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邓小平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党的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邓小平理论属于社会政治意识范畴。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根植于现实的社会生活，是现实社会生活的产物。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则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根植于当代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的邓小平理论，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当代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一、从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看，邓小平理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不断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成为指引当代中国人民胜利前进的伟大旗帜，指引着中国党和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邓小平强调:“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⁵²⁾，“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⁵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再度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峻局面，首先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支持和领导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大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在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强调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思想路线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因此，全党都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全党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宣言书。后来，邓小平又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⁵⁴⁾从而明确提出了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为全党坚持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奠定了坚定的思想基础，也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思想条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把过去那些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方针政策，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则的教条式的理解和认识，坚决纠正过来，并从这些不正确的政策和思想束缚中彻底摆脱出来，使我们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真正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要求，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大意义之所在。”⁽⁵⁵⁾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起点，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贯穿于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也是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逻辑起点，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贯穿于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的每一个基本原理，每一个基本方面，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都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基本精神。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在深刻分析当代世界特别是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一国两制”构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思想、依法治国思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思想、新时期执政党建设思想，等等。所有这些，无一不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运用和集中体现，无一不是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反映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客观规律，并为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实践所证明的科学思想。这些富有创造性的思想观点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是，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各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其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就在于它是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的，是在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又是发展的理论，其发展的深刻内涵，就在于各国共产党人把它的基本原理与时代变化的特征相结合，与处在变化了的时代中的各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对时代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新的回答，得出新的科学的结论，从而不断出现用“新内容、新思维、新语言”写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版本”。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总体来说，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当然，这个体系还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

在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指引下，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实践，大胆创新，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加快发展，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引导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现代化、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

二、从中国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看，邓小平理论从无产阶级政治、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特别是社会主义本质内容和根本任务的高度，阐明了社会主义中国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奠定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的思想理论基础，保证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从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战略决策的实现。

自夺取全国政权并在全国范围内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中国共产党曾经先后两次作出了关于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的战略决策:一次是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一次是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两次战略决策的内容基本相同，但实施情况和结果却迥然不同。由于种种原因，在1957年以后的20多年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八大政治路线没有得到始终如一的坚持，党的工作重点未能真正实现向经济建设的转移，致使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生活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本已存在着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等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错误口号，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解决了1957年以来没有能够解决好的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完成了党在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而这次党和国家工作重点之所以能够顺利实现向经济建设的转移，是与邓小平在这方面所作的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分不开的。换言之，邓小平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分析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基础上，所作的关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的理论思考，奠定了这一转移顺利实现的思想理论基础。

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的理论思考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

其一，什么是我国当前最大的政治?如何认识和处理人民民主专政下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这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正确确定党和国家工作重点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对此，邓小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联系我国具体实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多次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在1978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强调: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在同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明确指出: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在1979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的科学论断，并且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代表着人民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能否实现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之，不从现代化建设这个实际出发，不搞好现代化建设，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同年10月，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对什么是我国最大的政治，特别是如何处理经济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以及解决政治问题的主要方法等问题，作了较为集中的论述。他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他强调指出，各级党委的中心是经济工作，当然除了抓经济工作，还有很多其他工作，如学习理论等。但由于很多问题都涉及经济方面，因此应当结合各单位实际，插到经常性工作主要是经济工作里面去做。他特别说到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之间、政治问题的解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指出:“政治工作是要做的，而且是要好好地做。但是，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他认为，很多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在此基础上，他明确提出了“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新思路。⁽⁵⁶⁾邓小平关于经济建设是我国最大的政治，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以及政治问题主要从经济角度，用经济办法来解决的论述，一扫以往人们脱离经济、脱离实际谈论政治、搞“假、大、空”的唯心主义风气，对于清除过去一些年间“空头政治”盛行造成的恶劣影响，帮助人们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观，把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其二，什么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认识和处理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科学分析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重新肯定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明确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⁵⁷⁾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由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的论断，并且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则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正确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邓小平多次指出，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搞好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这是我们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靠自己的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⁵⁸⁾反之，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大力发展生产力，我们所面临的各项任务就会因为缺乏必要的物质前提而不能完成，我们的事业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邓小平同志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⁵⁹⁾这就解决了过去多年间存在着的党对工作重点的要求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相互脱节、彼此矛盾的状况，使党的工作重点与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完全一致起来，从而保证了党的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转移的顺利实现。与此同时，邓小平对长期以来困扰我们党并直接影响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的阶级斗争问题也作了正确评述。他指出，由于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⁶⁰⁾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我们应当认清其特点，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正确地解决它，防止它的蔓延和激化，以便保证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保证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和轨道运行。但是，绝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的以上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问题指明了方向，对于防止和避免因国际国内发生某些突发事变而轻易改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确保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始终放在经济建设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其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但要把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搞清楚，不能再模模糊糊地干社会主义了，否则社会主义事业就要遭受挫折，就体现不出优越性。他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⁶¹⁾他认为，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是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中“最重要的一条”。⁽⁶²⁾只有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坚持社会主义。而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不仅正确提出了要搞清楚社会主义本质这样一个事关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前途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而且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反复思考、不断探讨这个问题，逐步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观点。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⁶³⁾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也是对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所作的最高层次的理论思考。与此同时，邓小平还阐述了一系列观点，其中主要有: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要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致富不是罪过。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力发展生产力，在此基础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不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就只能是空想。

