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经济周期

“创新”的含义与“创新”条件

“创新”理论是熊彼特经济理论体系的核心。按照熊彼特的定义，“创新”是指“企业家实行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结合”，它包括下面五种情况：（1）采用一种新的产品；（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4）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5）实行任何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例如通过托拉斯化），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不是一个技术概念，它是在经济中引入某种“新”东西，与技术上的新发明不是一回事。事实上，即使没有技术上的发明，也仍然可以进行“创新”；而一种新发明，只有当它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

要使“创新”成为可能，有两个条件：一是企业家履行其职能，二是银行信贷的支持。熊彼特所谓的“企业家”是把实现新的生产要素的组合作为自己职能的人，是“创新”的主体。企业家“创新”的动力是追求垄断利润，但除了利润动机外，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是“企业家精神”。熊彼特认为，首创性、成功欲、冒险和以苦为乐、精明与敏锐、强烈的事业心，构成了“企业家精神”的五大要素。企业家不同于普通企业管理者、技术发明家、资本家或股东。企业家倡导实行“创新”活动，普通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只是按照传统方式和经验管理企业。企业家可以同时是一个技术发明家，但发明家只有将他的技术用于新的生产要素的组合才成为企业家。资本家或股东是货币所有人，货币请求权的所有人，还是物质财富的所有人，而企业家则是资本的“使用人”、实现生产要素新组合的“首创人”。正因为企业家不一定是资本家，所以要实现“创新”，就必须有信贷支持。企业家向银行借到了货币等于借到了一个对经济资源的一个要求权，企业家才能够利用货币指挥生产要素按照自己意愿实现新的组合。

“创新”概念是熊彼特经济理论的核心，他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和发展理论，关于资本主义前途的论述，都是围绕“创新”展开的。

什么是经济周期？熊彼特说：“从统计上来说，‘周期’这个术语含有两个意思：第一，历史时间上的（与理论时间相区别）经济数量价值的连续并不表现为单调的增或减，而是表现为这些价值本身或者其一阶或二阶导数重复出现（不规则）；第二，在每一个这种时间系列中，这些‘波动’都不是独立地发生的，而相互间总是表现出有着短暂的或较长的联系。”^[1]可见，熊彼特强调了经济数据的波动性，以及各个“波”之间的联系性。

熊彼特把引起经济数据变化的因素分成三类：增长因素、外部因素和“创新”。增长因素是指人口的增加这类变化，其特点是不会引起经济生活的波动或周期。因此，在分析经济周期问题时，应该把这类因素排除。

外部因素是指战争、革命、自然灾害、制度变化、经济政策变化、银行和货币管理、支付习惯，以及黄金生产变化等等。这些因素是导致经济波动的一个明显的重要根源，但仅仅从外部因素去考察经济周期的原因是远远不够的。

熊彼特认为，即使把外部因素造成的波动排除掉了，资本主义经济仍将呈现周期性波动的特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创新”活动。“创新”才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内在因素。

“创新”是经济周期的内因

经济周期的二阶段模式

熊彼特在用“创新”概念解释经济周期变动时，先讨论了经济周期的所谓“纯模式”。“纯模式”又称二阶段模式，是指排除了失误和过度投资行为等因素干扰的模式（见图13-1）。

熊彼特的论证从这里开始：假定存在一个一般均衡的经济体系，该体系中的每个家庭都收支相抵，且支出的格局长期不变，处于长期的均衡状态；每个企业处于完全竞争的均衡状态，企业的成本与收入完全相等，利润为零；没有任何获取利润的机会，利息率也为零；整个经济不存在对资源的非自愿闲置。

图13-1　二阶段模式

这是“创新”出现之前的状况，经济处于静态均衡之中。因为产品价格受生产费用法则的支配，所以企业既无利润，也无损失，经理们的收入属于“管理工资”性质。但是，“创新”打破了这种静态均衡状态，促成经济从一个均衡走向另一个均衡。

