东读的书中，便有《楚辞》。

建国后，他更是三复四温，明末陈第撰《屈宋古音义》，是他常看的本子。在这个本子上，他用红蓝铅笔密密麻麻画了许多圈点。1957年12月，他要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和有关研究《楚辞》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工作人员请何其芳列了一个目录之后，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收集了50多种这方面的书。对这些书，他集中阅读了一段时间。^[5]

1958年，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1月8日，雷达部队发现有国民党的飞机向南宁方面袭来，全市实行灯火管制，毛泽东却不进防空洞，点上蜡烛，聚精会神地看《楚辞》。

1959年10月23日，他准备外出巡视时，要工作人员为他带去的书共一百来种，其中有《屈原古音义》和朱熹的《楚辞集注》。1961年6月16日，他又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楚辞集注》。

不但自己看，毛泽东还劝别人看。1951年7月7日，他与周世钊、蒋竹如两位老同学在中南海划船，谈起屈原和他的祖先屈瑕时，说：“《左传》和《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1958年9月，毛泽东与张治中一起去南方视察，一到合肥，就借来了《楚辞集注》，并问张治中：“你读过《楚辞》吗？”然后同张治中及在座的曾希圣、罗瑞卿等人由《楚辞》谈到《论语》，由这两本书的集注者朱熹谈到宋明理学。他对张治中说：“朱夫子是你们安徽人。”^[6]毛泽东不但劝同学、同事读《楚辞》，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会上，以主席的身份，号召与会者都读《楚辞》。1958年，中共中央南宁会议期间，他批示印发《离骚》给全体与会者，1月16日，他在会上说：“学《楚辞》，先学《离骚》。”1959年7～8月，中共在庐山召开第八届第八次中央委员会。会议期间，他叫秘书编了一本评价《楚辞》的书刊目录，共几十种，经他审定后，印发给了全体代表。

毛泽东对屈原的作品似乎特别钟情，1958年1月12日晚上，他再次捧读了《离骚》之后，余兴未尽，提起笔给江青写了封信说：“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三天之后(16日)，他在党的庄严的会上，公开号召干部们学《离骚》。

毛泽东钟情于屈原，主要是钦佩他与守旧的腐朽的贵族势力进行斗争的精神，即认为屈原“手中握有杀人刀”。

屈原生活在战国中后期，七雄中惟秦、楚版图最大，国力最强，两虎争霸，胜利者便可以成为一统中国的得主。楚国曾以“纵长”的资格，与魏、韩、赵、燕等国组成联合战线，攻打秦国。当时的国际局势，正如苏秦为赵合纵说楚威王时说的，“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战国策·楚策》)。屈原从楚国的利益出发，主张联齐抗秦，并两次亲自出使齐国。但是，楚国国内也有反对这种主张的。历史事实证明：联齐抗秦路线被破坏后，楚国就一天一天由强转弱了！楚怀王是个没有政治头脑的庸愚者，最典型的一件事是怀王十六年(前313)被张仪欺诈。张仪恭维了一番怀王之后，答应把秦国夺去的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归还给楚，条件是要怀王北与齐绝交。“群臣皆贺，而陈轸独吊”。陈轸指出，先绝齐交然后去要回土地，一是得罪了齐国，二是可能被张仪欺骗。怀王不听。待秦齐和好后，张仪却对去取六百里地的楚使说，“从某至某，广袤六里。”怀王大怒，派出全国兵力攻秦，结果大败于丹阳、蓝田，折兵八万多人，韩、魏两国也趁机袭取楚国的邓邑(今河南省郾城县东南)。怀王十八年(前311)张仪再次出使至楚，怀王把他囚禁起来，准备杀掉他。但怀王又轻听上官大夫靳尚和爱姬郑袖的花言巧语，不但放走了张仪，而且与秦约为婚姻。屈原出使齐国回来，对怀王说：“何不诛张仪？”但此时张仪已离楚，怀王派人去追，已追不上了。怀王二十七年(前302)，他不听屈原等人的谏阻，第二次受骗，竟然亲身去秦国议论两个王室联姻之事，被秦扣押，客死他乡。继位的襄王比怀王更庸愚，忘记了父仇国耻，做了秦王的女婿。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派大将白起率军南下，攻破楚都城郢(今湖北省江陵县西北)，襄王君臣狼狈逃至陈城(故城在今河南省淮阳市)。此后不到50年光景，楚国便被秦国灭亡了。屈原在流放时，面对这种国破家亡，河山残败的局面，痛苦万状，乃作《哀郢》，抒发了自己对祖国的眷念和返回家土的愿望：“曼余目以流观兮，冀一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屈原不仅坚持正确的外交路线，而且他知道，要使楚国强盛，必须改革内政。他有美好的政治理想，要效法尧、舜，达到太平盛世，“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他心目中的“美政”，是要求君圣相贤。圣君如尧、舜、禹、汤、后稷、文王以及齐桓公、晋文公、楚之三后等，贤相如伊尹、傅说、吕望、周公、宁戚、箕子、介子、比干、伯夷、叔齐、伍子胥及楚之子文等，他都热烈颂扬，而对桀、纣、羿、寒浞、浇等则力加鞭笞。他希望楚王以“遵道得路”的尧舜为榜样，以“捷径窘步”的桀纣为鉴戒，努力改变楚国的现实。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反对旧贵族的局限，主张“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即不分贵贱，选贤用能，和修明法度，依法办事。这是与贵族世袭制度和“背法度而心治”的弊政针锋相对的。屈原的政治主张，是与他热爱楚国、关心民间疾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除了圣君贤相、举贤授能、遵循绳墨之外，屈原的主张中还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民本思想。他在《离骚》中说：“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在《九章·抽思》中，他说：“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屈原处于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化的大变革时期，他的这些思想和主张是为新社会的诞生大声呐喊。

