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理论

11　如何理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理论？

要点分析

(一)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要夺取国家政权，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去实现。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和战争解决问题。在近代中国，无论是农民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曾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开展革命斗争，建立自己的政权，但都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吸取了近代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终于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之所以要开辟革命新道路，其原因如下：

1.“城市中心论”在中国行不通。

在执行武装夺取政权这一原则的前提下，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走城市暴动的道路；另一条是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应当说，中国革命战争所走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正是不断地批判并最终抛弃城市暴动道路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人执行“城市中心论”的三起三落：第一次是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以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号召举行全国范围的武装暴动，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在这次号召下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来均告失败。第二次是1930年6月，以李立三为代表，又一次大规模推行以城市为中心的总暴动方针。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要求各部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结果，这一决议只推行三个月，便遭失败。第三次是从1931年至1934年。在王明主持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把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说成不是左倾而是右倾。认为直接革命形势不是已经过去而是继续存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他们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急于要求打中等城市和大城市。他们甚至宣称当时的苏区与国民党政权是“大国对大国”“大军对大军”，结果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迫进行长征。

血的教训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外反动势力十分强大，武装起来的革命力量较为弱小，而反动势力又长期占据中心城市，要夺取革命胜利，实行以城市为中心进行武装暴动的传统模式是行不通的。

2.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

第一，中国的武装斗争必须依靠农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战争。因此，中国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派遣自己的先锋队深入农村，发动农民，依靠农民，武装农民，坚持农村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关键。

第二，由于强大的反动势力占据了全国的中心城市，革命难以在城市首先发展起来。中心城市是国民党新军阀反革命统治的中心，是反革命力量最集中、最强大，对革命的防范最严密的地方。因此，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必须首先夺取农村的部分政权，并逐步发展扩大，最后夺取城市而取得全国胜利。

3.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可能性。

第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性，主要是指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和剥削政策。

第二，中国经过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许多地区，如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都受过民主革命的影响，曾经有过广大的工会、农会组织和高涨的群众斗争，这就为革命势力存在和发展准备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第三，大革命失败后引起中国革命的各种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并且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加强而日益激化。因此，革命形势必然继续向前发展，星星之火，必然要呈现燎原之势。

第四，中国已经有了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因为，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军。这样，即便有很好的工农基础，也决然不能造成割据的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

第五，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周恩来指出：“讲到乡村中心的时候，还必须联系到一个问题，即农民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1]因为，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正确，是革命形势能够在农村长期存在和不断发展的关键。

(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毛泽东则是创造这一理论的杰出代表，对这一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产生、形成、发展大体有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7年9月至1929年1月。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产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从理论和实践上阐述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的条件，初步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井冈山的斗争》提出了一套正确的斗争策略和与之相适应的具体政策，这些政策体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即武装斗争、建立政权和深入土地革命三者密切结合，这些理论和政策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二阶段：1929年1月至1930年5月。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基本形成。为了进一步发展红军力量，扩大根据地，毛泽东、朱德于1929年1月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相继建立了赣西南和闽西的苏维埃政府，两处地方武装也有很大发展，为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此时，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也发展很快，土地革命的开展，使农民很快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既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根据地的扩大，参军、入党的农民日益增多。大批农民入党，给中国共产党增添了新鲜血液，也带进了不少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就给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条件下，如何建设一个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带来了艰巨性。

1929年12月，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各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中国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为创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增添了丰富的内容。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根据地斗争的实践经验，汲取了其他根据地的有益经验，1930年1月，他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通信，阐明了中国革命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不同的道路。

第一，批评了“城市中心论”的思想。他指出，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因为中国是一个由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在中国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第二，必须执行朱德式、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巩固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红色政权的发展才能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

第三，强调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才能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至此，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理论基本形成。

第三阶段：1930年5月至1935年1月。“左”倾教条主义成为全党指导思想。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毛泽东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理论，反对党内教条主义，反对把俄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遭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反对和排斥。他们顽固地坚持“城市中心论”，排斥了毛泽东和一些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同志，顽固坚持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红军在长征途中损失惨重，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使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在全党的贯彻有了保证。遵义会议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第四阶段：1935年1月至1939年12月。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进一步完善。这一阶段，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等等文章，从新的角度和高度，再一次系统地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这些论述主要有如下新的内容：

第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因此，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第二，根据中国在较长时期内敌强我弱的特点，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指出在中国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

第三，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并阐明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四，根据中国敌人总是占据中国中心城市的特点，提出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就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就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第五，把武装斗争同其他各种必要的形式相配合。

第五阶段：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胜利，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得到完满的实现。抗战后期，华北、华中地区的广大乡村控制在抗日根据地军民手中，解放战争后期，人民解放军在全国逐步实现了分块分片完成农村包围城市并夺取城市的任务，大体上首先是夺取敌人占领的小城市再夺取敌人占领的中等城市，最后夺取敌人占领的大城市，并创造了天津方式和北平方式，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至此，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得到了完满的实现。

(三)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的紧密结合，是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主要内容。

