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体系的文化学意义

(二)价值体系的文化学意义

文化与价值问题是密切相关、难以分离的。无论是广义的文化还是狭义的文化，都是经过人的活动改造过的东西，都是文化产品，都包含着一定的文化意蕴，都承载着一定的文化意义。它们实质上都与价值有关联，甚至可以说本质上都是价值。一定的器具、服饰、制度、礼仪、习惯、语言等之所以都是文化，都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待，去研究，是因为它们都是人为了自己的生活而创造出来的，对于组织、提升人的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作用和意义，它们是一定时代人们的实际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具体体现，是人类的智慧和创造性的结晶体。马克思曾说，工业和商业是一本打开了人的心理学，也就是这个意思。也正因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后人能够通过了解前人使用过的这些器具、制度、礼仪、语言、服饰等来认识前人的生活情况，来判断使用这些器具、制定了这些制度和礼仪的前代祖辈所达到的发展程度和水平。文字出现之后，它记载了当时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和社会风貌，反映了一定时代的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对于后人来讲，文字典籍已经成为历史的人类文化和文明的直接记录，成为反映和折射前代人、古代人思想活动和情感生活的物质载体。历史烟尘湮没了大量的生活事迹，也毁弃了大量的典籍，历史遗留下来的往往是一些碎片，但正是通过这些文明的碎片，后人才能连缀和了解前代人的生活情景。对前代人具有直接的使用价值的东西，在后代人则主要是认识价值、教育价值、审美价值、文化价值，无论如何，这里都存在并且首先是一个价值的问题。

文化，特别是狭义的文化，其核心是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体现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中，规定了各种器具、各种行为、各种制度、各种符号的“意义”。这些价值观念并不是先验的或是某个伟大人物创造的，它们的根源就在现实生活中，是现实生活着的人们总结着生活的经验、吸取了前人的智慧而形成的，它们是现实的生活和历史经验的结晶，是人类智慧的表现。人们借助于当时达到的对自然事物、对人自身和人的社会行为的认识，结合着自己的需要、自己对未来的向往，创造性地提出了各种设想或设计，据此制造了各种器物、创设了各种制度、礼仪。这些器具、制度、礼仪中体现了人的目的，是直接地作为有用的物品、有意义的东西而存在的，是作为价值对象而存在的。它们一旦存在，就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因子和构成要素，作为一种凝固了人的智慧的中介或工具，促进着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整合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规范着人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存在成为前一代人与后一代人联系的纽带，后一代人借此继承和掌握着前一代人的技艺和成果，并以此为基础而展开自己的改进和再创造的工作。后一代人总是在前一代人创设的制度和礼仪中成长起来的，在学会使用既有的文明工具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其生活方式一开始就具有了某种被规定的特征，这就使得他们不只是在体质面貌上，而且在精神气质和性格上相像于、相似于他们的父辈祖辈。前一代人创造的精神产品为后一代人提供了精神生活的食粮，在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的同时，形成了他们的精神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规定了他们精神生活的基本价值取向。所谓传统，就是在这种代代相沿中形成并起着自己的作用的。

从本质上说，文化观念、各种规范都是这些实际生活的反映，但不是直接的、机械的照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一种概括、总结、加工、提炼，是把个别的价值关系提升到一般，把具体的实存的价值关系，价值关系的某一方面、某一点予以理想化，并使之变成一种社会的族群的规则化、普遍化的东西。借助于教育，包括正规的教育和非正规的教育，这些观念渗入到人们的思想中，甚至成为某种下意识的东西，成为人们区分对错、辨别是非的标准。在这些观念的观照下，一切存在都带上了人文的、文化的色彩，带上了价值的意味，成为具有一定意义的存在。当这种精神生产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分工形成之后，这个过程更是加速和普遍化了。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那些人，他们能够更细致更深刻地观察着、思考着现实生活过程，创造着各种各样的理论、观念、宗教、艺术形式，等等，他们发现着、诠释着各种事物、行为对人的意义，同时也给各种事物和行为赋予一定的意义。他们发明了文字，并且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垄断了文字的使用权和解释权，历史成了经过他们审查和记载的历史，一些自然现象成了只有他们才懂得其意义、才能够解释的现象，他们代表社会制定着各种尺度，时间单位、长度单位、重量单位、事物名称、礼仪制度、善恶美丑的标准、正确与不正确的界限、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合法与不合法的界限、合理与不合理的界限，等等。他们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大大地扩展了，大大地丰富了，同时也借助于社会政权的力量使得人们的精神生活服从一定的规范，具有一定的秩序。马克思说得好，那些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同时也是在精神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着统治阶级支配的。”^[1]当然，思想家们确立的各种理论和观念，一方面是直接为了维护现存统治阶级所要求的秩序，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有利于社会整体发展的因素，是人类从不太文明的阶段向更高的文明阶段提升所需要的。