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大多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首先胜利的事实，邓小平特别强调了发展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国家摆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根本途径，是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手段。他指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⁶⁴⁾

由于邓小平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思考中，紧紧扣住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环节，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坚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社会主义制度下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统一，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的统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过程和最终目的的统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和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目标的根本手段的统一，因而给习惯于用阶级斗争观点、方法来观察、思考、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种种问题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认识比以前清醒了、清楚了，对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大大深化了。这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担负着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重任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可谓至关重要。既然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内容的核心，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就应该一切从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出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制定各种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政策，以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衡量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政策、方针、办法均可大胆采用，一切有可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办法、方法均可试验，而不用在姓“社”姓“资”上争论不休。这就大大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生产力观念，弥补了建党以来党内长期存在着的生产力观念比较淡薄的缺陷，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人们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比较快的发展道路创造了必要的思想前提。

此外，邓小平还从国际大背景高度，对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的问题进行了思考。他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现在世界上各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经济力、科技力的竞争。中国要想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并发挥更大作用，必须抓住有利时机，加速发展经济，尽快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力争在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否则，中国将会更加落后，国家、民族将难以生存与发展。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新的世界大战短期内打不起来，这使我国有一个相对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可以集中力量抓本国的经济建设。这些就是我们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必须也有可能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的国际因素。

基于以上思考，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向现代化建设转移的战略决策后，在各种场合反复告诫全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要“横下心来”、“放开手脚”、“坚定不移”、“始终如一”、“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同心同德”、“一心一意”，狠抓经济建设，“把经济搞上去，把生产力搞上去”。

邓小平的上述思考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接受，成为人们的共识。从而奠定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顺利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的思想基础。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的顺利实现，整个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很大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三、从当代中国的发展动力看，邓小平理论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从而指明了一条较快较好地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道路，开创了在改革开放中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是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怎样发展?怎样才能较快较好地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这是邓小平在解决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问题的同时所思考的又一个事关中国发展的重大问题。邓小平的结论是:改革开放是发展生产力必由之路，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邓小平说:“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⁶⁵⁾邓小平不仅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就在全面整顿中实行改革，而且在1978年10月明确提出全面改革问题。他指出:“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⁶⁶⁾两个月后，他又进一步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⁶⁷⁾

