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市讥而不征”思想

第一节　“关市讥而不征”思想

关税和市税在古代往往被合称为“关市之税”，而“关市讥而不征”则是先秦时期许多政治家、思想家所推崇的一个薄税敛口号。

一、管仲、晏婴的“关市讥而不征”思想

管仲不仅重视农业生产，而且也重视发展工商业。管仲青年时代经过商，对商业的作用意义有着亲身的体验。齐国又是有着悠久重商传统的国家，西周初年，姜太公治齐时就“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4]，“劝其女工，极技巧，通鱼盐”^[5]。使齐国臻于富强。鱼盐是齐国特产，为其他内陆国家所必需。管仲和太公一样，充分利用齐国这一资源优势，“通货积财，富国强兵”。^[6]用齐国所特产的鱼盐交换其他诸侯国的产品，吸引外国商人，繁荣齐国经济。为了促进齐国与诸侯国之间的贸易，管仲在齐国实行“关市讥而不征”的税收政策。讥，是检查、盘问。“关市讥而不征”，即商人在齐国经商往来，通达关卡和进入市场，均不征税，只对人员和货物进行检查。“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讥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7]。司马迁认为，齐桓公称霸诸侯，重要原因就是由于管仲继承和发展了姜太公的工商富国政策。管仲的“关市讥而不征”政策，促进了齐国工商业的发展。整个先秦时期，齐国的工商业一直比较繁荣，国势一直比较强大，“齐富强至于威宣”^[8]，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管仲的经济政策。

春秋后期的晏婴主张，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国家应“俭于籍敛”^[9]，赋税要实行“薄敛”^[10]原则。这一原则是春秋末年思想家们的普遍主张。但是，薄敛的标准是什么？赋役在什么限度内属于薄敛？则是前人没有明确论述的问题。晏婴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薄敛的具体要求，即“使令不劳力，籍敛不费民”^[11]，使令，指征发徭役。“使令不劳力”，就是要求徭役的征发、使用不应使百姓疲劳不堪；所谓“籍敛不费民”，就是国家赋税不能费尽百姓的资财，赋税不应成为百姓不堪负担的费用。晏婴认为，君主应“节取于民”^[12]，赋役不应使百姓“财屈力竭”^[13]，这就是晏婴提出的薄税敛的基本标准。可贵的是，晏婴进一步提出了实现这一原则的一些具体薄敛政策，其中尤为强调的是“关市讥而不征”、“关市省征”^[14]，即关卡、市场只检查不征税，或少征税。

二、孟子的“去关市之征”思想

同晏婴一样，孟子亦将薄税敛作为赋税征收的基本原则，并将其作为仁政思想的重要内容：“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15]。孟子充分肯定国家赋税剥削的合理性，但同时他又指出，国家赋税不应侵犯百姓的恒产，不应该影响百姓养家糊口。这样，孟子就从他的恒产论出发，为国家赋役剥削确定了一个界限，即百姓提供赋役之后，必须保证他们能够拥有“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的生活必需品，也就是拥有现代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养活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必要劳动产品。

从这种薄税敛原则出发，孟子在关市税方面的主张是，“去关市之征”^[16]，即去掉关卡上对往来商旅和市场上对买卖活动的征税。主张“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17]，关卡和市场上只检查不征税，山林和水产资源任百姓开发，国家不予禁止。他认为关卡征税是后世产生的一项暴政：“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18]。他把“关市讥而不征”看作是仁政的一项具体内容，认为不收关市之税，有利于招徕天下商旅，从而实现“王天下”的目的：“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19]。不过，孟子并不一概否定商品流转税，对少数垄断市利的商人，他还是不反对向他们征税的：“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20]

三、反对“关市讥而不征”的思想言论

1.墨子论关市税征收的合理性

墨子对当时的农业税和商品流转税都采取了承认和肯定的态度，他说：“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大人为酒醴粢盛以祭祀上帝鬼神”^[21]，“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此其分事也。”^[22]在墨子看来，向国家纳税是百姓的职责，向百姓征税则是士君子的职责。

