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上海等地商品经济的发展

一、清末民初上海等地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朝1644年开国后实行严厉的禁海政策，1684年开海禁，指定澳门等四处贸易口岸，1757年限广州一口通商，一直到鸦片战争前，海路对外通商限于广州一口，实行严格的限制海外贸易政策。^[1]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败，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被迫与英军签订《南京条约》，主要内容之一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上海地处中国沿海的中心，从上海经长江可达中国内地，所以1844年上海开埠之后，对外贸易中心就逐渐由广州向上海转移。1853年，当时最大外贸国——英国在上海的进出口数值超过广州，1855年开到上海的外国商船超过广州。上海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中心城市。1856年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其中包括镇江、汉口、九江、宜昌、芜湖等长江沿岸城市成为通商口岸。^[2]这些沿江城市的开放进一步加强了上海作为进出口贸易中心城市的地位。

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被归结于洋人“船坚炮利”，清政府欲“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了“洋务运动”，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多在沿江、沿海，其中一些就设在上海，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等。这些近代工业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当地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1904年，沙俄在日俄战争中战败。日俄战争君主立宪制的日本战胜了农奴制的沙俄，给中国社会以强烈的刺激，被认为是君主立宪制的胜利。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明确了“君主立宪”的目标，各项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陆续发布。

从甲午战争(1894)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是中国民族资本初步发展时期，民族工业资本的年增长率高于官僚资本，略低于外国在华资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到1920年，是中国民族资本的进一步发展时期，民族资本的年增长率远高于外国在华工业资本和官僚资本。^[3]民族资本的发展为中国期货市场诞生奠定了经济基础。

中国的期货市场首先在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诞生，是在风险转移需求刺激下，制度转移的典型。作为最早向列强开放的沿海地带，长江三角洲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得最为领先。一批具有现代工业性质的企业，主要是纺织、面粉加工、缫丝等，集中在上海、南通、无锡等地，同时，上海作为中国各种农产品的主要出口港口城市，商业发达，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洋行，中国的各种金融机构，如国家银行、民族资本银行、钱庄等，也聚集于上海。外国银行和洋行雇佣的大批买办，在积累了大量资本的同时，对西方的各项市场制度也较为熟悉，容易接受。如中国第一家经北洋政府批准的期货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就是由从19世纪末起历任鲁麟银行、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等外国银行买办的虞洽卿发起的，并担任该交易所首任理事长。

在工商业发展、金融机构集中的上海，发展期货交易既是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需要，也具备了一定的投资群体，这是旧中国期货能够产生的各种客观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