屈原为实现自己的内政外交主张，曾对怀王、襄王父子寄托了很大的希望，“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然而，他们昏庸无能，被贵族守旧势力包围而又执迷不悟，“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齐怒”。

因此，屈原极其痛恨贵族群小，指责他们“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各兴心而嫉妒”，更“缅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他们蝇营狗苟，把祖国引向危亡的绝境：“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作为三闾大夫的屈原，对于他自己培养过的年轻人的变质，尤为痛心和惋惜。他曾寄厚望于他们：“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乎吾将刈。”然而，结果却是“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以上种种从国王到臣下、从老年人到青年人的恶劣状况，正如毛泽东在自己的诗中所归纳的：“艾萧太盛椒兰少。”

屈原的《离骚》、《九章》等作品，不但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是向腐恶势力宣战的檄文，是直指昏君佞臣的“刀子”。

屈原的高贵品质，还在于坚贞不屈，“苟为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涉江》)所以，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三致意焉”。他宣布：“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7]屈原于六十一二岁时，“一跃冲向万里涛”。这是悲剧，是力难回天的悲剧；也是抗议，是以死相争的抗议。毛泽东说，屈原是骚体作家中“高居上游”的第一人，他“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这正是对屈原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的高度肯定。千百年来，屈原所得知己，其实何止毛泽东一人？

毛泽东对屈原的继承是多方面的。例如，他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1900多年前，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过：“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毛泽东的话，正是司马迁这个意思的发挥。《离骚》者，离忧也。屈原遭谗被逐，忧愁幽思，对楚国的政治现实与未来发展，想得更多更深了，对社会和人民，了解得更多更深了，因而当他“发愤以抒情”时，他就能写出内容深刻、感情充沛的好作品来。许许多多的历史事实表明：“文章憎命达。”那些状元、榜眼、探花不一定留下影响后代的作品，倒是命运多舛而有丰富社会生活的作者，却传下了动人心弦的千古名篇。推而论之，毛泽东认为，干部下放劳动，更广泛深入地接近社会和人民群众，就可以提高思想认识，提高工作能力。

1958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南宁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结论报告时，引用了《离骚》中的几句话：“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固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然后指出：“以上是判断问题。”他认为，要做到“文件的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就先要解决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8]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屈原作品的娴熟与运用的灵活。

【注释】

[1]摘自1959年8月16日《关于枚乘〈七发〉》(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45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2]《七绝·屈原》，1961年秋(见《毛泽东诗词集》，第20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3]摘自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4]罗章龙：《椿园载记》，第2～3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5]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50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6]余湛邦：《张治中与中国共产党》，第178～17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7]以上引文除注明者外均见《离骚》。

[8]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