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客观现实与商品经济的再认识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及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与高度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标志着我们不仅在认识上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飞跃，而且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升华。认真学习和研究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对于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对推进我国经济体制再改革，对自觉践行科学发展观，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更大胜利，以及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日趋扩展并深化。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资本主义制度自确立以来，其经济关系一直处于不断调整的过程之中。从其运行机制来看，它经历了自由竞争、垄断、国家垄断、国家垄断国际同盟等发展阶段，即经济运行完全由市场机制进行调节的市场经济阶段；有调节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国家干预或调节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阶段、若干国家联合干预或调节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阶段。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自我调整的历史进程、研究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其主要目的是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过程并借鉴其有益的经验，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党的十四大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和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我们要尽快形成并完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与体系，就要学习和借鉴现代市场经济的先行者——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并完善市场体制与体系的经验、管理市场的法制系统和执法的经验、对市场进行宏观管理的行之有效的办法等。加强对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调节和发展经验的研究，勇于吸收其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能为我所用的有益经验，以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如果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苏联、东欧各国的改革做一些比较，就能更加清楚地看出，遵循什么样的改革理论，选择什么样的改革道路，是改革取得何种结果的关键问题。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持续了二三十年，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导致了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变化。这些国家改革失败的教训，不在于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而在于没有正确的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在于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看成是相互排斥、不能兼容的对立物，在“要社会主义”还是“要市场经济”的问题上陷入了片面性和形而上学。它们当年的改革，从总体上讲仍然是在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和企业分权的问题上兜圈子，始终没有突破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的总框架，没有扩大并实现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中的主要作用。作为改革的目标，特别是没有在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把国有企业变成独立的市场主体上取得突破，没有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新的经济体制的转换，旧体制束缚生产力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于是，就急匆匆转向“民主社会主义”，进行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抛开共产党的领导，转而采纳西方的政治与经济体制，葬送了人民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回顾和总结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对于我国确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意义，就会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仍是主要经济制度，市场经济是世界通行与通用的资源配置方式。纵观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无疑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是资产阶级的产业革命与民主革命改革了地主阶级、封建贵族的自然经济与君主专制的历史结果。中国实现现代化，要跨越或超越商品经济这一历史阶段，是没有理论与实践依据的。

建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是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经验与教训的基本总结，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实践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经济新体制，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任务。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的改革基本上是围绕着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兜圈子。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步展开的。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是不断地沿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条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前进的，是在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的。以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经济新体制，把几亿农民逐步引向了市场，促进农村经济沿着专业化、产业化、集约化和商品化的道路迅速发展，从而使我国这一最古老的经济部门率先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揭开了我国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序幕。这个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为核心，以价格改革为关键，以传统计划管理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其实质是把整个国民经济有步骤、分阶段地全面推向市场经济新体制，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增强整个国民经济的生机和活力。就改革的实际效果来看，市场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大，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不论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走向，都是逐步缩小传统指令性计划机制对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的作用，不断地扩大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的作用。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实践。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为创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都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和改善。

市场已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短缺经济已经从根本上得到了扭转。这里，“卖”与“买”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内中的含义却用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述，包含着党和人民的千辛万苦。中国现今的人口不是比改革开放前少了，而是更多了；可耕地不是比改革开放前多了，而是更少了；自然资源不是丰富了，而是趋于紧缺了；国有企业减少了，非公企业增加了。然而，情况不是更糟了，而是更好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效率大为提高了。效率为什么迅速而又有效地提高了呢？因为经济体制改变了，由原来的传统计划体制改换为市场经济体制。事情就是这么简单，道理也就是这么明白。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有阶段、有层次、有特点的渐进过程。不同时段、不同地域的文明有着巨大的差异性。然而，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却有着人类意志不可抗拒的共同性。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不仅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条件下有着市场经济的一般特点，而且超越了社会制度的不同，将人类文明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并且采取了不同以往的新形式。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以自己情况的“特殊”而拒绝这一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式，因为它既是生产力发展，即生产分工与社会化的必然结果；又是生产关系进步，即人们平等地相互交换自己的劳动而实现社会需要多样化的必然产物。人类文明，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所谓必然，就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从这样的层面认识问题，将会极大地提高我们改革开放的自觉性，从而从规律性的高度来说明我们的理论，规范我们的行为，以免出现某些“风吹草动”时，动摇我们走市场经济道路的信心与决心。

当然，我国选择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是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与加入WTO、实现与世界经济的接轨、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也是密切相关的。

由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产生并发展而来的商品经济，到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我国自明清以来，虽然已有商品经济的萌芽与发展，但商品经济始终未能上升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形式。新中国成立后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商品经济一直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异己”。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解、曲解与不理解是重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有了新的历史平台。至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历了三大阶段并作出了三大贡献：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贡献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改造与初步建设社会主义阶段贡献了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业化理论；改革开放新时期贡献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

市场经济，是一种按照价值规律合理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形式，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从片面地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到党的十四大明确决定建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作出理论上的高度概括，实现了认识上的飞跃，却经历了一个长期、艰难的探索过程，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众所周知，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学习苏联的经验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对于我国当时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建设，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曾起过积极作用，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以及人民生活需求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传统的计划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进而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党就曾提出过要尊重价值规律，要发挥商品生产的作用，但由于当时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缺乏科学的认识，特别是由于“左”的思潮的泛滥，这种正确的思想并未变成大家的自觉行动，也未在实践中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萌生的起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资源配置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的、深刻的革命。这就为探索我国新的经济体制奠定了思想基础。此后，我们党在改革实践中逐步引进市场机制，对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从而赢得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整个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问题的认识过程，大体轨迹为：

