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产生利润

从古希腊学者色诺芬到现代经济学家凯恩斯，西方学者沿着经济风险的研究路径不断对社会风险问题进行探讨。色诺芬在《经济论》中高度重视农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他看来，如果土地被抛荒，那么社会风险也就产生了。他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但是在土地不得不荒废下来的时候，无论是从事水上工作或非水上工作的人的其他技艺也都将处于垂危的境地了。”^[52]因此，农业需要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共同努力，正如远征作战需要以人作为士兵，而耕种土地必须以人作为农民。于是，农场主在经营中要让他的工人勤奋并且忠顺，而率领士兵去作战的指挥官也要积极嘉奖那些战斗勇敢的人，同时照章惩处那些怯懦之人。越是奴隶，他越期待得到农场主的鼓励与嘉奖，这种迫切的期待往往要超越干同等工作的自由民。

时间推移到近代，西方风险研究的焦点逐渐转移到“风险是否产生了利润？”这一问题上。在西方学者的观念中，风险能够产生利润。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肯定了风险能够产生利润的观点，他在经验层面上对金融资本获取利润的正当性作了论证。在“海事上的重利盘剥”这一节，孟德斯鸠认为人们将资本借贷给航海者的原因是由于航海的巨大风险同样可以带来巨大利润:“航海要冒风险，所以如果没有极多的好处人们是不愿把钱出借的。”^[53]在这里，风险是利润的一个来源。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中从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论证。在他那里，因为占有资本而取得的利润，只是资本占有者使用资本而付出的同等代价，其金额是一个有偿还能力的人在借贷资本时能够支付的报酬。这实际上是利息，只不过，在这种利息产生的过程中，人们并不是把资本直接用于消费，而是借贷给企业主并把它用于生产。企业主所获得的利润“总是要大于普通的利息，而且一般要大很多，也就是说，利润率远高于利息率。其超过部分，有一部分是冒风险的代价。当他以充分的担保出借其资本的时候，几乎或完全不冒风险。但是，如果他自负盈亏经营事业，则其资本的一部或全部，随时都有丧失的危险，即其资本要冒相当的风险，往往风险还很大。对于这种风险，他必须得到补偿。否则，他将不冒这种风险。”^[54]穆勒由此推之，资本运动所获得的总利润由节欲、风险、努力这三个部分组成:“资本的总利润，即生产资金提供者的所得，必须符合以下三种目的，即对节欲给予足够的补偿，进行风险赔偿，并偿付实行监督所需劳动和手腕的报酬……这就是节欲、风险和努力。”^[55]

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研究中，“风险产生利润”的思路得以延续。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亚当·斯密从“利息”入手解析这一问题。由于一个国家在法律上存在若干缺陷，因而借贷的利息率可能会极大地虚高，加之该国法律不能强制借款人归还本息，那么放贷人就会面临收回借款的风险。如果法律禁止一切形式的利息，就会损害放贷人的利益。几乎所有的商人都必须借贷部分资金，而放贷人不但会因为提供资金而收取回报，而且他从头到尾都面临着法律上的风险，这种风险也必须得到补偿。从经济实践来看，在信仰回教的国家中，利息率通常都很高，原因并不在于教民的贫穷，而在于回教国家的法律禁止放贷人回收利息。“最低的普通利润率，除了足够补偿投资容易遇到的意外损失以外，还须有剩余。只有这一剩余才是纯利润或净利润。普通所谓总利润，除了包含这种剩余以外？还包含为补偿意外损失而保留的部分”。^[56]这一部分就是所谓的“风险费”。亚当·斯密认为，放贷人在借出资金时，就算他百般谨慎，但仍然存在遭受意外损失的可能性。于是，“利息”同“利润”有相似之处，在补偿放贷风险的金额之外再剩余出来的款项才是放贷人的真正所得，倘若没有这个所得，那就不是生意，而是慈善。

亚当·斯密进一步分析“合理”的风险费控制在多少为宜。在英国的市场中，一般将大致两倍的利息看做是较为合理的利润量。而在一个利润率大致是百分之八或是百分之十的国度里，借入资金来经营生意的商人将营业利润的一半作为归还放贷人的利息也是合理的。“资本由借用人担负风险，他好像给出借人保险；在大部分行业，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既可作为这种保险所冒风险的足够补偿，亦可作为不辞辛苦运用这笔资本的足够报酬。”^[57]但是，如果在利润率比英国低得多或者高得多的国度里，就不能用这样的方法来计算合理的风险费，那样情况会更为复杂。

与亚当·斯密不同，李嘉图是从积累的角度论述经济风险问题的。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他提出，由于商人的积累只是为了使这样的积累能够变成生产，并且最终变成利润，所以，一旦丧失了积累的动机也就同时丧失了积累。正像劳工丧失工资就无法存活那样，农场主和工厂主如果丧失利润也活不下去。李嘉图说:“他们的积累动机会随着利润的每一减少而减少；当利润低落到不足以补偿其用于生产的资本所必然碰到的麻烦和风险时，积累动机就会全然终止。”^[58]因此，风险必须有利润来补偿，如果这种补偿不能实现，就会终止资本积累、停止资本运动。李嘉图在以往众多经济学家作秉持的“风险产生利润”的观点的基础上作了延伸研究，形成了“积累论”的风险思想，颇具创新性。

《人口原理》是马尔萨斯的代表作，该书从“人口”角度分析了国家政策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晚婚或曰推迟结婚对于人口增长的抑制作用是较为显著的，因而实施这一政策是一种预防性的抑制，并且这种预防性抑制可以有效避免人口的大量死亡。那么如何实施晚婚政策呢？马尔萨斯认为单纯的“立法”起不到多大作用，因为它“不可能凭借法律来实现而不致严重违反人们生来就有的自由和不致产生更多罪恶的大风险”。^[59]为避免社会风险，政府必须构建相对完善的财产保险制度，或在培养人们晚婚的习惯方面下一番文化领域的功夫。

