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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调节

时间:2022-11-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现代社会是高速运行的社会,客观上突出了社会的调节、控制和管理。因此,无论马克思还是其他现代化论者,在谈到现代社会发展时,都要论及社会的调节、控制与管理。正因如此,社会常常出现剧烈的动荡,以致社会发展运行常常受到很大挫折与影响。无论是价值规律,还是平均利润率规律,对于社会生产和流通均具有调节作用,但在马克思看来,这些规律都是作为某种自发的力量来盲目地起作用的,因而这种调节的作用是有限的。

三、现代社会的调节、控制与管理

现代社会是高速运行的社会,客观上突出了社会的调节、控制和管理。假如在这些方面出了问题,发展将会出现严重曲折与障碍,甚至走向夭折。因此,无论马克思还是其他现代化论者,在谈到现代社会发展时,都要论及社会的调节、控制与管理。马克思关于这些方面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的分析,即对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相互关系的分析之中。这些分析尽管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直接研究对象的,但它对于任何现代社会发展均有普遍意义。

1.现代社会的调节

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几百年、几千年一贯制,人们的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比较单一,分工不发达,无社会化生产,因而并不突出社会的整体调节与协调的问题。像西方的封建社会以及东方的亚细亚社会,大多是以庄园和村社为生产、消费单位,封建领主和村社家长完全承担了庄园、村社的组织协调功能。尤其是在亚细亚社会中,人们的大部分行为都与家系有关,家长负责家庭成员的行动,而村长则有权监督家长的品行,一切都是那么有条不紊的,根本用不着专门的社会组织来组织、协调村社及其成员的行动,自然也用不着进行各社会组织之间以及组织内部的协调。当然,在这样的传统社会中,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超出村社范围内的社会矛盾与问题,但这些矛盾与问题往往是通过周期性的“乱——治”得以解决的,而不是通过社会有组织的、经常的协调予以消除的。正因如此,社会常常出现剧烈的动荡,以致社会发展运行常常受到很大挫折与影响。像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就是在乱与治的不停动荡中度过的,这种动荡过程尽管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在更大程度上是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影响了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其历史意义就在于结束了这种“乱——治”的循环周期,使社会步入了正常运行的轨道。

另外,还要指出的是,在传统社会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也不像现在这么突出,人与自然的关系用不着多少调节。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的生产能力还是比较低下的,相应地,人对自然的征服作用也还是比较弱小的,因而不至于引出今天这样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等。即使在一定时期内,某些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受到人为的破坏,但经过一段时间,这种“创伤”会通过自然界本身的休整而得到医治,所以用不着把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以致像今天这样敲起“警钟”。

而在现代社会,社会调节与协调的问题则日益突出起来了。且不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大工业下日益紧张起来,更主要的是经济生活的矛盾逐渐复杂起来。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只要是商品经济,只要是社会化生产,本身就蕴含着经济失衡、经济波动乃至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首先,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本身就潜藏着经济危机的可能。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时就谈到,在货币出现之前,商品交换是直接的物物交换,买就是卖,卖就是买,时空上是统一的。而货币一旦加入流通,便使商品买卖在时空上发生了分离:卖者不一定马上就买,或者不一定在此地买,这就使一部分人的商品卖不出去。如果这部分商品卖不出去,其价值和使用价值就都不能实现,其中所耗费的私人劳动就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于是流通就会中断,一部分生产能力将闲置和浪费。所以,货币交换“这个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10]另外,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时,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锁链与抵消支付的结账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如果某一环节上出了故障,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引起整个链条的混乱,造成整个信用的崩溃。这在商业信用制度普遍建立、商品生产与货币交换普遍发展的情况下尤为明显。