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一部分精英——企业家，由于他们的“企业家精神”和对利润的追求，他们进行“创新”活动。由于企业家所实行的要素的新组合比旧组合更有利，结果在新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之间就必然产生一种价格差额，这个差额归企业，就是利润。例如，18世纪60年代以前，纺织业的动力是水力，忽然有人将蒸汽机作为动力，大大提高了产量，在全社会纺织品的价格没有变化以前，他便可以获得利润。而一个企业家成功的“创新”活动所造成的赢利机会，会促使其他企业纷纷来模仿，结果就形成了由“创新”所掀起的浪潮，这个浪潮扩大了对生产资料的需求。由于在初始状态，经济是充分就业的，不存在非自愿闲置的资源，所以企业只有支付更高的价格，才能获得生产资料，于是，生产资料的价格就上涨。而为了进行支付，企业家便扩大了对银行信贷的需求，从而引起信贷的扩张。物价上涨和信贷扩张，便造成了经济的“繁荣”。

这种“创新”浪潮，无疑是对初始均衡状态的一次大的扰乱，经济必然会向着新的均衡发展。熊彼特认为，“创新”浪潮使企业家为获得“创新”或模仿所需的生产资料而展开竞争，使得生产资料的价格上升，成本提高；同时，新的生产方式使得产品大量增加，以致价格下降；于是，“创新”企业的利润趋向于零，守旧企业则趋向消失。利润没有了，企业对银行信贷的需求也开始萎缩。经济进入“衰退”阶段，直至到达新的均衡。这样，“创新”就使得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出现“繁荣”（经济高涨）和“衰退”（经济收缩）两个阶段。

熊彼特还认为，“创新”活动之所以造成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不是经济的持续繁荣，是因为“创新”活动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不连续性。它是集中在一个时期，时断时续出现的，因此，一次“创新”所造成的“衰退”不会被下一次“创新”所造成的“繁荣”所抵消。“创新”活动不断出现，均衡不断被打破又重新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就在“繁荣”和“衰退”两阶段中循环不已。当然，新的均衡对于旧的均衡来说，在质上是不一样的，是一种更高水平的均衡。因此，图13－1中表示均衡的直线位置和图13－2有所不同。

经济周期的四阶段模式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实际上包括四个阶段：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见图13-2）。怎样用“创新”来说明四阶段经济周期的形成呢？熊彼特认为这和所谓的“第二次浪潮”直接有关。

正如二阶段模式所言，“创新”引起了对生产资料需求的扩张、价格的上涨；同时，银行为“创新”提供资金，又引起信贷的扩张，这是所谓的“第一次浪潮”。更进一步，“创新”引起的对生产资料需求的扩张和信贷的扩张促进了新工厂的建立和新设备的增产，从而也就增加了对上游产品和消费品的需求，引起物价的普遍上涨，经济中出现了许多投资机会，信贷进一步扩张，出现了投机。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浪潮”，它是对“第一次浪潮”的反应。

“第二次浪潮”与“第一次浪潮”的重要区别是：“第二次浪潮”中的许多投资机会与本部门的“创新”无关，这时的信贷扩张也与“创新”无关，而只是为一般企业和投机活动提供资金。例如，纺织业开始大量使用蒸汽机作为动力，引起煤炭价格的上升和煤炭行业投资的增加，但煤炭行业也许并没有出现“创新”活动。尽管“第二次浪潮”表面上很显著，但它并没有或者很少具有本身的推动力，它的推动力来自“第一次浪潮”。一旦“第一次浪潮”中促使高涨的推动力消失，“第二次浪潮”也就直接受到影响。同时，“第二次浪潮”中，由于投机活动的存在，从而“纯模式”中不存在的失误和过度投资行为这时必定出现了。失误和过度投资行为成为“第二次浪潮”固有的特征。