第一，中国特色的市场调节概念的提出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的确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党中央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取向进行了认真分析。1979年3月8日，陈云在一份讲话提纲中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包括两部分：一是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二是市场调节部分（不作计划，根据市场供求变化进行生产，即自发调节部分）。1979年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979年4月，在无锡召开的价值规律研讨会上，理论界提出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必然产物，计划经济应该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特别是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当时尽管还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已讲得十分肯定。但当时这一认识并未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并在实践中推行。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标志着我们党在市场与计划关系正确认识上的初始阶段的开始。

第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确立。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党对我国经济体制认识上的一次质的飞跃。虽然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不搞完全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但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已经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1985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企业家时再次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党的十三大报告采用了邓小平的建议，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其中，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并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要求加快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培育。这是关于计划与市场相互关系认识上的又一次重大突破。之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这是我们党对市场与计划关系问题认识上的继续深化。

第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的正式确立。进入20世纪90年代，改革的实践充分证明，哪里重视市场的作用，哪里经济就发展得快，社会主义不但与市场经济不矛盾，而且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民需求的提高和多样化，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和建设都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合理地配置资源的难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邓小平1992年春天视察南方的谈话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这些正确认识被人民广泛接受，从而为创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思想与理论基础。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顺应历史潮流，果断宣告：“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3]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在我国正式确立。

第四，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的丰富、完善与创新。理论的创新促进着实践的发展，实践的发展推动着理论的创新。市场经济被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后，市场经济理论日趋体系化、科学化，至今已逐步丰富并完善为六大支柱理论，即市场经济原因论、市场经济体系论、市场经济主体论、市场经济运行论、市场经济调控论、市场经济环境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理论及其体系是终极真理。在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在发展；在中国，市场经济理论因其年轻而更是处在发展、丰富与完善的过程中。

总之，生动的社会实践丰富了人们的认识，深化了的认识又有力地推动着实践的前进。原来的认识不能准确地、完全地反映变化了的实际，就需要有新的认识，以致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正是循着这样一种历史与逻辑，在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在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第一，“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早在1979年11月，他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主席兼副总裁吉布尼时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是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当然方法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相似，但也有不同，这是国家所有制，都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归根结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①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第一次对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作了理论阐述。他指出，市场经济并不受社会经济制度的限制，资本主义可以搞，社会主义也可以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与资本主义相似，但所有制不同，国家制度不同；市场经济萌芽于封建社会，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之后，在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一系列关键阶段中，他都反复重申了这一思想。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刚刚平息，邓小平就尖锐地提出：十三大确定的路线不能改，“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②1990年12月，针对理论界有些人对市场经济提出的诘难，邓小平在与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进一步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是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③1992年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谈话中，又专门谈到了市场经济问题，深刻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谈话，反映了当代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律，解除了人们对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的疑虑。邓小平的上述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中国共产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这个飞跃，是党的十四大确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与理论基础。

第二，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唯物辩证法，为中国共产党创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邓小平用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来认识市场经济是相当深刻的。既然是手段，就不是唯一的，就允许，也必须与其他手段相配合；既然是手段，使用这种手段的主体就是可变的；既然是手段，就不是一种社会价值观念，就不是我们追求的社会形态目标；既然是手段，就要顺应使用这种手段的主体要求。搞市场经济曾经受到种种责难，但是，只要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可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胆地冒险。在关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每一次谈话中，邓小平从来不是单纯地就市场论市场，而总是把市场经济问题放在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大视野中，放在与政治等其他方面工作相互联系的大背景下加以阐述。邓小平在论述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问题时所运用的这些方法，可以在党的十四大确立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中找到其影响。