其次,社会化生产本身也包含着经济失衡的危险。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讲的两大部类模式,实际上就指出了社会化生产比例失衡的问题。在传统农业社会,因为生产比较单纯,产前产后关系都很清楚,原料、工具的供给很简单,消费渠道单一,且生产分散、规模不大,因而比例问题不突出,导致经济失衡的可能性不大。而到了现代社会,由于现代大工业的产生,单部门经济变为多部门经济,部门比例和经济平衡的矛盾越来越大。一方面,社会分工的广泛发展大大增加了部门之间的物质交换的频率与数量,各部门相互提供的产品品种、数量越来越繁多,完全成比例和长期不变的平衡根本不可设想;另一方面,社会化生产采取商品的形式,再生产的条件问题就转化为市场实现条件问题了。它要求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不仅在总量上要平衡,结构上也必须平衡。尤其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比例是不断变化的,是需要不断调整的。如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不仅在总供给上应该满足相互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而且在生产资料部类的剩余产品中,用于积累的部分在实物上必须分为为第一部类追加的生产资料和为第二部类追加的生产资料两个部分,这两部分在价值量上要恰好满足两大部类的要求。否则,将会比例失调,限制生产健康发展。

既然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已经潜伏着经济失衡、经济波动以至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那么,如何对这种经济生活加以调节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整个经济生活主要是被“看不见的手”左右着,价值规律、平均利润率规律等就是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器。如价值规律除了表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个别商品的价值外,还表现在要求把社会总劳动时间按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商品的生产上,即商品的等价交换是以商品供求平衡为前提条件。又如平均利润率规律,使得社会中各生产部门的不同利润率由于部门间的竞争而趋于平均化。投入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在剩余价值率相同的条件下,会因资本有机构成和周转速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利润率,资本家为追求高额利润,势必要把资本从利润率低的部门转到利润率高的部门。这样,原来利润率高的部门由于资本的大量转入,生产的商品便供过于求,价格下跌,利润率下降;而原来利润率低的部门,却因资本的大量转出,商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利润率上升,各部门的不同利润率就在这种竞争中趋于平均化,从而形成平均利润率,使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无论是价值规律,还是平均利润率规律,对于社会生产和流通均具有调节作用,但在马克思看来,这些规律都是作为某种自发的力量来盲目地起作用的,因而这种调节的作用是有限的。正因如此,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摒弃了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由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生活,依靠政府来调节经济,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如国家直接进行投资,增加公共开支,政府采购,对资本家实行补贴、减税、降低利息率等,以刺激私人投资。这些方法固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瘤疾,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起到了调节和促进的作用。

资本主义虽然因其固有的矛盾不可能真正彻底解决社会协调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并没有因之而逐渐衰落下去,反而表现出一定的生命力。对此,究竟怎么解释呢?应当承认,马克思对当时资本主义的认识确实有些简单化的地方,他过多注重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推论,以致作出了某些不太切合实际的预言与解释。但是,也不能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思想,这些思想直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跟踪马克思的分析思路,可以发现,资本主义之所以还有一定的生命力,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经济调节尤其是所有制形式的调节,使生产资料的占有制与劳动社会化的矛盾得到了某种缓和,从而也使社会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得到了一定缓解。这种调节主要是通过这样两条渠道进行的:

一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占有、支配、使用逐渐走向分离。资本主义在它所走过的三百多年历程中,曾经经历了一个从传统所有制到现代所有制的重大转变。在传统的所有制下,即在资本主义初创以及刚刚确立时期的所有制下,各种资本家都把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视为独立从事物质生产并获得全部经济利益的条件,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占有、支配、使用上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每一个资本家都垄断着自己生产资料的直接占有和支配权,这样,其生产资料便只能为个人所享用,而不能为社会根据社会生产的需要而占用。如果这种关系不加改变地一直发展下去,那么,不可避免地发生生产资料的资本占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尖锐对立,直至很快达到爆破原有“外壳”的程度。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所有制并没有朝着这个方向一直发展下去,而是采取了某些改变的形式,最重要的就是实现了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的分离。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这样的分离就已经出现。尤其在股份公司出现之后,这种分离更为加剧。“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11]因此,随着资本从个体所有制、联合所有制到国家垄断所有制形式的发展,资本主义所有制尽管其基本性质未变,但它不再限制社会对其生产资料的占有和支配,而只是对实际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的当事者形成一种财产约束。其他社会生产组织或资本集团只要向生产资料所有者支付财产收益,便可实际占有和支配其财产。这种变化无疑使资本主义所有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它既使得生产组织者能够从全社会范围内获得生产资料的占有和支配权,从而能够实现生产资料的流动,进行比较合理的资源配置,又使得生产组织者或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不仅可以从本单位的生产资料中获得,而且也可以从其他单位的生产资料中获得,从而在经济利益上得到某种调整。因此,随着所有制形式的改变,资本主义的矛盾尽管没有改变,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调整,这就使现代资本主义机体获得了一定生机。

