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岱孙的《马萨诸塞州地方政府开支和人口密度的关系》

二、陈岱孙的《马萨诸塞州地方政府开支和人口密度的关系》

陈岱孙(1900～1997年)，原名陈总，福建闽侯人。1915年秋考入福州英华中学，1918年考取清华学堂高等科的三年级插班生，1920年毕业后被录取为公费留美生，赴美国深造。先入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经济系，插班到三年级，1922年6月以《关于煤矿工会运动》的毕业论文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同年9月进入哈佛大学修业，次年秋修完哈佛大学研究院经济学硕士学位全部课程，获文学硕士学位。接着又攻读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课程，与提出“垄断竞争论”的张伯伦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俄林为同学。1926年2月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赴欧洲大陆游学，在法国巴黎大学旁听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的金融方面的课程。1927年回国，任清华大学经济系经济学教授、经济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1949年后，先后任清华大学经济系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中央财经学院第一副院长、代理院长，北京大学经济系系主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经济学组副组长。其主要学术成果收入《陈岱孙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和《陈岱孙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

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陈岱孙着力研究地方政府开支与人口密度的关系，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为《马萨诸塞州地方政府开支和人口密度的关系》。

地方政府开支与人口密度关系是当时财政学界前沿性课题。人口的增多，政府活动必有相应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开支总额必然增长，但总开支增长与人口增长会以何种比例增加?“会以恰好相同比例即如果人口增加一倍，开支便要翻一番吗?或者以大于人口增长的比例?还是以小于它的比例增加?”^[118]对此，当时西方学术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人口增长应使地方政府人均开支下降，其理由有二:“第一，政府与私人工业企业相类似，大规模生产必然带来更大的节约，从而使开支减少。第二，人口增加所涉及的，不过是政府各种服务的增多或重复”^[119]。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地方政府的人均开支不一定随人口数量的增加而减低。理由之一是，政府与私人企业存在很大的差别，“政府处理开支的着眼点不同于私人企业。私人企业把它的所有开支看作成本，除非有利可图，否则不会支出。政府却不能以同样原则决定取舍，它要考虑的是它的各种需要，以及满足这些需要所必须的收入”。因此，“对政府来说，不存在大量生产或大规模企业管理那样多的机会，而且各种惯常义务的扩大还可能使开支的增加比人口增长来得更快”。^[120]理由之二是，随着人口的增长，政府将比人口维持不变时要做更多的事情，尽更多的义务。“例如，治安部门的扩大必定比城市人口数增加的比例更快，就是一个明证，因为人多使犯罪行为滋长。卫生部门亦是这样。疾病来自肮脏，而后者是人口拥挤的自然结果……在小城镇，水是便宜的;人口一旦翻番，充分供水常常就成了十分费钱的事情。排水系统，街道和道路也是如此”^[121]。

陈岱孙认为，上述有关人口密度与政府开支的两种观点“主要(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是沿着抽象和先验的路线发展的。尽管也常援引若干事实来支持这些观点，但是这个问题从未以全面的归纳法进行分析”^[122]。因此陈岱孙在博士论文中试图以“归纳方法来检验以演绎方法得出的上述理论”。该文“以马萨诸塞州的市、镇人口和开支作为统计的基础，以期详尽地说明这些市镇人均开支随着人口密度发生的变化，考察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确定的关系”。至于为什么选择马萨诸塞州作为分析的对象，“是由于它有其各市、镇公共开支的全部统计材料，且都经过很好整理”。^[123]

论文首先研究了马萨诸塞州354个市镇1919～1921年间地方政府总开支与人口密度的关系。文章将354个市镇依人口密度的大小由低到高划分为16个组别，分别考察其地方政府人均开支的情况。其得出的结论是人口稀少的市镇，人均开支一般来说是很高的，“一旦人口密度增加，它们便开始急速下降”，但在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英里600人时，“下降趋势即转为上升趋势”，“总的趋势是两头向上的抛物形凹面曲线”。^[124]

接着，陈岱孙还进一步考察了各类地方政府开支，如教育、公路、政府经常支出、保护人身和财产的开支、卫生和保健开支、慈善事业和军人福利开支、图书馆开支、娱乐开支及支付利息的开支等与人口密度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人均教育开支平均数的变动，与总经常开支的变动极为相近”^[125];人均公路开支随人口密度的增加而“显示出向下变动的趋势”^[126];人均政府经常支出“变动的趋势是一条水平线”，“人口开支既不随人口密度增加而上升，也不随其增加而下降”^[127];人均保护人身和财产的开支“随人口密度增加而上升”^[128];人均卫生和保健开支随人口密度的增加“呈上升趋势”^[129];人均慈善事业和军人福利开支随人口密度的增加“变动量稍微上升趋势”^[130];人均图书馆开支的变动，“总的来说是向上的，尽管增加的幅度微乎其微而且也不规则”^[131];人均娱乐开支“同人口增长成比例”^[132];人均支付利息的开支随人口密度的增加“显示了上升趋势”。^[133]在得出上述结论的同时，陈岱孙分别对其中蕴涵的经济学机理一一作了仔细分析，做到“把事实和结果同原理联系起来”。^[134]

陈岱孙对马萨诸塞州人口密度与地方政府开支的实证研究，选题具有相当的难度，特别是对一个异国学生来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显示出年轻学生在学识上已达到的高水平。正如陈岱孙的学生晏智杰教授所指出的:该论文“在大量地占有资料基础上，对问题的各个方面作了深入细致和中肯的分析，对地方政府开支与人口密度关系这个重要问题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独到的见解，并据此澄清和辩驳了若干歧见”，“这些见解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失去其科学价值”，“堪称实证研究的一篇范文”。^[135]

马寅初和陈岱孙回国后都没有继续研究外国财政问题。马寅初1925年在一次演讲中对个中缘由作了自白:“曩者余在美国留学，费去许多光阴脑力，著成《纽约之财政》(Finances of New York City)一书，当时窃以为所见不差，归国后必能应用。然一入国门，则情形悉变，而所著之书询之国人，皆茫然不知。盖本国情形大异，此书不适用也。余受此挫折，决计不再从事著不适国情之书籍，专以演讲宣传，评论事实，颇见成效。”^[136]陈岱孙回国后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系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行政事务繁多，加之又担任经济学原理及经济学说史等课程的教学，也中断了外国财政史的研究。但马寅初在《纽约市的财政》中形成的注重实际问题研究的研究风格及其导师塞利格曼德国历史学派学术渊源的影响，陈岱孙在《马萨诸塞州地方政府开支和人口密度的关系》中形成的以理论思辨见长的研究风格都影响了他们后来的学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