第三，邓小平对待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科学态度，为我们继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树立了榜样。这种科学的态度，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一旦认准了真理，就毫不动摇地去追求；另一方面，不借助个人的权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邓小平一再申明“允许争论”。自1979年以后的十多年中，邓小平多次提出或重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这期间，党中央先后确立的一系列新提法，标志着全党的认识在不断发展深化。邓小平尊重实践，尊重群众，耐心等待着实践的发展和大多数人认识的提高，他反复重申、提倡市场经济，不断推动实践和认识向前发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者，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现代化建设新道路的无比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吸收了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造的优秀成果，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大对其主要内容第一次作出了科学的概括。如果说在十四大以前，还只能勾画出这个理论的轮廓，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从党的文件和理论界的概括中，把握这一理论的逻辑结构和科学体系。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这一科学理论的哲学基础。一个科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往往惊人的一致。回顾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过程，正是思想理论战线拨乱反正、否定“两个凡是”，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实践中创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的每一个阶段性进步，都伴随着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都伴随着实事求是精神的恢复与发扬。正是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下，我们党逐步摆脱了把市场经济与社会基本制度等同起来的“左”的思想束缚与理论僵化，实现了认识上从传统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历史性飞跃。现在，我们又面临着在实践上通过市场经济体制与道路实现新型工业化的新的更加艰巨的任务。闯这一关靠什么？仍然要靠解放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法宝”。解放思想就是要实事求是，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旧框框，冲破旧的习惯势力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我们的认识、方针和策略更加符合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与基础，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结果与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这个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样渗透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的每一个方面，同样是这一科学理论的灵魂，是构造这个理论的哲学基础。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这一科学理论的历史基础。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与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它科学地概括了我国现阶段社会的性质、所处的历史阶段、社会的基本任务、发展方向、基本特征、主要矛盾等，认为我国已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也不能“全盘西化”；我国的社会主义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绝不能陷入空想，硬要去干那些现在不应该干，也不可能做到的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要把发展生产力置于压倒一切的中心地位，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这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从我国当前社会的性质、发展阶段、基本特征、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等方面作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概括，为我们解决当代中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确立了根本的立足点，为在这个历史阶段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从而真正突破了过去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左”的思想和政策的束缚，开辟了不是从经典著作的条条框框、外国模式、一般原则和主观空想出发，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从理论上摆脱了盲目追求“纯粹”社会主义的空想论和认为“中国要补资本主义这一课”的机械论，同时也克服了教条主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正是根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中，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历史背景，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产生与发展的，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这一科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探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键是要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实践证明，什么时候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我国的经济建设就顺利发展；反之，则会遭受挫折。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正确地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就是要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变化的途径和方式；就是要研究和解决、加强与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的手段和方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上，经过了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1992年春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不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等观点；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市场经济”。1993年春，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被载入宪法。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正是在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中，才得以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这一科学理论的基本目标和本质内容。实践赋予理论活力，实践呼唤着理论指导其前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解放和迅速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我们所要建立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具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已经存在的市场经济的共性，即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所有产品、服务和生产要素都是商品；商品的交换和流通都应通过市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经济活动必须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经济运行必须适应市场供求的变化；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竞争机制充分发挥其作用，市场中的交易应当是公正、公开、诚信的，市场应该是开放、统一、有序的；企业是独立的市场主体，企业行为自主化；市场体系完善，不仅有商品市场，而且有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信息市场、技术市场、金融市场等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宏观控制以间接调控为主；社会经济管理法制化。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受基本国情、经济发展阶段、市场发育程度和民族文化特点等若干因素的影响。如果缺乏对市场环境深入细致的理论研究，我们的实践就会陷入极大的盲目性，就可能迷失方向。同样，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如果脱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要目标和客观载体，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建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其最终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以，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从更深的层次讲，正是紧紧围绕解放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任务发展起来的。我们在建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实际过程中概括和升华出的理论观点能否被纳入这个理论体系，也是以这个根本问题为取舍标准的。换言之，这一理论的任务、前提和要素，都是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问题服务的，都是从这个根本问题上展开的。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在理论上的集中反映。离开这个根本问题，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一科学理论，不可能把握其理论内涵的实质。

第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是这一科学理论的基本特征。我国进行的改革，是现时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现时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把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是我国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特征。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联系与区别，一方面，要明确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从而大胆运用、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另一方面，要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宏观调控、政治环境等方面的重大特征，要看到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是以公有制为主导，允许并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的发展，各自发挥优势，平等竞争；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要求，以其他分配形式为特点与补充，坚持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原则，既允许收入存在合理差距，同时也要防止贫富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宏观调控上，国家对市场的干预与控制在有雄厚物质基础保证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市场、计划、行政、法律等多种手段的作用。总之，要在把握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特殊性的基础上努力探索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形式与机制，自觉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其主要任务和内容来看，它是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创立和发展起来的。这个理论以其基本特征以及各方面的基本内容有机形成自身的科学的体系。这个科学体系，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较为系统地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这一理论自觉地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民就一定能够如期实现自己宏伟的经济发展目标。

从中央集权的指令性传统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是改革开放实践发展和理论认识深化的必然抉择。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果，从理论层面看，形成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从实践层面看，构建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能否全面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关系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

中国是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经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以来，我国经济逐步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经济运行与资源配置方式已经是市场经济了，也不意味着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和成熟的了。中国市场经济的顺畅发展，不能不充分考虑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特殊性。

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任何一种经济运行与资源配置方式的形成与发展都有其历史背景与时代条件，其在一个国家的实现与发展程度取决于它满足这个国家发展的需要程度以及它能给这个国家创造多大的发展空间；另外，各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与条件的特殊性以及经济发展道路与模式的多样性，不仅决定了相应的经济运行与资源配置方式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产生自己的风格和特点，而且决定了其发展过程中的创新程度与实践层次。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一般都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至少在如下一些方面表现出了自己的特点：

第一，不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而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发展而来的，反封建的任务相当沉重。

第二，不是经过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而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起来的，与同盟者的团结极为重要。

第三，不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经济基础，而是普遍地存在着小生产，当时近现代工业只占国民经济的10%左右，因而要艰苦创业，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约一百年甚至更长一些的时间实现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努力完成本来应该由资本主义完成的历史任务。

第四，不是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是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形式并存，非公有制经济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不是全社会范围内的按劳分配，而是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允许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参与分配。

第六，不是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而是仍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市场经济，劳动力仍是商品。

第七，不是教育已经高度地普及，而是文盲半文盲仍占有一定比例，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实属当务之急。

第八，不是科技已经高度发展，而是科技相对落后，科教兴国、转变落后的生产方式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科学并可持续发展甚为重要。

第九，不是精神文明高度发展，而是必须下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一体化发展。

第十，不是民主已经普及化、社会化，而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仍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考虑到中国现实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环境特点，综观中国市场经济的基本属性及时代特征与现实意义，就不难理解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既不是简单的逻辑回归，也不是经济发达国家所经历的本来意义的市场经济，这就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从而也就使中国市场经济成为中国国情的“函数”。

首先，中国的基本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所依据的客观条件差异颇大。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在其沿海一带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从总体看并没有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农村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在城市是小手工业者的汪洋大海，因而具有浓重的后封建性质。由此所决定，推翻旧制度的革命不是打倒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领导民众推翻“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重大历史背景告诉我们，中国所面临的社会主义首先是如何尽快建立起自己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如何在“大国小生产”的条件下建立起全社会范围内的社会化大生产及其资源配置形式。