1.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也不能建设和发展革命根据地。

2.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没有土地革命，就不能充分地发动农民，红军战争就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援，武装斗争就会失败，根据地失去了群众基础，也不能巩固和发展。

3.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斗争的战略基地，不建设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依托，而将陷于失败，土地革命的成果也无法保持。

因此，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必须紧密结合，缺一不可。

(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发展道路，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历史证明：沿着这条道路前进，革命才能顺利地发展；如果背离了这条道路，中国革命就遭挫折或失败。

2.这条道路的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3.这条道路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完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4.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案例呈现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2]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血的教训使我党逐渐认识到武装夺取政权的极端重要性，认识到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为此，在1927年8月7日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党内有人忽视武装斗争的倾向，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开创了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1938年，张国焘妄图置个人于党之上，把军队看成是个人的工具，对此，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再次重申了无产阶级建立军队和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指出，在中国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看清问题的中心。共产党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争人民的兵权，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毛泽东指出：“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

案例点评

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并不是偶然的，是对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源于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面对残酷的现实，毛泽东对军事力量和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八七会议后，就到湘赣边界组织领导了秋收起义，从而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付诸实践，并将革命队伍拉上了井冈山，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就必须进行暴力革命，就必须建立和领导一支新型的无产阶级军队。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国家政权之后，仍然必须牢牢地掌握一支强大的军队来巩固政权、保卫政权。中国革命的胜利，完全证明了毛泽东这一论断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武装斗争也就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主要法宝。

去当红色“山大王”^[3]

秋收起义几仗打下来，部队相继失利，损失很大，队伍“竟至溃不成军”。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部队的进军方向问题。到什么地方比较适宜呢？毛泽东拿着一份从学校借来的地图，指着湘赣边界山形最宽的部分，用生动形象的比喻说：这里像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中段，最适合做我们的落脚点，我们要到那里去当“山大王”。听了毛泽东的分析，在经过激烈争论后，大多数同志同意毛泽东的主张，也有一些同志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师长余洒度就竭力反对，他说，攻打长沙是省委决定了的，我们现在全军会师了，就应该立即反攻浏阳，直取长沙，不反攻浏阳直取长沙，革命了半天，却退到农村，革到山上做山大王了，这叫什么革命呢？毛泽东耐心地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红色的“山大王”，而不是过去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毛泽东的话，通俗易懂，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深刻的真理。卢德铭总指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他说：毛委员讲得对，现在交通要道和城市不是我们占领的地方。如果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没之险。

案例点评

大革命失败后，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陷入低潮，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大革命的失败，积极地思索着中国革命的出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为这一探索提供了契机。当进攻大城市受挫后，革命道路问题凸现出来，是依然按照原先的计划准备攻打长沙，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局势面前冒全军覆没的危险，还是顶着被扣上右倾的大帽子，加上“逃跑”的罪名的风险实施战略“退却”？中国革命的道路究竟应该怎么走？面对艰难的局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果断决定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退却”，向井冈山进军，这一退，退出了中国革命一个突破性的进展；这一退，有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起点，从实践上看，去当红色“山大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全国树立了一面旗帜，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指明了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红色链接

农村包围城市的起源

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战略原则起源于中国古代兵书中的避实击虚。著名的围魏救赵就是出自这一战略原则：当时的魏国是中原最强大的国家，有一次它依仗其强大实力，去攻打赵国。当打到赵国首都时，赵国眼看就要支撑不下去了，就派使者请齐国帮忙。于是，齐国派田忌为主将和孙膑为军师来领军救赵。当时的形势是，魏国虽然强大，但对于韩、赵、齐、燕等只是处于相对优势，所以它不得不尽起全国之兵去全力攻打赵国。那么它的后方必然兵力薄弱、空虚。孙膑看准这一机会就对田忌说：与其千里迢迢的直接去打兵强马壮的魏军，不如去打它兵力空虚，却又不得不救的都城——大梁。于是，齐军就真的像大梁进兵了，庞涓这时在前线一听说首都被围，连忙撤兵回救大梁。齐军料定魏军会回军大梁，所以以逸待劳的在半路打伏击，把魏军打了个大败。不过，这一战略原则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避实击虚的范畴。它还包含了保存有生力量、以面制点、战略转移等战略意义。

(1)让处于劣势地位的一方保持有生力量。处于弱势地位的竞争者如果只会跟强势方进行不自量力的对抗，结果就是覆灭。毛泽东主席形象地称之为：“叫花子与龙王爷比宝”。

(2)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向我们论述了这一基本思想，认为主导战争胜负的因素是可控的，是科学的而非是运气。这为实力弱小的一方快速发展并战胜强大的对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也为运气和天命论者提出了有力的反驳证据。

(3)战略性转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战略转移史。从攻占城市到进驻农村、从土地革命的湘、赣、闽等省到长征、到陕北最终解放全中国，都是不断地在寻找生存、发展空间中转移。