墨子进一步从小生产者的立场、观点出发，对关市税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士君子“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的用途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用于制作酒醴粢盛，祭祀上天和鬼神。小生产者由于经济地位低下，不能支配自己的命运。对个人无力抗拒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往往产生迷信，墨子也是这样。他认为，鬼是人类社会的主宰，它们不但能惩治下民百姓，也能惩治国家统治者。统治者必须敬顺天意，尊事鬼神。祭祀天、鬼神所需要的酒醴粢盛之财，就是靠百姓所纳赋税提供的。第二，用来“为环璧珠玉，以聘挠（交）四邻”^[23]，结交诸侯。墨子主张“非攻”，即反对诸侯之间的征霸战争，连续不断的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战争不仅消耗大量的资财，而且屠杀大量人口，最受其害的当然是小生产者劳动群众。墨子坚决反对这种战争。他主张天下、国家、人民，都应该兼相爱、交相利，不应该互相残杀。他要求诸侯大夫能够“视人家为其家”，“视人国为其国”，“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24]。国家之间能够以“环璧珠玉”相交往，就可以作到“诸侯之冤不兴矣，边境甲兵不作矣”。进行这种国际交往所需用的财物，当然要靠赋税来提供。第三，用来“食饥息劳，持养其万民”^[25]，小生产者是劳动者，他们整天起早贪黑地劳动，却常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经不起天灾人祸。他们希望国家能成为超自然的天、鬼的代表，给他们以物质上的帮助。墨子指出，当时百姓有三大忧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26]每个国家统治者都应该努力解决百姓这三大忧患：“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27]只有“国家富，财用足”，才可能使“百姓皆得暖衣饱食”^[28]，这也要靠国家赋税积累起来的财富来供应。小生产者希望国家能真正把从他们身上征敛的财富用于食饥息劳、将养万民上。第四，用来“怀天下之贤人”^[29]。墨子认为，要达到国富、民众、刑治的目的，国家必须任用贤能之士。他所谓的贤能之士，是指能代表小生产者利益进行统治的人。所以他主张用人不拘一格，“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30]。要使贤能之士踊跃为国效力，对贤能之人必须“高予之爵，重予之禄”^[31]，“般爵以贵之，裂地以封之。”^[32]并强调指出，“高爵而无禄，民不信也”^[33]。赏赐贤能的俸禄，小生产者当然也愿意用他们所提供的赋税来供应。

因此，墨子认为，征敛关市税，以实官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一件关系国家富强治乱的大事：“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故国家治则刑法正，官府实而万民富，上有以契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为皮币，与四邻诸侯交接，内有以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外有以怀天下之贤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诸侯与之，内者万民亲之，贤人归之，以此谋事则得，举事则成，入守则固，出诛则强。”^[34]

2.商鞅的“重关市之赋”思想

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35]农业发展和军事力量强大，这是称霸诸侯的最根本的手段。他认为战国时代的特点是“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36]。农战关系到国家的强弱存亡，所以，国家的赋税政策必须为农战服务，国家要通过自己的赋税政策，使百姓“喜农而乐战”^[37]。因此，赋税在商鞅的思想里，主要不是聚敛的工具，而是国家用来调节百姓利益、推行农战政策的一个有力的奖惩手段。

在这一为农战服务的赋税思想的指导下，商鞅主张减少农业税，加重对商人的征税和一切非农业活动的赋役。他指出：“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38]商鞅认为，士、工、商不仅不生产粮食，而且消耗大量的粮食，他们就象庄稼的害虫一样，“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是农业生产的大敌。他们不仅白白消耗大量粮食，而且影响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游士凭口舌可以取得高官厚禄，商人靠做买卖可以发家致富，手工业者凭自己的技艺可以养家糊口，农民看到士、工、商这三者的职业既轻松，又有利，他们就会抛弃农业生产，“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39]，农业生产就不可能得到发展。因此，国家就必须采取措施抑制工商业活动，加重一切非农业活动的赋税，特别是重征关市税。国家以税收的形式把商人的绝大部分利润甚至全部利润征到国家手里，这样经商就变得无利可图，甚至不如务农有利，农民就不会弃农经商，商人也会放弃商业而从事农业生产，这就会促进土地的开垦和农业的发展：“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40]对商人所经营的酒肉等生活必需品，更应该加重其赋税，使其价格高出其成本十倍。这样，既征走了商人的绝大部分利润，又抬高了酒肉的价格，使商人卖不出去，官僚、农民买不起。这一切都有利于农业生产：“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农不能喜酣奭，大臣不为荒饱。商贾少，则上不费粟；民不能喜酣奭，则农不慢，大臣不为荒饱，则国事不稽。”^[41]

商鞅认为，对商业等非农业活动实行重征，就会使“民不得无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42]，迫使百姓离开工商业而转向农业，这就会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