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兴革与财政理论人才之成长

五、教育兴革与财政理论人才之成长

科举改革、近代学校的建立和留学潮的兴起则开辟了西方近代财政理论输入中国的另一新途径，为近代型财政人才的成长注入不竭之源。

为了改变传统科举制度考试内容不适应新时代的状况，在废科举之前，清廷对科举进行了改良，1903年开考的“经济特科”，考试内容以现实政治经济及社会问题为主，其中经济问题包括财政问题占有重要的地位。如1903年的考试内容就包括“货币整齐策”、“工商专官论”和“保持贸易顺差论”等方面的内容。在当时中国士人以科举为“指挥棒”的情势下，“经济特科”的开考对于改变士林风气、引导士人学习近代经济理论(包括财政理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废除科举的同时，1902年清政府仿效西方近代学制颁布了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钦定学堂章程》，把学堂规定为三段七级，初等教育分为蒙养学堂、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三级;中等教育设中学堂一级;高等教育分大学预科、大学堂和大学院三级。其后，各类新式学堂崛兴。清末财政学被归入政治学门，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政法科大学政治学门必须学习《全国人民财用学》、《国家财政学》、《各国理财史》、《各国理财学术史》等课程。此外，政法科大学法律门要学习《全国人民财用学》和《国家财政学》，农科大学农学门也要学习《理财学》和《国家财政学》。值得注意的是，受官本位传统观念的影响，法政学堂在清末专门学堂中数量高居首位，颇有一骑绝尘之势。据统计，宣统三年(1911年)全国共有各类专门学堂111所，在校学生总数20672人。其中法政学堂即占47所，在校学生达12282人。^[10]当时在法政学堂担任财政学课程教学的教师主要是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少数学校聘有日籍教师。财政学课程讲授的主要是近代西方财政学理论。清末如此众多的新式学堂学生接受近代西方财政学的学习，这对近代西方财政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具有何其重要的影响!

清朝末年不仅大学堂学生学习财政学知识，而且中学堂学生也必须学习近代财政学知识。《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中学堂第十科为法制及理财，第4年开设，内容为“当就法制及理财所关之事宜，教以国民生活所必须之知识，据现在之法律制度讲明其大概，及国家财政、民间财用之要略”。^[11]

其后，担任清理财政处帮提调的刘世珩在上奏光绪的《财政条议》中提出了设立财政学堂的建议，内设银行、税务、邮政、货币、商工、路矿六科，外设银行调查处、银行职业讲习所、银行研究所。1909年财政学堂设立后即面向全国招生。从此，财政学纳入国民教育的范围。

近代财政教育的兴起对中国财政思想的近代化具有最根本、最深远的历史意义。

清末留学潮的兴起为西方近代财政理论传入中国开辟了一条新渠道。中国近代最早留学西方的为广东人容闳(1828～1912年)。他于1847年赴美，就读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三年后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成为我国毕业于西方高等学府的第一个留学生。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开始出现第一次留学潮。1871年，在容闳的多方努力下，中国第一期30名幼童正式启程赴美，二、三、四期各30名也按计划逐年派出。首期留学生，专业课程中就安排有“经济”一门。1875～1886年间福州船政局选派大批留学生赴欧、美、日学习，其中学习政法和经济学的就有11人。^[12]这批留学生虽然主要学习的是与船政有关的科技、驾驶，但他们中有人出国后却对西方政治经济问题感兴趣，严复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回国后翻译出版了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译为《原富》)，并写下6万余字的按语，其中广泛探讨了租税与公债问题。1876年被李鸿章派往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研习国际政法制度的马建忠^[13]，是我国第一个到欧洲学习社会科学特别是商务专业的留学生，也是最早直接听过近代西方财政学课程的学者。

20世纪初以后，留学运动渐入高潮，特别是留学日本的人数呈现爆炸性增长。1900年留日生为159人，1903年为1242人，1905年达到8000余人。^[14]1909年以后受美国“庚款助学”^[15]计划的影响，留美生也日渐增长。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留学热中的留学生与洋务运动时期的留学生“师夷长技”、主要学习西方自然科学不同，由于当时科举考试开始废除，知识分子进入梦寐以求的官场的重要途径是获得国外学位，因此他们热衷于“经世致用”的、与财政学密切相关的法政科、商科的学习，如1906年，升入日本高等以上学校学习的湖北籍96名留学生中，学习法政、师范和高等商科的学生达到89人，学习自然科学的仅有7人。^[16]清末留美学生中学习经济学与商学专业的人数也比较多，仅清华学校1909～1911年间此类留学生就有18人。1902～1911年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共9人，^[17]其中就有经济学博士获得者陈锦涛和陈焕章。1906年师从著名的经济学家费雪(Irving Fisher)的中国留美学生陈锦涛^[18]在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为中国第一个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学者。1911年陈焕章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大批留学生学成归国后，或执教于新式学堂，或出任政府官员，或编书办报，通过各种途径传播他们在西方学习到的社会科学知识，包括近代西方财政学知识，成为中国早期财政学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