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芮恩施认为近代政府“最重要的机能就是以租税自给的机能和自卫的机能；若是国家还成为国家而能存在，则行使这种机能，是了不得的。抓住私人的财产以供给国家，是执政权者与个体的公民或被治者最常常发生直接的、而且往往是痛苦的接触之点”。在芮恩施看来，不论国家还是租税，从本质上都是恶的。成功的强盗，许人民纳多少贡品，然后饶恕他们，保其不另受侵犯。起初纯粹是强盗的队伍，因此反而成了保护者；开始是赃品，以后渐渐变为租税，以酬报所做的真正的事务。“就是关税(Tariff)这个词，也是缘于西班牙的一个城名(Tarifa)。这个城最早是海盗的巢穴，凡是经过的船只，只能对他们进贡之后才能通过。”最初的时候，人民出这种贡献是由于必须，因为若不贡献，就要被那些强盗抢劫；但是既贡献以后，则受他们的保护，不至于再有其他强盗来抢。不久，盗群发现保护的事业还比抢劫的事业有利得多，因为它能供给一种长期的收入，而且更是稳定的职业，强盗的领袖，随后对于他们所保护的人之福利，也发生了利害的关系。随着社会渐渐进步，租税于是失去了赃品的性质，变成了对于各种费用的贡献，这些费用虽然大多不过是增加统治阶级的财富与重要，但是除得保护以外，也为做社会有益的事件所必须。这一精辟的观点，很容易让我们想起美国杰出经济学家曼瑟·劳埃德·奥尔森关于“流寇”与“坐寇”的论述。奥尔森认为，某位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或某个拥有相当凝聚力和纪律的组织，如果能够获得特定社会所有产出增长额中相当大的部分，同时会因该社会产出的减少而遭受极大的损失，则他们在此社会中便拥有了共同利益。共同利益给所涉及的人以刺激，诱使他们关心全社会的生产率并努力提高之。拥有共同利益者的利益实现，不仅是力求获得社会产出品的更大份额，而且还需要扩大该社会的总产出。与之相对的是拥有“狭隘利益”的个人或组织。鉴于他们只能享有或丧失社会产出增减量中的微不足道的部分，故他们对增加社会产出毫无兴趣，只是热衷于再分配上的争斗以寻求该社会产出的更大份额，甚至不惜损害社会福利。依据这样的逻辑，只要存在共同利益，即使是早在君主专制国家，统治者或统治集团都会尽可能地从长计议，保护个人权利，寻找那最优税率税则对臣民征税，而不会采取竭泽而渔的掠夺政策，以保证其收入的长期最大化。

在保罗·S·芮恩施看来，在近代公共政策中，征收租税只能根据那个理由，说是一种贡献，所以偿付一切对于全体社会有益的公共费用者。它也不复为任何阶级特权，借以征收这类贡献，以损社会而自肥。更有一个根本的主张已经成立。就是社会既然给政府以财政上的供给，自有一个不可毁弃的权利，就是处理此项供给所举办之事业，须有他们的代表在内。“无代表不纳税”为近代政府之基本原理。“在自由政府发展之中，人民对于租税为其必要与公平未曾明示以前而加以抵抗，实为进步主要的原因。”在强调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之后，芮恩施同时指出：“公共对于租税的同意权固属紧要，然在他方面公共也应当见到近代政府苟不增加用费，一切进行都不灵活；若不与政府以正当的税源，则政府将逼不得已而趋于采用种种危害国家之财政独立之急救方法。”

接着，芮恩施还提醒我们，决定近代租税政策有几个原则：一是征收费不可消耗租税之大部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注意征收成本；二是任何租税，其额不能太高，否则，则会阻碍它本身所依靠的工商事业的发展，或者鼓励偷运等其他不合法的避税举动，即税负不能太重；三是征收一种租税，如果妨碍、困厄或耽误商业的进行，就不是帮助国家，就是害国家。提出这三个原则之后，芮恩施认为，聪明的办法应当是将那些征收最容易而征收成本最低的税划归中央政府，这样，只需少量的人力就可以征收。而应该将一些直接税归于地方征收，因为这些人熟悉地方财政状况。芮恩施强调指出，直接税具有这样的特点，因为“直接税是人民最容易看见、最容易觉得的，所以反抗较多，征收亦较间接税为困难。按健全的行政说起来，征税的时候应当使人民知道所付的是什么税；政府花费了人民多少钱做什么，这些税收所用在什么地方，是哪些款目”。而这一特点，在过了几十年后，才被日本税法学家北野弘久概括为“税痛说”，即直接税比间接税更容易引起纳税人的“税痛”，但也最容易唤醒纳税人的权利意识。

另外，芮恩施还向我们介绍了“用税”制度，即预算制度，因为“这样的办法，使各种国家行政的费用有精确的计算和测量，按照确切可靠的税收，为一个适当的分配。各部的用费，得配置适宜，免了重复；按照某种事业，较其相对的重要，通盘打算”。同时还介绍了与租税有着紧密关系的制度，诸如公债、币制等，并强调指出：“国家对于人民最重要的责任，就是适当地保护他们不受外面的攻击，而在国内的生命财产也不受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