二是整个社会生产从无序走向有序。资本主义确实存在着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对立,只要资本主义存在,这种对立就难以消除。但是,这种对立也是在发生变化的。事实上,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资本主义在整个社会生产上就开始出现了从无序向有序方向发展的苗头。恩格斯当年在整理《资本论》第三卷时,就针对马克思关于股份公司的论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自马克思写了上面这些话以来,大家知道,一些新的工业企业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一定部门的大工业家会联合成一个卡特尔,以便调节生产。……在有些部门,只要生产发展的程度允许的话,就把该工业部门的全部生产,集中成为一个大股份公司,实行统一领导。”[12]尤其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以来,各资本主义国家面对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经济联系的日趋复杂,特别是面对现代科技革命的挑战,都增大了国家所有制的比重,使整个社会生产愈来愈趋向组织化、计划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社会生产得到了适当的调节。

2.现代社会的控制

现代社会是急剧变革的社会。在急剧变革时期,引出的社会问题往往是连带的、巨大的,一旦失控便不可收拾。所以,现代社会越是发展,越需要加强控制。正如一列火车,越是高速运行,越是需要严密控制;否则,所带来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正因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创作中,对现代社会运行中的控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思想。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现代社会的控制主要涉及经济过程本身的控制、社会政治生活的控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控制,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控制体系。

经济过程的控制涉及的方面非常之多,它包括社会生产各种比例的控制、劳动产品供需的控制、劳动力供求的控制、产业结构的控制、经济结构的控制、资金周转与循环的控制,等等。在整个社会控制体系中,经济控制始终处于基础的地位。假如经济生活出现失控,那么整个社会生活将会混乱一片。加强经济领域的宏观调控,这是任何社会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的一个起码前提和必要环节。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13]之所以要建立这种联系,就在于唯此才能保证社会生产各种关系、比例的协调,克服“瓶颈”,加速运行。因此,“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14]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规律的表现形式主要在于:“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15]而在“未来社会”,这种发展的盲目状态可能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控,使得“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16]

社会政治生活的控制是保障变革过程中社会秩序、社会稳定的先决条件。离开稳定的社会秩序,正常的社会发展无从谈起。就其根源来看,社会政治生活的控制主要是现代经济发展引起的。第一,经济发展要求政治体系高度统一。现代社会经济联系的范围日益扩大,在客观上要求政治力量本身也要相应扩大,以形成政治生活的高度统一或完备的一体化。如西方大约在15—17世纪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要求有统一的币制、立法和司法体系,于是就产生了封建专制君主政制。适应这种需要,一些国家后来也纷纷结束了封建割据,成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当然,政治一体化并不是简单形式上的民族国家的成立,而是应当包括一体化的权威体制、一体化的法律体制、一体化的司法体制、一体化的行政体制等。不具备这些条件,政治生活的统一便无从实现。第二,经济发展要求政治体系具有合理的结构。在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是比较简单的,而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这种要求日益复杂起来,以至发展到现在对经济、税收、法律、福利、金融、财政、货币、信息、能源、生态环境、消费保护等各个方面的要求。要满足这些要求,政治体系就必须有完善的分工和专业化,形成合理的结构,即政治体系应当层次分明,权限分明,体制完善、指挥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应付经济发展提出的多方面的要求,适应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的变化。第三,经济发展要求政治体系发挥更大的功能。生产社会化规模的扩大,经济联系的复杂,要求政治体系必须在经济活动中承担计划、控制和干预的职能。政治功能化就意味着迅速有效的政治反应、高度的行政能力和准确适度的政治活力。社会政治生活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政策、法律、行政权力等形式来予以实施的,但社会道德规范、社会舆论、文化价值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人与自然关系的控制主要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近代工业发展以来,对科学技术的滥用极大地破坏了自然本身的平衡。马克思当年就已经看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对自然的掠夺性使用,使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出现了“对未来的预支”,而且,这种预支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真正的预支”。[17]既然对环境的破坏严重威胁到社会发展和人的生存,因而加强这方面的社会控制势在必行。如何加强呢?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性质决定了控制的有限性,唯有在“未来社会”才能实行真正的社会有效控制,这就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8]显然,这种社会控制过程是以社会化的、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控制主体,以合理调节和共同控制为实现机制,以最小消耗和最适合人类本性为控制目标。实现这样的社会控制,无疑有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推进社会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不发达国家向现代化过渡的过程中,原有的社会结构程度不同地走向解体,而新的社会结构还未建立和完善起来;而且,由于这些国家在推行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特有的规模与速度问题,增加了社会动荡,这就使社会控制问题变得异常突出。从历史与现实来看,一个社会要平稳而有效地实现过渡,建立有效的控制与协调机构是必不可少的。在这当中,政府的控制与协调作用尤为突出。假如政府缺乏有效的控制,社会将陷入一种无序的以至解体的困境之中。在这种困境中,已经获得的现代化成果将丧失殆尽,社会成员将遭受更大的悲惨与痛苦。

