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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体系选择的自觉性和自发性

时间:2022-12-1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价值体系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们建立起来的,是人们通过自己的选择活动而确立的,价值体系的变化也是人们选择的结果。对价值体系的选择大致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主动的选择,一种是被迫的选择。总之,无论是选择来自异国异族的价值体系,还是选择本民族中既有的价值体系,都不是一个如同购买一件物品的过程,而是一个吸收、消化、改造、重建的过程。

(三)价值体系选择的自觉性和自发性

价值体系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们建立起来的,是人们通过自己的选择活动而确立的,价值体系的变化也是人们选择的结果。离开了主体,离开了人们的选择,离开了现实的人们的实践生活,就难以合理地理解价值体系的存在和变化,或者就会陷入一种抽象而空洞的概念性推演。价值体系原本就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形成的各种价值观念、通过评价而展开的创造价值、享受价值和实现价值的过程的有机统一,是各种价值要素按照一定结构而构成的系统,其本身就是人们选择和建构起来的。而它们一旦存在,就具有了一种外在的客观的形态,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文化环境、一种文化场,成为一代人一生下来就面临的无法选择的东西。过去我们讲唯物史观,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看作是客观的,是一代人一生下来就面临的无法选择的东西,其实不只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既有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思想观念也都具有这个特征。如果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力量,那么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就是一种也具有一定客观性的社会力量和精神力量,同样是制约着人、而不能随谁的意志随意改变的东西。但一代人成长起来之后,他们又根据自己的实践需要来改进这些东西,进行自己的选择活动。这种选择活动,就是一个在继承的基础上重构、重建价值体系的活动,是变动和改进价值体系的活动,是促使文化推陈出新、新陈代谢的活动。无论如何,人是价值体系的主体,人是文化的主体。有时为了研究的特定目的和方便,研究者暂时将主体抽离和遮蔽,专门考察文化中各个因素的关系,这自然有其合理性和有效性,但如果由此而把文化当作是独立自足的仿佛具有了自身生命的东西,所谓符号世界、文化世界、价值王国,等等,就容易走向偏颇。一句话,若是离开了主体,价值和文化就成了没有核心、没有灵魂的死的东西,就是一个空壳。

作为价值体系选择的主体,是一种历史活动的主体,相对于这种主体,认识论上讲的认识主体不过是一种抽象,甚至实践主体也是一种抽象,是把主体的一个方面加以放大、突出,专门当做考察对象的结果。这种历史的主体是认识主体、实践主体、价值主体、评价主体的有机统一,是个人主体、群体主体、阶级主体、民族主体的一种集合,任何把主体的某种方面、某个形式当作历史主体的做法都是不合适的,都是片面的。

对价值体系的选择大致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主动的选择,一种是被迫的选择。选择都具有一定的主动性或自由性,这是任何选择、任何形式的主体的选择所共同的。但是,主体进行选择的情势却有所不同。所谓被迫的选择,是说主体由于环境的某种强制,主体在时间条件、空间条件、对象条件方面都受着牵制,不得不进行的选择,而且往往是在两害之间进行的权衡和选择,是两害之间取其轻这样的选择。主动的选择则与此不同,主体可以比较从容地进行选择,获得比较满意的结果,也往往是在两利之间取其大的那种选择。在一个社会中,那些所谓优势群体,或者那些统治阶级,其对价值体系的选择通常多是一些主动的选择,至少是一些较为主动的选择,而那些劣势群体、那些被统治阶级,其选择就比较被动。在国际交往中,那些发达的先进的民族,在其经济发展战略和文化发展战略方面,其选择也多为主动的选择;而那些落后的民族,往往就是在迫于强国压力的环境下进行着自己的选择的。当然,同一主体,在一种情势下是被迫的选择,在另一情势下就可以进行主动的选择,在一个方面是被迫的选择,在另一个方面就可能是主动的选择。