其次，中国革命的进程决定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对于中国独特的历史背景及其基本经济特点，中国革命卓越先驱们的认识是清楚的。孙中山认为，节制资本不是消灭私人资本，相反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私人资本的存在对经济的发展是有益处的。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个“穷”字，私有资本有益于治穷。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革命根据地的经济进行了分析，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则是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私人经济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以后相当长时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1948年9月，张闻天在科学分析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五种经济成分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允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1949年6月，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一文中指出：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应是发展国营经济为主，普遍建立合作经济，并使之与前者结合起来；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向合作社经济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允许的范围内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增加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加强国民经济计划性。总的认识是：中国的经济不但十分落后，而且在民众素质、科技文化、民主法制各方面都面临着紧迫的提升任务；与浓重的封建、自然经济相比，资本主义当然是一种进步的经济形态；在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而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中国不但不怕资本主义，而且提倡它的发展，因为它的发展更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的稳固与发展。这就是说，中国的基本国情及其革命胜利后的历史任务决定了新中国的经济结构只能是多元化的，经济现代化必然是长期的艰巨任务，从而为市场经济的中国式发展奠定了客观基础。

最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历史定位铸就了其市场经济的主要特色。历史与实践都证明，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决定了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可逾越性。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不只在于理论，更重要的是在于实践。本来，按照中国革命先驱者们的正确认识组织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我们的事业估计要顺畅得多，然而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左”的思想逐步占据上风，并形成了长期性的主体错误，因而导致到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又重新开始认识我们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即按照基本国情重新进行历史定位。实际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定，一方面是重新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关于社会主义模式多样化的正确认识；另一方面则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经济形式方面进一步深化了当时的认识并上升到了理论的新高度。因此，当我们回过头来在认真而又科学地考察中国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时，不能不特别注意到其国情基础与时代特点的原因与必然。

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从封建生产关系中产生的，而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而来的。

第二，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由上层建筑的政权力量强制形成和发展而来的。

第三，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从自然经济的历史进程形成，而是由传统计划经济改革而来的。

第四，中国的市场经济相对应的不是上层建筑在政治方面的多元化，而是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第五，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以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基础，而是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形式并存。

第六，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以现代企业制度为运行主体，而是多种利益主体都还不够成熟，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实施国民待遇原则仍是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的重要任务。

第七，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以成熟的监管与调控为特征，而是需在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方面继续改革和推进，国家要进一步明确角色定位。

第八，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以生产社会化为发展的基础，而是生产的社会化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基础性资源配置方式。

中国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然选择的经济运行方式的风格与特点，不能不在其运行与发展的具体进程中表现出来，因此在我们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给以充分的注意，尤其不能任其自由自在，要择其所长，避其所短，以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日趋成熟与完善。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不仅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而且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课题，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核心问题。

首先，从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方面与基本问题看。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研究中，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理论，关于商品经济理论，关于价值规律理论，关于经济核算理论以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等，实际上就是直接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研讨。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研究，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关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结构的研究，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及其实现形式的研究，关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与社会再生产的研究，关于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等，也无一能够摆脱计划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而孤立地进行，要么是计划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在相关方面的延展或引申；要么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计划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的影响或制约。所有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与讨论，都离不开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存在与实现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认识，也都离不开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与实现形式——经济形式与经济体制的基本认识，当然也离不开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与经济体制——计划经济或者市场经济，或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者有市场的计划经济的基本认识，同时也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计划调节或市场调节，或国家调控市场并市场引导企业等的基本认识。

其次，从改革开放以来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设计看。1978年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对计划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经历了一个认识上逐步深化、实践上不断前进的过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应该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并且提出大胆下放权力，让地方和企业有更多的自主权。这实际上提出了计划与市场以及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问题。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把市场调节正式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模式。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的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与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从而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从理论上深化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又提出了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并强调要把两者的长处结合起来。邓小平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一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有了新的更大突破。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深刻、系统总结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与教训，作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进行了新的战略部署，从而使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从理论上更深化了。

最后，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与教训看。新中国成立60年来，国民经济在曲折中发展，经历了1949年10月至1956年底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时期，以及从1957年一直到现在仍在继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时期。在前一个时期，主要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土地改革，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准备按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经济建设等，一方面调整计划与市场的比重、关系及作用，另一方面为全国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进行各方面的协调，而首先是经济基础方面的改造。这一时期又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恢复国民经济，在稳定市场、制止通货膨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后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进行生产资料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加强计划指导并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从而在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将这两个阶段联系起来看，实际上贯穿着计划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的内容。

这也就是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一直是在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计划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的过程中曲折前进的。当我们能够正确对待并处理计划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的时候，我国的经济发展就顺利，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就能够得到较快的改善。反之，情况就比较麻烦。“大跃进”三年，其后调整了五年，由排斥否定商品、货币到不得不肯定与发展商品经济，即肯定与发展城乡市场，“十年动乱”期间，国民经济跌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市场却并没有被消灭；其后改革开放的30年，是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30年，并确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走上了富民强国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排斥和否定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市场和计划，作为经济调节的手段各有其长处，要尽可能地将两者的长处结合起来，以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当今世界，没有不干预经济的政府，也没有不受政府干预的经济。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日趋强化，这本身正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明确，任何市场都是具体的，中国的市场也不例外；任何市场经济都是具有历史与现实背景的，中国的市场经济同样也不例外。只要市场经济存在，就需要调整、校正、组织、管理、规范、约束，一句话，即国家干预经济，计划校正市场。

可见，计划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的确是当今经济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核心。正因为如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一般说来，任何性质的经济及其所采取的形式，都具有条件性，市场经济也是如此。实现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既要认识转轨得以实现的内部条件，又要全面把握其外部条件。