从文化的角度看待价值体系，我们就可以发现，把价值与价值观念的区别僵化、绝对化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正如把物质与意识的对立绝对化是没有根据的一样。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社会中既有的各种符号、各种规范、各种价值观念都直接地构成他的意识、特别是他的价值意识的来源，构成了他理解世界、理解社会、理解人生的先决条件。卡西尔把人看作是一种符号的动物，也就是说正是通过各种符号，人构造出了一个超越于自然的文化世界，也正是借助于这些符号，人才懂得了这个世界的各种事物以及它们的意义。对于个别人，对于一代人来说，这个符号世界是在他出生时就存在着的，是前人活动的结果，是他的文化环境，他在开始改造世界之前，首先是受着这个环境决定的。他吸吮着文化的乳汁，认识了自然界和社会的各种事物，懂得了它们对人的各种意义，他的需要和他的感觉能力、认识能力、欣赏能力、判断能力、行动能力等都是依赖于这文化环境和社会教育过程才能够形成，他作为主体总是在一定文化环境中的主体，他掌握的各种尺度、各种规范、各种方法，他改造和创造各种事物的各种工具都是历史地提供的，都是文化和文明的成果。而他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并借助于既有的成果创造出新的成果，为文化和文明的长河中增添着新的水滴。每个人都是价值创造主体和价值消费主体的统一，其现实的生活过程也都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他吸收着文化成果，消费着文化成果，将之转化为自己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同时又创造着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实现着自己的价值。这是一个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过程，是从价值观念和评价到价值创造再到形成新的价值观念的不断循环的过程，是价值观念和实际价值不断转化的过程。既没有离开一定价值观念和评价的价值，也没有与价值毫不相干的价值观念。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都是在一定的价值观念和评价的指导下才能成为现实的活动过程，实际的价值运动总是借助于一定的价值观念和评价才能顺利地进行。

不同的民族文化构成了不同的民族的价值体系，它们都是器具、制度和观念的统一，是这几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每种价值体系都有自己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的根据，都有一定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合理性，是人类发展多样化的一种具体表现。文化的根深蒂固性一方面维护了价值体系的稳定性，但在另一方面也使得不同价值体系的深层交流和融合具有相当的难度。一般说来，在器具层面和具体操作技术的层面以及相应的规范和观念方面，就一个民族而言，其在不同时代的变化是比较快捷的，而就不同民族而言，其转移性、移植性也比较突出，进而表现出较大的共同性，但基本制度特别是作为设计这些制度所依赖的人生理想、社会理想这些深层的观念，相对说来就比较顽固、比较稳定，移植起来也比较困难。而这些方面，恰恰构成了一定价值体系的民族性，或者说是民族性中最稳固的东西。没有整个社会生活的根本性变革，是很难撼动的。但另一方面，任何民族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毕竟又都是历史的产物，是不断地演化和变动着的东西，而且是有着时代的先进与落后之分的。那些属于较先进、较高级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往往具有较多较突出的优越性，对于人们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在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那些比较野蛮落后的民族在军事上征服了具有较高级文化的民族，但最终却为这种较高级的文化所同化和征服。满族入主中原后，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下层人士，都倾向于积极学习在当时是处于较高阶段的汉族文化，结果满族被汉化了，甚至他们的文字都被湮没了。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种较高级的文化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和吸引力的缘故。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屡次形成西化论的高潮，有一位旅美学者曾经指出，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远远超出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原因无他，也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具有先进性和吸引力的缘故。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决不能一味采取消极防御、闭关锁国的政策来应对，而应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去迎接挑战，在大胆吸取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和价值体系的现代性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