选择价值体系,直接从字面上看,价值体系是选择的对象,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就是这价值体系是整体地、现成地存在在那里的,只等着主体去选择。实际上并非如此。价值体系的选择即是价值体系的构建过程,即使事先已经存在着一定的初具规模的或者是具有较完备状态的价值观念体系,亦即一定的理论形态,对它的选择同时也意味着对它的改造和完善,还要依据这种观念创设一定的制度,确立一定的规范,逐渐形成一套价值体系。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算是选择了以儒家理论为核心的一套价值观念体系为官方思想,但同时在其中也掺入了法家、道家的一些思想,这与原始儒家思想就有着一定的区别,依此建立的制度,更是照顾到了西汉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与孔子原来的设想有相当的不同。即使如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也是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确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最先是在西欧诸国发展起来的,它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也是许多非西欧国家逐渐认同了这种价值体系,选择了这种价值体系的过程,但同时也要看到,各国都是照顾到自己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实际需要对之进行了相当的修正,掺进了许多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因素。在这一方面,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明治维新运动,实际上是日本民族选择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过程,这里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已经不单是一种价值观念,而且是包括了各种制度和规范,可以说是比较完备的价值体系。日本采取了全盘西化的策略,但日本同样要经过自己的消化,要结合自己民族的实际情况,其创设的制度和确立的规范都是带有明显的日本民族的特征。在后来的实践中,又作出了许多的修改和调整,使之符合日本的特殊需要。所以,日本的资本主义与西方的资本主义还是有着相当程度的区别的。总之,无论是选择来自异国异族的价值体系,还是选择本民族中既有的价值体系,都不是一个如同购买一件物品的过程,而是一个吸收、消化、改造、重建的过程。所谓过程,意味着这不是一次性地完成的,而是逐渐地完成的,是逐步地完善的。

一个民族选择了这一种价值体系而不是那一种价值体系,总是基于自己的评价,是觉得这种价值体系能够适应自己存在和发展的需要,能够给自己带来强盛和繁荣。如果没有这个评价,没有这种认识,这个选择就不可能顺利进行,这种价值体系就无法确立起来。任何一个民族都是由一定的个人、集团、阶级构成的,他们形成了不同的力量群体,彼此的意见又往往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某种价值体系的选择就是各种力量较量的结果,对它的修改、修正也离不开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尽管说各个阶级和集团的地位以及力量是不平衡的,掌握着政权的那个阶级和集团,实际上操控着选择的决定权,但其他集团也会对这种选择起着一定的影响,即使在决定选择哪一种价值体系方面起不到重大影响,在尔后的修正、改革、完善过程中也会体现出他们的作用。

正因为价值体系的选择是多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由此就产生了选择的自觉性和自然性的矛盾。所谓选择的自觉性,是说这各种力量都是基于自己的立场和利益,基于自己的评价来进行选择。作为统治阶级和集团,它掌握着选择的权力,它的意志确乎可以决定进行什么样的选择,决定选择哪一种价值体系。但即使如此,它也必须对所要选择的某种价值体系,对自己的利弊得失,对其他阶级和集团的益处和害处,对本民族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作出相应的评价,从而对其他集团的态度,是拥护还是反对抵制,以及反对的程度如何,都要有相当的估计。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贸然地作出决定,那么十有八九是难以获得成功的。毫无疑问,在一个专制社会,统治者较少受到其他各种力量的制约,能够强行推行某种政策,进行某种选择,而在现代民主社会,统治者的意志和决策必须受到其他力量的认同,才能形成政策,但无论怎样,若是遭遇到较大的反抗,即使在专制社会,统治阶级作出的选择也是难以贯彻到底的,或者在贯彻过程中会出现巨大的变形。历史上经常有这种情况,统治者选择的政策,由于受到巨大的阻力,或是积极的明显的反抗,或是消极的不合作而形成的阻力,造成了较大较普遍的社会矛盾,最终迫使统治者放弃了这种政策,改弦更张,或是对这种政策作出较大的修改,已经完全背离了它的初衷。这就说明,这种选择终究不是以统治者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多种社会力量相互冲突、抵消而形成的一种合力的结果。这就是所谓历史发展中的自发性或自然性。

在这种自然性的背后,有着重大的历史原因,即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恩格斯曾经特别地指出过这一点。他说,“人们通过每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2]“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后来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3]这就表明,“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4]如果不是仅仅注意个别历史人物的思想动机,而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民族、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不是短暂的转瞬即逝的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那种原因,那么就会发现,这就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归根结底是经济运动的必然性。价值体系的选择终归是受着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制约的,是由人自身发展的必然性规定的。

所以,一种价值体系,只有在它与较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在制度安排和观念导引方面能够更合理地使价值创造与价值享受、价值实现相统一,从而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激发起人们创造价值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价值创造的效率时,它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具有更为长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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