1.把握市场经济的内部条件

所谓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内部条件，即决定市场经济得以存在的社会经济结构内部的条件。对于市场经济存在的内部条件，一般认为有三个因素：一是社会分工的存在，二是独立的物质利益的存在，三是个别劳动不能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其实，社会分工的存在并不是引起市场经济的直接原因，而只是前提条件。至于独立的物质利益的存在和个别劳动不能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究其本质原因，则不能不归结到生产条件所有制方面的问题上来。因为，物质利益的独立性也好，个别劳动表现为社会劳动的间接性也好，不仅是由生产条件两个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劳动力所有制的内容及归属的矛盾引起的，而且是生产条件所有制两方面相统一的结果。

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内部条件，就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来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我们打破原来那种与现时生产力水平极不适应的单一公有制结构，实行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改革方针是正确的，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效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对发展经济、方便生活、解决就业等诸多问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所具有的运转灵活、反应敏捷、介入市场能力强等特点，对市场经济是比较适应的。就劳动力所有制方面来说，从否认劳动力为商品到中共十四大提出要发展劳务市场（实为劳动力市场），反映了我们在市场经济认识上的深化。从现实状况来看，近些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由小到大，不断发展，不但为实现劳动力的合理配置提供了条件，为社会提供了劳动力的储备，而且也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为我国全面走向市场经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现在的问题是，决定市场经济存在的生产要素所有制的两个方面在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内部还很不完善。其主要表现，一是公有制经济仍严重缺乏活力，还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二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走向市场还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因此，要实现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改革的力度。

第一，建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共同发展、平等竞争的所有制结构。单一的公有制或国有制经济难以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要发展市场经济，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现存的所有制结构。一方面，要进一步发展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乡镇企业，以及公有制资产占主体的股份制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确立并坚持它们的主体地位，特别是切实转换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注重公有制经济的运营效率与效益，发挥它在基础产业和关系国计民生的其他重要领域的控制与影响力；另一方面，在真正搞好公有制经济的同时，继续鼓励和引导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创造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使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能在平等竞争中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第二，大力发展劳动力市场，建立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就业制度。劳动力进入市场，实行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在“劳务市场”中的双向选择，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要坚决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充分认识到，没有劳动力商品市场的市场经济，是不完整的市场经济；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具体形式，彻底破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集中管理的劳动用工制度。重要的是要认真落实企业的自主招工权、分配权和劳动者的自主择业权。为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还必须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如建立劳动保险制度，为劳动者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暂时的待业提供生活保障；建立具有普遍权利的社会福利制度，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与具体的劳动单位脱钩，使劳动者通过缴纳必要的保险金，从社会获得这些福利和保障；改革工会制度，使工会组织适应企业劳动合同制与建立劳动力市场的新形势，增强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功能；建立健全劳动争议的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的法规和相应的机构，解决人才流动、劳动者招聘、辞退等方面的矛盾和纠纷等。

2.改善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外部条件

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外部条件包括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国内因素主要包括：

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市场主体，加快市场体系的培育，深化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及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优化产业结构，为经济转轨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经济转轨的过程，实质是新体制代替旧体制的过程，在传统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形成的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已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必须把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放到十分突出的地位，并切实部署。合理地调整产业结构是优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环境和重要任务之一。

建立严谨、科学、统一和完备的经济法律法规和经济监督体系。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说是法治经济，要求一切经济活动都要按照科学而严谨的法规体系进行。经济管理部门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评价、控制与监督各类经济活动，是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于以行政指令为标志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方面。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必须加强相应的法制建设，将一些收效良好、比较成熟的改革措施，尽可能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同时学习、借鉴国际上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法则，逐步建立一整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法律和法规体系。

国际因素主要包括：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市场经济的国际机制，以及国际通用的市场经济规则与惯例等。这里主要阐述国际因素对我国实现经济转轨的影响。

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其制度如何，都不可能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发展经济。当代经济的这种外向性，是我们考察国际因素对我国实现经济转轨的影响的重要前提。根据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律，为了加快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努力做好与国际经济的对接工作。

经济生活的国际化，主要是指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国际化，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从出现到今天，已经过了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相适应的商品国际化阶段和与垄断相适应的资本国际化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国际经济交流，形式比较单一，范围局限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并且带有超经济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新的科技革命推动下，生产力迅速发展，国际分工日益深化，进入了生产国际化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一是各国经济交往的内容不断丰富，形式日益多样，出现了包括商品交换、资本融通、生产协作、科技交流、劳务合作、信息沟通在内的资源全面流动；二是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成长，促使国际经济交往逐步摆脱超经济因素的控制，互利的因素逐步增加；三是出现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国家之间资源合理流动的崭新局面。由于经济生活国际化的日益加深，各国对外经济关系开始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当代经济的这种国际化，既是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也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摆脱僵化的经济体制模式之后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因此，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应当是一个不断开放的过程，即不断地打破与外界的隔绝与封闭，从而使国与国之间商品、劳务、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的交流越来越频繁的过程。

国际间的生产要素流动、资源转换，合理地实现各生产要素的结合是市场经济的一大优势，而现代国际市场关系的分析也是以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和国内外市场的资源转换为基础的。如果国际间生产要素是不流动的，那么各国只能从比较优势出发，按各自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进行生产，然后进行国际交换。但在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情况下，国际贸易的产品不再是某国的优势生产要素的组合，而是全球生产要素的优势组合。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和资源转换，实现了跨越国界的资源优化配置。国际经济合作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国际体制，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必须发展国际经济合作，从而使国内外市场对接，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