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北伐军3万多人，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起义军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占领了南昌城。起义胜利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公布了《八一起义宣言》《八一起义宣传大纲》。国民党反动派急忙调集军队包围南昌。8月5日，起义军按原定计划撤出南昌，南下广东。10月初，在潮汕地区遭到敌人的围攻而失败。随后，一部分起义军转移到北江和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起义军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经过艰苦转战，于1928年4月下旬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立革命军队的开始。它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旗帜。8月1日后来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党中央的委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赶赴湖南，组织领导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主要有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安源工人武装和浏阳、平江的农军，起义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共5000余人。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9月9日开始，起义军先后从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向长沙进攻。但由于敌强我弱，起义军受挫。9月19日，毛泽东在湖南浏阳文家市召开前委会议，决定改变原来直取浏阳，攻打长沙的计划，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进军。9月29日，起义部队约1000人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部队在此进行了改编。经过改编，起义军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党在部队中建立了各级组织，特别是把支部建在了连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尔后，起义部队兵分两路，经湖南转至江西，10月抵达井冈山。从此，这支起义武装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广州起义

1927年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恽代英等领导广州的教导团、警卫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在广州举行起义，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歼敌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警卫团一部和武装警察一千余人。花县的农民群众也组织暴动，响应起义。12月12日，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苏兆征任主席(因病未到职，由张太雷代理)，叶挺任起义军总司令，并颁布了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策。起义发生后，美、英、日、法等帝国主义公然实行武装干涉，出动炮舰轰击广州市区，并一度派海军陆战队在长堤登陆，攻击起义部队。12月12日，张发奎从江门、肇庆等地调来部队，向广州市区展开进攻。当日下午，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张太雷牺牲。起义部队被迫于十三日撤离广州市区。撤出的部分武装，在花县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开到了海丰、陆丰地区和第2师会合。另一些突围的同志到了广西的左、右江地区，领导农民开展游击战争。还有少数同志到韶关附近，参加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震动世界的武装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又一次积极而英勇的反击。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江西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先后在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192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赣边界特委。随后，湘赣边界工农民主政府成立，袁文才任主席。10月，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就是其中的第一部分，它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指出实行这种“工农武装割据”的意义和经验，回答了党内和红军内部有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来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此后，红军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剿”，根据地不断扩大，全盛时期，包括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吉安、安福两县一部分，遂川县北部等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工作完成从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移，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开辟了新的道路。

八七会议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0人，候补中央委员3人，中央监委、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湖南、湖北的代表8人，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秘书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瞿秋白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运动的决议案》《最近职工运动的决议案》及《党的组织决议案》。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论断。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为政治局委员，周恩来、邓中夏、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八七会议是中国革命遭受第一次严重挫折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开始了党在农村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新的斗争。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揭露和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严重危害，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进行了总结，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以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主张。会议对中央和军委领导成员进行了改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行动。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是中共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古田会议

1929年12月28日至30日，中共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简称《古田会议决议》)。大会由陈毅主持，毛泽东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作了反对枪毙逃兵的讲话。大会总结了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以来红军的建设经验，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共分9个部分，着重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强调红军不但要打仗，而且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项任务；并且要在军内外建立正确关系，对敌军采取正确政策等。会议决定取消红四军军委，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谭震林等11人为前委正式委员，毛泽东任书记。这个决议明确规定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和根本任务，这个决议使中国红军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肃清了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这个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土地革命战争

又称十年内战。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新军阀的革命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朱德、贺龙等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这次会议后，相继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毛泽东在领导湖南秋收起义过程中，放弃了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把部队开进了湘赣边界地区，迈出创建农村根据地的第一步。这支部队后来发展成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后来，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士兵也来到井冈山。随着斗争的发展，党先后创建了大小15块根据地，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许多红军部队，到1931年，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但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由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遭受了重大挫折，红军被迫撤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经过我党的努力，促成了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实现了国共再次合作。到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国的国内形势由土地革命转入抗日战争时期。

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后，党在各地组织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省委，并于9月9日发动和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在起义部队攻打中心城市受挫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毅然决定改变原定部署，决定到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在随后的进军途中，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队。10月上旬，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到达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此开辟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陈独秀(1879－1942)

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早年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旋又助章士钊主编报纸，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进行建党活动。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25年领导五卅运动。在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放弃对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退让政策，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错误，使革命遭到失败。1927年，在中共“八七”会议上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其后，他坚持错误，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国际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坚持城市为中心的国民会议运动和工人运动，反对农村武装斗争，并在党内进行分裂活动，组织托派组织。1929年11月，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12月，与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1932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与托派中央决裂，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1942年5月，于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

王明(1904－1974)

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1924年在武昌商业学校读书。1925年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山大学学习时组织以他为首的小集团。1929年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同部分教条主义者一起，以反“立三路线”、“调和路线”的旗号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发表《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实际上提出了在新形势下的“左”倾政治纲领。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达四年之久，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严重的损失。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1年9月去苏联。1937年底回国。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推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放弃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并决定撤销长江局。后在党的“七大”和“八大”会议上，仍然选他为中央委员。“八大”会议后不久赴苏。以后化名为“马马维奇”攻击中国共产党。1974年3月在莫斯科病死。

【注释】

[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78页。

[2]选自南方网，2003年12月22日。

[3]摘自苏扬：《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中外名人的评说》，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