西尼尔在《政治经济学大纲》中继续讨论风险与利润的关系问题。在他那里，即使发生概率极小的损失风险也必然得到合理的估算，“从事于这类业务的资本家，除了取得当业务绝对安全时足以使他满意的那一利润之外，一般说来，还须取得首先是相等于他所承担的风险的额外利润”，^[60]之外就是能够让他的担忧得到补偿的金额，还有能够让他对不利的机会给予过度关心的那种心态的补偿。“一般把这类资本运用叫作安全的，除开带有很大风险者外，一切类型的资本运用差不多都包括在内。”^[61]要使一名商人或者生产商位于安全的地位，通常说来就必须放弃其凭借一次交易而攫取巨大利益的期待。可尽管如此，仍然没有任何一种资本在运作时称得上是绝对安全。资本家总是尽可能将他的资本借贷给乐意付出抵押物的别的资本家。为确保贷款的相对安全，通常这些抵押品的价值会超过贷出资本的价值，但是借贷资本如果被长期运用的话，放贷人就不得不冒风险。就算他对各方面的可能情况都加以周密考察，可季节与气候的极端变化、供货渠道的异常中断、国外与国内政治环境的突然改变、普遍性的商业预期下降等等意外，都可能让似乎万全的放贷计划万劫不复。由此，西尼尔说:“没有一个工商业者能够有充分把握，说是在十年期间，他决不会陷于破产地位。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这种遭受巨大损失的风险没有获得巨大利益的希望与之相抵时，就必须用超过其价值的某些额外利润来补偿。”^[62]这就像对于获取巨大利润的机会，当资本家没有遭遇重大损失的担忧同它相抵时，就不得不使用超过其价值的金钱来购买的状况一样。由于这种业务相比可能存在的“绝对安全的业务”利润要高，那么从事该业务的资本家也可能更容易发财致富。对于西尼尔的观点，马歇尔基本赞同。他在《经济学原理》中说:“当一个商人或制造商购买东西用于生产或转卖的时候，他的需要是以他预期由此所能获得的利润为依据的。这些利润在任何时间都要看投机的风险及其他种种原因而定。”^[63]只是就较长的时间段而言，一名商人或是工厂主对一件商品所能获得的利润，要看购买这一商品的消费者对它的态度，这种态度决定了该商品的价格高低。简言之，商品价格的最终决定人是消费者。

正是基于西方思想家对风险与利润关系的界定，“风险投资”才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炙手可热的概念。汉斯·兰德斯顿认为:“在社会中，我们需要以增长为本的创业企业。这些企业代表了经济中的重要力量——他们创造新事物、新运作动态、新就业机会，他创造收入——尤其是财富。”^[64]尽管在各个行业与地区当中，我们都能够发现新兴的成长型企业，但是在这些企业当中，发展潜力最大的往往是知识型与技术型的企业。它们以无形资产为立脚点，在各种飞速发展的领域中生存。但是，“这些成长型创业企业要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如何募集业务增长所需的资金、同时获得他们缺乏的发展所必需的能力、资源和交际网络。在这个快速增长的创业领域里，我们需要一个高效率的风险资本市场以提供充足的资本和管理技能。”^[65]在这些资本市场所作的投资就是风险投资。汉斯·兰德斯顿举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美国经济的活力来自于其风险投资行业的运行，这种运行把来自各个大学与实验室的新创意转化成为实际运营的科技公司，像英特尔、思科、微软、甲骨文、雅虎等新兴企业就是风险投资的产物。他由此认为:“中小型企业对于社会至关重要，而风险投资是促进其增长的重要手段。风险投资是如此重要，我们有必要了解其市场的运作方式以及天使投资人和风险投资人如何管理投资。”^[66]

凯恩斯把风险计入投资的成本之中，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投资的长期成本里包含着这样一笔金额，它能够补偿额外的成本和预期的成本。并且，他也以恰当的方法分摊在各个年度的机器设备的磨损之中。在实际的资本运动当中，商品的长期供给价格还不得不在长期成本以外再加上一笔成本，那就是“风险成本”。凯恩斯说:“放款之时期及风险，必须与投资于该设备之时期及风险相类。如果我们喜欢用“纯利率作标准利率，则长期成本之中，必须包括一第三项，可称之为风险成本，来抵补实际报酬与预期报酬发生不同之种种未知可能性”。^[67]由此推之，“长期供给价格等于直接成本、补充成本，风险成本以及利息成本之和；即长期供给价格可以分析成这几种构成分子”。^[68]与此类似，商品的短期供给价格一般等于它的边际直接成本。换句话说，当商人购买或者制造机器设备时，在他的商业预期里，直接成本的边际值同它的平均值的差额，应当可以补偿补充成本、风险成本与利息成本的总和。

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对“风险产生利润”的资本主义观点。但是，它也充分肯定了“风险投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积极作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主张积极利用“风险投资”对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以更为雄厚的物质基础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江泽民说:“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形成促进科技创新和创业的资本运作和人才汇集机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69]要做到这点，必须构建有效的风险投资机制，规范风险投资行业的运行和发展。江泽民说:“根据国外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和发展的经验，建立风险投资机制，是促进高新技术发展及其产业化的重要条件。”^[70]在此基础上，国家要加大科技领域的财政投入，从而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壮大高新科技企业的规模和实力，正如胡锦涛所说:“我们必须培育一大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71]要做到这点，必须及时制定各种合理的政策措施、激励手段与配套规定，健全各种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财政政策，优化针对高新科技企业的信贷业务，进一步推动创业型风险投资，从而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较为公平、合理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