3.现代社会的管理

虽然说任何社会都离不开管理,但严格意义上的管理只有在管理职能从社会各种职能中独立和分化出来之后才形成。史前的人类社会,经历了数百万年的历史发展。在如此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社会组织形式经历了从氏族到胞族再到部落的发展过程。对于这三种社会组织形式的管理状况,恩格斯曾经这样指出过:“这三种集团代表着不同层次的血缘亲属关系,每个都是闭关自守,自己的事情自己管理,但是又互相补充。归它们管辖的事情,包括低级阶段上的野蛮人的全部公共事务。”[19]可以看出,这种管理是未经分化的统一管理。当人类从原始社会走出来之后,原来未分化的统一管理开始出现了分化。但由于长期自然经济的实行,这种分化是非常有限的,公社式的、家长式的一揽子管理方式依然占居支配地位。这种管理方式根本不能与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同日而语。

现代管理的产生是现代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现代社会的生产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个体小生产,而是社会化的大生产。“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20]正是社会化生产过程中这种指挥上的需要,产生了生产上的管理职能。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种管理职能日益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与此同时,管理者也逐渐从“总体工人”中分化出来,形成为一种“特种的雇佣工人”。因此,资本的管理首先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各种“按照军队方式一律用钟声来指挥劳动的期间、界限和休息的详尽的规定,决不是议会设想出来的。它们是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从现存的关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21]

既然社会化的大生产需要指挥、监督和管理,这就必须突出权威的重要性。因为没有权威,生产就无法组织进行。在这里,管理与权威是不能截然对立起来的。对此,恩格斯在评论巴枯宁派反对一切权威的观点时曾经这样嘲讽地指出:“这些先生是怎样滥用‘权威的’这个字眼的。如果他们是工人,而不是资产者、新闻记者等等,或者,如果他们哪怕是稍微研究一下经济问题和现代工业的条件,那么他们就会知道,不强迫某些人接受别人的意志,也就是说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请试试看,在没有领导,也就是没有权威的情况下让巴塞罗纳的某个大工厂去进行生产!或者在不能肯定每一个工程师、司炉等等在正是需要的时候坚守自己岗位的情况下去管理铁路!”[22]从此意义上说,越是现代化大生产,越需要强调权威。但是,强调权威并不意味着主张专制,二者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权威与自由意志相对立,专制则是与民主相对立。现代化生产只能与权威相融,而不能与专制联姻。

对于现代社会的管理问题,马克思总是将其提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予以具体分析。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管理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资本主义的管理,而资本主义的管理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指挥、协调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另一方面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作为后一种职能,它是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目的决定的。资本尽可能多地增值,就需要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而要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就要加强对工人的强制、监督和管理,以把他们置于资本的统治之下,为资本增值服务。所以,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按照这种管理二重性的理解,真正的民主管理只有在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及其管理上的对抗性质、专制性质不复存在了。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1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4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8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8~359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7~39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2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4~49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92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4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20~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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