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权时的《财政学原理》

第三节　李权时的《财政学原理》

李权时(1895～1982年)，字雨生，浙江镇海人。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即赴美国留学，1920年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21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财政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主要在上海从事高校教学和经济学研究工作。曾任大夏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参与中国经济学社上海分社的筹备工作，任中国经济学社和上海分社理事。还担任中国经济学社的理论刊物《经济学季刊》主编、上海银行公会主办的《银行周报》社总编等。1932年任审计部审计。抗战以后任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及大同大学、震旦女子学院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离开上海，任吉林大学经济系教授。李权时是民国时期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与当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马寅初并称“南李北马”。

李权时是20世纪20～30年代受欧美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影响的代表性知识分子，他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入中国后遇到的重要学术劲敌，他在各种学术舞台上激烈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如在所著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批评了共产主义的平等分配观，他说:“永久的共产主义是根本上违反人类的天性，而有限制的私产主义是根本上适合人类的天性的”。“私产制度既完全推翻，那么，与之有密切关系的自由竞争制，亦势必根本消减。试问人类若无相当的竞争心，一切事物又何能进步?”当时有学者认为:“如该书被用为各大学教本，不特可给具有共产思想者当头一棒，并足以助本党澄清青年思想之一助。”^[38]

李权时在政治上有不足取之处，他曾于1943年与名重当时的经济学家周作民、张素民、董修甲等一道加入过汪伪政权，出任过汪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一职，但他是民国时期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也是民国时期多产的经济学家。从1927～1944年这18年中，共出版了35本经济学专著，其中仅1929年一年就出版了13本。^[39]另外，他还在各种刊物上发表数百篇经济学论文，其中，仅在中国经济学社的理论刊物《经济学季刊》上就发表了44篇论文，占该刊发表论文总数(共350篇)的12.6%，名列该刊论文作者发表论文数量之首。这种情况，既体现了他在学术研究中的粗制滥造的写作态度，也表明他的经济学著述还有一定的市场。

李权时在经济学诸学术领域中以财政学研究贡献最大。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财政学。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其论文题目就是《中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问题》，该论文1922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仅在财政学方面，他就写了12本著作:《财政学A.B.C》，上海ABC丛书社1928年出版;《中国税制论》，世界书局1929年出版;《各国遗产税史要》，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出版;《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上海东南书局1929年出版;《遗产税问题》，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出版;《国地财政划分问题》，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出版;《中国税制论》，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出版;《现行商税》，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土地税》，中央政治学校1930年出版;《李权时经济财政论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财政学原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中国关税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

在以上著作中，以《财政学原理》一书分量最重，水平最高，正如他在该书《自序》中介绍的:“近年来拙著之关于财政学者，散见于《东方杂志》、《复旦季刊》、《万有文库》、《ABC丛书》、《经济学丛书》、《经济学季刊》者，所在多有，但是都不是整个的，有系统的。我盼望这本《财政学原理》能够做到一些综合整理的工夫，把我的财政观念做成一个有系统的贡献。”

李权时的《财政学原理》分上、下两卷，上卷出版于1931年，到1935年又出版下卷。他研究经济学(包括财政学)的目的是要“制造国货，亦即仿照洋货，去代替来路货”^[40]。他认为要达此目的，必须分三步走:“提倡国货的最初步是在乎仿造洋货，所以提倡国货教科书的最初步是在乎翻译外国教科书。进一步则为自己监制或自己编述。再进一步则为自己能够精制以与洋货逐鹿于世界市场，或自己能够卓立一家以与世界学术界并驾齐驱。”他认为自己的《财政学原理》一书水平很高，其内容，“有的是在于提倡国货的第一期，有的是在于第二期，有的或者已入第三期”。^[41]李权时“制造国货”去“代替来路货”的思想在当时中国经济学界是非常时髦的，但它是一种肤浅幼稚的观点。正如胡寄窗先生所指出的:“如所谓‘来路货’系指翻译而言，容或有部分的道理。如指理论而言那就是错误的，因为国外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成分没有必要抵制其进口，我们可以对这种理论有所发展或加以批判，就是不可能‘代替’。”^[42]

该书出版后，有人发表评论文章，认为李氏这本书表明作者“学贯欧美，心存华夏”，是“一本第一等的国货教科书”，称赞它“是一位经济专家多年研究的结晶，是一件贯通中西社会各家的作品，是一本物美价廉远胜舶来品的国货教科书，也是国内财政学书籍中最重要的权威”。^[43]以上论述实有吹捧之嫌，实际上，该书反映出李权时学术研究的一贯不足，“全书杂抄中外资料，抄录了大段英文资料和大量中国财政章制，理论部分反而不够充实，结果使它既像财政史，又像财政实务，也像财政资料，故只能短期行销”^[44]。该书在学术贡献上远未达到“卓立一家”的程度。

《财政学原理》一书共分五编:“绪论”、“岁出论”、“预决算论”、“岁入论”和“公债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