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泰斗 大师风范——敬贺陶德麟先生八十华诞
邓喜道
陶德麟先生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重要地位是众所周知的。从1956对前苏联《简明哲学辞典》的批评到执笔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从积极参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主持编辑出版《李达文集》，从创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和国家重点学科到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陶先生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事业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也因此被同行专家誉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最前沿的、最有影响的前辈学人之一”。
陶先生的学术生涯是与武汉大学哲学系(如今的哲学学院)的发展紧密相联的。1956年李达先生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以后，陶先生先担任李达先生的科研助手达13年之久，而后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含冤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8年，直到1974年重新回到武汉大学哲学系工作至今。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陶先生继承并发扬了李达先生开创的优良学术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里辛勤地耕耘，为把武汉大学哲学系建设成为国内外一流学术水平的哲学系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陶先生既重视学科建设，又重视人才培养工作。在学科建设上，陶先生既注重武汉大学哲学系学科门类的全面建设，又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指导地位。在陶先生及哲学系各位同仁的努力下，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建设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在人才培养上，陶先生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先生指导的许多硕士生、博士生如今都已成名成家。陶先生“丹心育桃李，倾情铸华章”的大师风范令人敬仰。
我初次感受陶先生的大师风范是在2002年夏天。那年5月，我参加武汉大学哲学系2002年博士生招生面试，在我简单地介绍了自己读硕期间的一些研究体会后，陶先生态度和蔼的点拨使我茅塞顿开，对以前学习中感到困惑的问题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当时，陶先生的循循善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我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学习，有幸在汪信砚老师门下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学位，在学业上得到了汪老师的精心指点。同时，我也进一步领略了陶先生宽宏仁厚的大师风范。每当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学位论文开题或答辩时，只要陶先生参加，他就总是提前到场，从未迟到，这种遵时守约的作风折射出陶先生为人师表的高风亮节。在学生开题或答辩过程中，陶先生经常高屋建瓴、和蔼可亲地为学生指点迷津，使许多学生忐忑不安、困惑不已之心豁然开朗，既找到了研究的方向与路径，内心也多了几分充实。记得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时，陶先生语气缓和地指出了我论文提纲中的逻辑结构问题，并进一步指出了当前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一些不良倾向，告诫我们要自觉地克服它们。陶先生的教诲让我如沐春风，对我的学术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指导作用，使我获益良多。
回顾我所知道的陶先生的学术生涯和人生经历，有太多的事迹反映出先生作为学界泰斗的大师风范:先生倾心尽力、宽厚仁慈地指导学生，提携后辈；先生殚精竭虑地钻研学术，建设学科；先生积极努力地开展学术活动，造福人民；先生即使遇到艰难困苦，也总是想法设法克服困难，认真负责地完成为人师者的各项工作。
值先生八十华诞之际，敬祝先生:
文如长江水，源远流长！
寿比南山松，苍翠不老！
(作者系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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