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理论研究的论域是由理论视野决定的，那么，理论研究的深度和水平、特别是理论研究的创新程度则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有着本质联系。实验心理学之父冯特曾经说过：“自然科学史从各个方面使我们铭记在心的一个通则是：科学的发展是同研究方法的进展密切相关联的。近年来，整个自然科学的起源都来自方法学上的革命，而在取得巨大结果的地方，我们可以确信，它们都是以先前方法上的改进或者以新的方法的发现为前奏的。”[5]自然科学研究是这样，哲学研究的情况亦复如此。在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中，与人们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内部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并专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这样一种褊狭的理论视野相适应，人们所采用的主要是一种宏观的定点研究方法，即主要是对毛泽东哲学、邓小平哲学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作了较多的探索。这种研究方法的优长之处在于，它直接切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就，能够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壮丽的篇章，使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一个生动、直观而又极其鲜明的印象。然而，从学理层面上看，这种研究方法显然是把原本极其复杂的研究对象过分简单化了。在实际运用中，这种研究方法既不可能帮助人们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完整内涵和深刻意义，也无助于人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丰富内容，并因此也很难使人们发现和总结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而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研究提高到总结规律的水平，就必须突破这种单一的研究方法，创造和运用新的研究方法。
首先，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多维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是一个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和具体地应用这一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样两个层面而每一个层面又都包含着多个维度的丰富的总体。要真正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首先就必须理论地再现这一丰富的总体。为此，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在多维度上展开。其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层面上，我们不仅要深入地探讨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后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思想的丰富、完善和发展，而且也要考察和分析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其他各种不同理解，特别是国内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对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的歪曲和攻击，以及它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的发展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的影响。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然涉及如何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中国的“具体实际”等问题，并且它们构成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的核心内容，因此，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史时，我们必须具体地考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国内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对立及其演变过程。在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层面上，我们则既要充分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的毛泽东哲学、邓小平哲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继承和发展关系，也要高度重视和探讨不同时期中国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既要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宝贵经验，也要总结不同时期人们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正确思想，在实践上错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深刻教训。
其次，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微观个案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艰辛探索的结果，它凝结着一代又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血和智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中，无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都作出了自己的独创性贡献。不了解他们每个人高度个性化的哲学创造和理论贡献，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从而也不可能真正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换句话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研究提高到总结规律的水平，就必须使上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多维度研究进一步深化到微观个案研究的层次，深入地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各个阶段上一些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考察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独特贡献，弄清他们个性化的哲学创造的实现过程及其留下的经验教训。在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受到宏观定点研究方法支配的情况下，人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微观个案研究。例如，在毛泽东哲学的研究上，正如对待整个毛泽东思想一样，人们一般都强调毛泽东哲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集体智慧，至于毛泽东哲学中哪些内容是毛泽东本人的哲学创造、哪些内容是其他人的理论贡献，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其实，不对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艾思奇等一系列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及毛泽东本人的哲学思想作深入的微观个案研究，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毛泽东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中的地位，也无法真正说明何以只有毛泽东才能集中全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智慧而创立毛泽东哲学，从而也就不可能通过毛泽东哲学的研究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
再次，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外两方面的比较研究。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找出相似思想文化现象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有助于我们发现思想文化现象变化发展的规律。要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也必须高度重视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中，这种比较研究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不同阶段上的代表人物以及同一阶段上不同代表人物之间的比较研究。显然，这种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内部的比较研究，是以前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微观个案研究为前提和基础的。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同时期代表人物的思想进行深入的微观个案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他们的哲学创造和理论贡献的比较研究，我们就能够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该坚持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中一些共同的经验教训。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形式的民族化之间的比较研究。20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过程中出现的其他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形式，如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朝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越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虽然它们所经历的发展道路各不相同，在理论视角、所关注的问题及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方法等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但它们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和方面，因而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必然在若干重要方面有一些共同或相似之处。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形式的民族化如苏俄化、东欧化、朝鲜化、越南化等的比较研究，是以世界视野、世界眼光观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内在要求和具体表现。这种比较研究，不仅可以为我们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提供外部参照，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认清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特殊规律，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普遍规律。
【注释】
[1]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1471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4]参见许全兴等：《中国现代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07页。
[5]唐钺：《西方心理学家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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