正是基于对传统体制弊端的深刻反思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确定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同时，就制定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⁶⁸⁾对内搞活也是对内开放，通过开放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开放是改革的一个内容，开放也是改革。他强调:“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⁶⁹⁾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才能为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奠定基础，才能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否则，社会生产力就不能长期持续稳定的发展，人民生活就得不到明显改善，国家的综合实力就得不到显著增强，社会主义也不能真正坚持。总之，“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⁷⁰⁾。要坚定不移地在改革开放中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改革来解放生产力的问题。他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⁷¹⁾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等重要命题。邓小平所说的这场革命，既不是传统意义上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统治的暴力革命，更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所谓“革命”，而是具有新的时代内容的特殊的社会革命。即:它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是就改革所引起的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的一种革命。它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对社会制度具体运行形式、具体组织方式的革命。“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⁷²⁾邓小平把改革开放提到“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高度，目的在于帮助全党全国认识改革对于中国命运和社会主义命运的决定性意义，克服在改革开放中难免会出现的种种疑虑，增强坚持改革开放及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紧迫感和自觉性，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时代大潮，在改革开放中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鉴于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及其性质，邓小平提出了“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改革方针和策略。他认为，十二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进行改革，是一个崭新的事业，是一场大的试验，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风险，也可能要引起这样那样的风波，但是，要改革就要准备承担风险。要看到“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有了这样的信心，才能有恰当的决策”⁽⁷³⁾。他强调，要坚定改革的信心，要准备承担风险，同时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及时总结经验，“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这是指导改革的一条重要方针。“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⁷⁴⁾邓小平认为，干革命搞改革及做任何大事情，都有一个胆略问题。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⁷⁵⁾“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⁷⁶⁾他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盛行的一些东西，如证券、股票等，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改革不能前怕狼后怕虎，畏缩不前，不能因循守旧，四平八稳，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像小脚女人迈不开步子，那样就走不了路。不能坐以论道，争论不休。改革要抓住机遇，争取时间。邓小平坦言道:“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⁷⁷⁾他认为，应该相信我们国家和人民承担和抵御风险的能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这种能力将会进一步增强。

邓小平在强调改革开放要有胆略和要敢于冒风险的同时，也强调要讲科学，讲策略，而不能不顾条件急于求成。他指出，改革涉及亿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这就要求在处理具体事情时要谨慎小心，避免犯大的错误。“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⁷⁸⁾要做到比较稳妥，一是要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不背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二是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集思广益，制定和实施稳妥的方案和步骤；三是要注意及时总结经验，每走一步都要掂一下，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事要慢一点，哪些事还要改一改。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不妥当的方案和步骤要及时改正，不使小的错误发展成为大的错误。四是要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五是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

邓小平关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等精辟论断，关于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的论述，关于改革的具体方针和政策及原则的思考，构成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改革观。它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这个大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这一思想指引下，中国进行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使社会主义中国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呈现出崭新的局面。

四、从当代中国的对外关系看，邓小平理论基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科学判断，丰富和发展了新中国一贯所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赋予当代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以崭新的内容，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据此制定并实行了对外开放这一长期的基本国策，推动了中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在对当今国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基础上，邓小平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要问题这一论断。他在1985年的一次谈话中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⁷⁹⁾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或当今时代主要问题的论断，是对世界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和根本走向作出的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它抓住了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依据之一。它和它所包含的重要思想，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创造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坚持正确的外交政策，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方针和国际战略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确立的，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针和政策也是在这一基础上确立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⁸⁰⁾

基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要问题的科学判断，邓小平从两个方面阐述了社会主义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思想:一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二是对外开放。

关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邓小平着重阐述了以下观点: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是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争取和平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二是以独立自主为根本原则和立足点；三是在国际事务中奉行真正的不结盟战略；四是在处理国家间关系问题上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五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六是积极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七是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中国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八是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中国共产党同各国政党新型的党际交流与合作关系，以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九是实行灵活务实的外交战略。邓小平对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坚持和发展，指明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方向。这一政策的实施，捍卫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关于对外开放。开放相对于关门而言。关门有两种，一种是对国外，一种是对国内。两种关门都不行，都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与关门截然相反的，就是开放。解除地区间、国家间的经济封锁、禁令和限制，在广泛的经济交往与合作中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开放的主要内容。邓小平指出:“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⁸¹⁾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使我国社会生产力踏上更快更好发展道路的双飞翼。如果把对内搞活经济，改革经济体制称作改革开放的“国内篇”，那么，对外开放则无疑是改革开放的“国际篇”。

邓小平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角度，论证了对外开放的客观必然性。指出随着国际分工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当代世界经济更加紧密结合，经济全球化更加发展，各国经济实力的消长与联合使世界经济格局逐步走向多极化。因此，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现在的世界经济是开放的世界经济。在这种国际大趋势下，“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⁸²⁾。对外开放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任何国家要发展，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谋求广泛的国际支持与合作，中国当然不能例外。中国的经济发展只有同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融合起来，顺应这一大趋势，积极走向世界，才能得到不断发展和壮大，才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迎头赶上。

邓小平从我国近代以来落后的原因，特别是数十年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角度，论证了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必要性。他回顾了数百年来中国闭关与开放的历史，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⁸³⁾。