熊彼特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第二次浪潮”使得经济不具有自行调整和恢复均衡的能力。和“纯模式”相比而言，由于投机和过度投资行为的存在，在“第二次浪潮”中，当“创新”的动力消失，经济中出现收缩而引起“衰退”时，“衰退”不再直接导致新的均衡，紧接着“衰退”出现的，是一个病态的失衡阶段——“萧条”。在“萧条”阶段，不仅投机活动趋于消失，而且许多正常的经济活动也遭到破坏。“萧条”发生后，“第二次浪潮”的反应逐渐消除，经济从病态的失衡状态中恢复过来，这就出现了一个必要的调整、恢复阶段——“复苏”。这样，一个经济周期就出现了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要使经济从“复苏”走向“繁荣”，需要再次出现“创新”浪潮。

图13-2　四阶段模式

熊彼特相信每一个周期包括四个阶段。他把复苏阶段和衰退阶段看成是适应的过程，而繁荣阶段和萧条阶段则表现为离开均衡位置的一种运动。繁荣阶段和萧条阶段分别由“创新”和诸如投机、恐慌、经济政策不当之类的外生的、非实质性的现象所引起。繁荣阶段和衰退阶段对资本主义过程说来是本质的，而萧条阶段和复苏阶段则不是本质的。

“创新”和多种经济周期

“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周期性波动的内在因素，但是熊彼特认为，经济领域是广泛的，生产部门是有差别的，因此，不会存在单一的“创新”，而是存在多种“创新”。不同的“创新”要求把新实物引入经济的时间长度是不同的，对经济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也有差别，它们有的带来较短的波动，有的则导致较长的潜在高涨。而且，许多“创新”可能是相互依存的，它们构成一个较广泛的、大的“创新”过程。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不只存在一种周期。资本主义经济表现出来的周期运动，实际上是若干个时间跨度不相同的周期互相叠加的结果。

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大体上存在三种长短不等的周期，即长周期（或长波）、中周期（或中波）、短周期（或短波），它们都和一定的“创新”活动有关。当然，他也没有排除其他周期存在的可能性。

长周期又称为“康德拉捷夫周期”，由原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N．D．Kondratieff，1892—1938）于1925年首次提出，一个周期长达50多年。熊彼特沿袭了康德拉捷夫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长周期大约从1783年到1842年，即第一次产业革命；第二个长周期大约从1842年到1897年，即蒸汽机和钢铁时代，或者可以称之为世界铁路化时代；第三个长周期大约从1897年到20世纪20年代，可以称之为电气、化学和汽车的时代。

中周期又称为“朱格拉周期”，由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I．C．Juglar，1819—1905）于1860年首次提出，一个周期平均9—10年。

短周期又称为“基钦周期”，由美国经济学家基钦（J．Kitchin）于1932年首次提出，一个周期平均40个月（3—4年）。

熊彼特认为，一个康德拉捷夫周期大约包括6个朱格拉周期和18个基钦周期；一个朱格拉周期包括大约3个基钦周期。长周期是对中周期起制约作用的因素，并影响着中周期借以发生的背景；中周期的繁荣和萧条的程度受到长周期的特定阶段的影响。中周期和短周期之间也有类似的关系。在熊彼特看来，上述三种周期并存且相互交织，正好证明了他的“创新”理论的正确性。三种周期都与一定的“创新”活动相联系，尤其是长周期，与重大的“创新群集”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至于中周期，他根据其他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认为把它们和一些特殊工业和特殊创新相联系也是可能的。只是对于短周期，要和某个特定的创新活动相联系，似乎不是很容易。

熊彼特并没有否认其他所谓的外部因素，包括货币政策等人为因素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作用。他指出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振动有两个振源——外生振源和“创新”活动。但是，熊彼特强调，“创新”活动是经济周期的内在因素，这样，经济周期就不像他以前及同时代其他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罪恶的表现，或自发势力造成的不必要的痉挛；而是经济进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必然表现形式。人为的政策干预有助于缓解或消除来自外部因素的影响，但除非禁止“创新”活动，“创新”带来的经济波动就不可能被任何人为的政策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