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则和惯例，自市场经济诞生以来，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发展历史。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实用、有效并普遍为各国所接受，成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则。我国经济要真正走向世界，必须尽快适应这些规则和惯例。这样，才能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并在世界范围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国际因素对我国实现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我们要顺利完成这一转轨过程，必须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开放格局；要进一步拓宽利用外资的领域；要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对外贸易多元化，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实现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既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在这场巨大的历史变革中，就可能出现一些预想不到或者难以把握的事情与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预见到可能发生的问题并及早采取措施，预防不利因素可能带来的不利结果，将隐患消除于萌芽之中。

转轨过程中必须切实注意的几个关键性问题：

从改革开放30年来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情况看，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至少有以下重要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转轨过程中的农业问题。如何认识农业，如何进一步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是一个关系改革能否深入、全面地展开，国民经济能否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现代化宏伟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重大问题。农业问题实质是农业生产力问题，也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

农业在我国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它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自立的基础。由于农业是社会效益大、经济效益比较低的弱质产业，在国民经济的大格局中处于既是基础产业却又不利的地位，这就决定了在市场竞争中农业必然处于弱势。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注意保护农业、强化农业、发展农业，这样才能加强其基础地位。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的冲击中，农产品将首当其冲。根据各国的经验，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问题会更加突出。要在财政上有支持农业的充足资金，在资源配置上首先保证农业发展的需要，在分配上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要加强对农业的宏观管理，深化农业生产体制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理论、经验和实践都告诉我们，努力促进农民增收是“三农”问题之重，科学发展之首，和谐社会之本。农民富裕了，中国就实现小康了；农民安康了，中国社会就必定和谐。

第二，转轨过程中的工业化道路问题。我国是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务是努力尽快实现现代化。在中国，现代化的确切内涵其实是工业化，从而实现工业化的道路至关重要。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一般道路是从轻工业开始的，苏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走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我国工业化道路曾是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优先安排农业。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信息化已成为现代化的关键与核心。因此，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已成为转轨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三，转轨过程中的产业结构问题。实现“两个根本转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根本问题，即生产力的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生产关系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两个根本转变”都直接涉及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结构问题。一方面，产业结构关系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特征与质量；另一方面，产业结构也关系着生产关系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如劳动力素质，劳动组合的结构与质量，体现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形式、层次与特征等。以往，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不适应有着直接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几次大的经济波动也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不适应密切相关。产业结构不只是一个资源配置的结构问题，还是一个技术水平、档次与质量问题，是一个生产与需求的适应问题，是一个生产方式的实现与形式问题。因此，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绝不能掉以轻心。

第四，转轨过程中的金融改革问题。金融市场是市场体系的中心。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金融政策与杠杆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使我国金融运行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应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一是逐步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金融体系，在稳定货币的前提下支持经济发展；二是建立商业银行风险机制，使银行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资金平衡、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商业性金融企业；三是建立以间接调控为主的金融调控体系；四是大力发展金融市场，落实金融诚信；五是切实避免货币供给忽紧忽松的现象；六是科学把握金融政策，实现预先干预，有效“熨平”经济波动，避免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

第五，转轨过程中的财税政策问题。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政府对经济的管理面临着从行政手段向经济手段，从实物形态向价值形态，由年度审批计划向中长期规划指导的转变。要通过财政的分配和财政法规政策的运用，调整国民经济的分配和管理方式，促进市场机制的发展。应当看到，市场经济本身存在“市场失灵”问题，一些公用性极强的“产品”，如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等，都是市场自身组织功能所难以解决的，而且市场调节还具有周期性的特征。为了减少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的滞后性、盲目性，弱化或消除周期性的影响，需要运用财政的分配与立法监督职能，来“熨平”经济发展的波动，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这样，能否根据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适时地制定或调整财政政策，就成了关乎转轨能否顺利完成的关键。

第六，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发展速度问题。经济发展速度问题，历来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务的最后完成要靠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作物质保证，而且因为经济发展能否保持正常的发展速度，还直接关系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进步。考察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发展速度问题，必须注意把握以下原则：①正确处理改革与发展的关系。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为经济的较快发展创造良好的运行机制。但是，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在改革与发展的问题上，特别是在发展的关键阶段，必须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通过改革来带动经济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速度要考虑各方面的制约因素。②正确处理提高质量、增进效益、优化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我国经济发展有两个突出问题：一是资金、资源相对短缺，同时又存在着严重的浪费；二是现有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不适应市场需要，也不适应进一步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所以，必须从提高质量、改善结构、增进效益上去追求速度，从适应和开拓市场中去求速度，这样获得的速度才是扎扎实实的，才能真正促进经济的规模和素质尽快登上新的台阶。③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抓住机遇，积极追求较高的发展速度。国际上，一些市场经济较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证明，在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只要国际、国内条件具备，同样可以使经济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

我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还必须注意把握好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就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职能而言，政府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直接管什么，间接管什么；用什么手段管，具体如何管等一系列问题，都应当认真研究并严格规范。另一方面，就市场的机制与功能而言，体系如何建立，结构怎样设置，范围如何控制，价格怎样波动，功能如何调控，供需怎样平衡等一系列问题，同样必须认真研究并切实把握。其实质就是政府必须从实际出发，用粗线条、大弹性的计划控制住、把握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比例关系；市场必须贯彻竞争原则，按价值规律办事，从而促使整个经济有活力、有效率、有效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要防止市场经济的某些盲目性，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对生产要素的浪费和对经济功能的破坏。转轨过程中还要特别注意建立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体系、价格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法规与监督体系，以及宏观调控体系，相互配套，协同运转。

把握与实现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关键。从理论上科学地说明市场经济的运行、特点、条件及趋势，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基石。我们要进一步学习、研究和完善市场经济理论，为实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稳定与胜利转轨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和坚强的理论支持。