邓小平分析了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由可能性转为现实性的条件，指出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国内局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国际上看，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已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包括美、日、德等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加上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要问题，新的世界大战短期内打不起来，对外开放的国际条件比过去好得多。从国内来看，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面拨乱反正，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切，都是毛泽东在世时所没有过的条件。它为我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极好的时机。此外，我国十二亿人口的大市场被公认为世界最有潜力的市场之一，其巨大潜力正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而日益发挥出来，成为现实的大市场。我国地大物博，自然资源丰富，其中相当一部分因缺乏资金、技术，尚未得到有效地开发利用。我国人口众多，人民聪明勤奋，劳动力充裕且成本低廉，随着科技教育文化的发展，劳动者素质正在不断提高。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已经形成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拥有可观的物质技术基础。此外，我国政权坚强有力，社会稳定，等等。这一切，对于正在为其资金和技术寻找新出路的西方发达国家具有明显的诱惑力，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使我国在与各国经济交往中，有可能做到平等互利，优势互补、互换，从而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所有这些表明，我国不仅有实行对外开放的必要，而且也确实具有对外开放的可能和必备条件。对外开放势在必行，亦为可行。

关于实行对外开放的长期性，邓小平着重从中国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角度进行了论证。他指出，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较低，缺乏建设资金、先进技术和现代化大生产管理经验，需要我们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往，吸收外国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来帮助我们发展，以便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得快一点，好一点。因此，对外开放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需要，与我国现代化发展目标是一致的。“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⁸⁴⁾因为我国在1980年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到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需要20年。以后，再需要约50年的时间，才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到那时，“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⁸⁵⁾。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也就是说，不仅我国现代化发展目标决定了对外开放的长期性，而且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也决定了我国对外开放的长期性。

鉴于许多人担心对外开放会冲击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既要看到对外开放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带来某些消极影响，同时也要懂得，这比起利用外资加速发展的积极效果，毕竟要小得多，危险有一点，但这并不可怕。“因为从政治上讲，我们的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有能力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从经济上讲，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工业、农业、商业和其他方面已经建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⁸⁶⁾因为对外开放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这个前提下进行的，是受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制约的。“因为我们的承受能力比较大，加上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即使有一些消极的东西也不会影响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⁸⁷⁾，不会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会导致资本主义。通过对外开放，利用外国资金、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加速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使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得更强大。总之，对外开放归根到底有利于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胆子要大，要坚决，要扩大开放。

关于对外开放的对象、形式、范围和步骤，邓小平提出，我国的对外开放，不受别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限制，也不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而是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和矛盾，面向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全方位开放，其中包括对西方发达国家、前苏联东欧国家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我们只有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科学、技术、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才能使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处于一个高起点上，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对外开放不能仅限于对外贸易一种形式，还应包括引进外国资金、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开展国际技术交流和转让，引进外国智力，开展国际人才交流，提供国际劳务合作，发展国际旅游，等等，以便多渠道、多样化地发展对外经济联系。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各地发展不平衡，条件不一样，因此，在实施全面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可能一哄而起，一步到位，而只能采取先试验再推广的积极稳妥步骤。具体来说，第一步是建立经济特区，第二步是开放沿海地区，第三步是开放沿江地区，第四步是开放沿边城市和内陆省会城市。经过这样由点到线、由线到面、从南到北、自东向西、从外向内、逐步推进的过程，形成一个沿海、沿江、沿边为线，内陆省会城市为中心地带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

为了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邓小平提出并阐明了我国在对外开放中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其中主要有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平等互利的原则，“两手抓”的原则，等等。

以上关于社会主义中国对外开放的必然性、必要性、可能性、长期性，关于对外开放的实施对象、渠道、形式、步骤，关于对外开放中必须坚持的原则，等等，构成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当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完整思想。这一思想为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理论指导。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和政府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予以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经过20年实践，我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对外经济贸易交流和技术合作有了很大发展，这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对外开放与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相得益彰，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对外开放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视野开阔、观念更新、思想活跃和文明程度提高等诸多好处，这对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素质将发挥久远的积极影响。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顺乎世界潮流、合乎亿万人心的正确决定，是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总之，邓小平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也是极其巨大而深远的。这一影响不仅已为今天的中国发展所证实，而且将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进一步显现出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已经能够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理论。

(丁俊萍，原载《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