实现现代化是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理想与追求，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深切期望与抱负。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多少仁人志士为之奋斗，多少热血青年为之献身！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的现代化才显现出了希望的曙光；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拉开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序幕；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吹响了前进的号角；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进一步深化与扩大及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确立，对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及经济发展内外环境的认识日趋深刻，以新时期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为基本平台的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理论有了新的发展，概括而言即新时期新阶段的科学发展观，为现代化建设制定了根本性、全局性、方向性、科学性的战略指南。

构建和谐社会，是新时期新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之奋斗的总体目标，其关键在于从中国实际出发，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走出一条人与自然、社会、文化以及其他各方面都适合、有效、促进的富民强国之路，实现经济发展的科学化，这就是党的十六大（2002年）以来逐步丰富与完善起来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的理论与理论的科学是互相关联的基本方面，理论的科学是科学理论的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灵活而不死板、发展而不背离、创新而不浪漫地分析与解决中国富民强国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从而显现出生动鲜活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形式、中国特点。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正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发展过程中，以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思路与战略理念体系。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是紧密关联的，市场经济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运行平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里，社会主义不是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资源配置方式则是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从经济体制来看，就是要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从经济发展方式来看，就是要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两个根本性转变”是我国生产力发展走向商品化、产业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选择市场经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现形式，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终于驶上了“快车道”。与此同时，科学发展观则规定了中国市场经济与现代化建设健康、稳定、协调、均衡发展的整体思路，是今后一个长时期内指导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理论体系。概括而言，其理论支点主要表现为：

1.实践第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的基本原则。正是这一原则的大讨论，成为现代中国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科学发展观的全部内容，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则。一方面，没有真理标准原则的实际落实，就没有今天的科学发展观；另一方面，没有真理标准原则的进一步贯彻，也就没有科学发展观的发展与完善。应当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确定是一个过程，而这一过程本身也经受着真理标准原则的检验。因此，实践和理论都告诉我们，十六大以来关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思路与战略是科学的，因而称之为：科学发展观。当然，科学发展观也有丰富与发展的问题，也有实践过程中的再检验问题。

2.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形式——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与灵魂。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科学发展观更是实事求是的产物，即从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实际出发，客观而又科学地体现中国富民强国、努力在21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内在趋势与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既是新中国经济建设基本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又是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鲜经验的结晶与升华。没有实事求是，也就没有新时期的科学发展观。必须强调实事求是的两个基本点，从实际出发和按规律办事，如同一个硬币的两个面，缺了哪个都要出问题。人们有时往往强调从实际出发，而忽略按规律办事，因此也会偏离科学发展观。

3.以人为本

中世纪的黑暗过后，西方的启蒙运动就已经开启了“以人为本”的闸门。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实际上无一不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共产主义，应当是一个全面的以人为本的理想社会。以人为本，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理念（宗旨）——为人民服务，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利益——执政为民。认真体会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来确立的科学发展观，其前提就是以人为本，过程贯彻以人为本，归宿实现以人为本。可见，科学发展观直接体现着以人为本这一基本原则。毛泽东曾说：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利益是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就是让人民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为自己的利益团结奋斗。既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那么一事当先，先要考虑的就是人民的利益，即百姓利益无小事，从大处说，也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可见，具体地说，以人为本实质上就是关注人民的利益，追求人民的利益，实现人民的利益，提升人民的利益。“民生”概念的提出，直接体现了以人为本，实质上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宗旨，从而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

4.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但是在阐述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已相当清楚地概括了社会再生产的计划原则、按比例原则，并且就社会总产品实现的价值补偿与实物替换进行了详细而又具体的说明，有图表、有公式、有模型，实际上已经蕴涵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更加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总结并概括出了一整套人口、资源、环境协调统一的理论，并且更加主张生态平衡的重要性，这是指可持续。与此同时，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的均衡性，中国共产党还从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和教训中提炼出了“全面、协调”四个字：全面，即不仅东部沿海要继续迅速发展，而且还要统筹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加中部崛起；协调，即抓紧并强化农业、交通运输业、能源工业、基础设施以及公共事业等薄弱环节与落后事业的发展。从而“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共同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

5.两个根本性转变

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内涵，表现为两个重要方面：一是生产力方面，发展方式要从根本上实现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二是生产关系方面，经济体制要尽快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两个根本性转变”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实现形式。前者，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与要求；后者，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道路与平台。在中国，要实现经济的科学发展，如果没有“两个根本性转变”是不可能的。这是时间和实践给我们的答案，也是理论与逻辑给我们的结论。

6.新型工业化道路

这是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而产生的一个新问题。不仅马克思经济理论中没有具体涉及，而且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初期也没有碰到。只是到了电子与信息化时代，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重新认识就有了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既不拘泥于传统的经典，也不局限于自身的经验，而是迅速依据客观实际调整自己的理念与思路，把中国工业化道路果断地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转移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实现信息化”的轨道上来了。相对于英美等国的古典工业化道路、苏式工业化道路、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道路，中国这一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不仅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容，而且更加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特点。

7.新农村建设

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崭新社会经济制度，其经济基础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特征，其上层建筑是以民主政治为核心，在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母体是“两个汪洋大海”，在农村是小农的汪洋大海，城镇是小手工者的汪洋大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特殊社会经济制度。社会化大生产的全面确立，对于新中国而言，是2050年左右的事情，因而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就是要用100年甚至更长一些的时间，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去完成本来应该由资本主义完成的实现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这里，自然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显然有所涉及但并没有给出具体答案的极为特殊的问题，即农民、农村及土地问题。也正是由于这一问题的特殊性，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获得了一块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空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客观而又科学地处理好了农民与土地问题，因而赢得了农民的支持，从而上升为执政党；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最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六大以来，“三农”问题则更是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核心，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是十六大以来解决“三农”问题的具体方略和基本举措，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内容。

8.科教兴国

科技与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虽有论及，但在邓小平理论中却更加重视和强调，被认定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随后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科学与技术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特点与内力，教育则是科技的基础与动力，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是国家富强的保障。只有依靠科教，发达科教，我们才能从一个人力资源大国发展成为一个人力资源强国，巨大的人口压力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经济动力，民族才能富裕，国家才能强盛。科学发展观认同并强化了这一战略，并使其进一步得到了丰富与发展。

9.统筹兼顾

任何经济发展战略都应该有具体的落实与部署的方式与方法。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开始不久，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曾提出了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统筹兼顾问题。随着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面展开与逐步深入，各方面的关系越来越复杂，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经济方面的问题或波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主体之间利益的相关性及排他性，统筹兼顾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就更为重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要讲道理，利益要兼顾，方法是统筹，“治大国如烹小鲜”，丝毫都马虎不得。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以及人口、资源、环境，包括节能、降耗、减排等一系列方面、环节都必须认真安排，统筹兼顾。否则，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与落实就会无从下手，失去可行性及可操作性。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执政方略、执政举措的新的理论概括，又是关于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的探索和总结；既是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的世界观理论，又是怎样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方法论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形式

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我们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但是，新的挑战和考验依然存在。我们只有从世界发展潮流和我国发展实际的结合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进展。科学发展观的深邃之处就在于，它既以中国自身的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又把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既着眼于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又体现了当今世界发展的新趋势，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指导性。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思考和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轨迹。这一轨迹决定了这种创新必定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光辉典范，不仅在理论风格上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而且在理论内容上与既有成果又有直接的传承关系。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理论对于毛泽东思想，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辩证统一关系。科学发展观同样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关于发展的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所谓一脉相承，主要体现在它们所着力回答的都是有关中国发展的问题，其主旨都是抓住机遇、实现发展，从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为最终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创造条件。所谓与时俱进，主要体现在科学发展观是对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思想的系统总结和进一步深化，围绕新形势下我国怎样发展这一根本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立足国情、着眼当代、面向未来的发展思想，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

2.中国国情认识的新内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科学地概括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历史定位、基本特征、发展方向、主要矛盾、中心任务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能走苏联式传统计划经济的老路，也不能“全盘西化”；不能陷入空想，硬去干那些现在不应该干，也不可能做到的事；也不要干那些“拖泥带水”连百姓都认为落后的事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物质与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要把发展生产力置于压倒一切的中心地位，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从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概括，为我们解决当代中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确立了根本的立足点，为在这个历史阶段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突破了过去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左”的思想和政策的束缚，开辟了不是从经典著作、外国模式、一般原则和主观空想出发，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探索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从理论上摆脱了盲目追求“纯粹”社会主义的经济浪漫主义的空想论和认为中国要补资本主义课的机械论，同时也克服了教条主义以及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人为地“附加”与“强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历史背景和运行平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的理论基石。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目标和本质内容。实践赋予理论活力，实践呼唤着理论指导其前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解放和迅速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具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已经存在的市场经济的共性，即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受基本国情、经济发展阶段、市场发育程度和民族文化特点等若干因素的影响。如果缺乏对市场环境深入细致的理论研究，我们的改革实践就会陷入极大的盲目性或浪漫性，就可能迷失方向。同样，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如果脱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运行目标和客观载体，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建立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以，中国的市场经济理论从更深的层次讲，正是紧紧围绕解放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任务发展起来的。我们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实际过程中概括和升华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能否被纳入这个理论体系，也是以这个根本问题为取舍标准的。换言之，这一理论的任务、前提和要素，都是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问题服务的，都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展开的。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在理论上的集中反映。离开这个根本问题，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一科学理论，不可能把握其理论内涵的实质。

任何一种经济运行模式与资源配置方式的形成与发展都有其历史背景与时代条件，其在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实现程度取决于它满足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程度以及它能给这个国家创造多大的发展空间；另外，各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与条件的特殊性以及经济发展道路与模式的多样性，不仅决定了相应的经济运行模式与资源配置方式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产生自己的风格和特点，而且决定了其发展过程中的创新程度与实践层次。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的重大基础性成就，正是传统计划经济有序向市场经济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基础，而且是科学发展观得以丰富与实现的内在动力和基本平台。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在中国的确立，是与中国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关系的基本属性密切相关的。应当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若干方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特点。忽视或者忘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国情及环境特点，就很难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了。

历史与实践都证明，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决定了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可逾越性。经济发展的中国特色不只在于理论，更重要地在于实践。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式，在人类文明史上，市场经济是一个必然阶段。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仍是主体，市场经济乃世界通行与通用的主流资源配置方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经验与教训的基本总结，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实践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实际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定，一方面是重新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关于社会主义模式多元化的正确认识；另一方面则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与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形式方面进一步深化了当时的正确认识并上升到了理论的新高度。因而，新时期新阶段经济发展的大思路与总战略也就随着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越来越清楚了，这就是十六大以来逐步发展与完善、十七大给予科学概括的科学发展观。

3.中国现代化建设平台的新认识

科学发展观与以往现代化战略最基本的不同，不仅在于内涵的科学性方面，而且在于其运行平台以及经济体制不同。

改革开放30年来的最大成就，就是我国成功地由传统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必须明确，市场经济是科学发展观形成与发展的实践平台，而不再是传统计划经济了。

应当说，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对于改革开放30年来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基本经验的概括与升华，而且是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进市场导向经济体制改革基本经验的概括与升华。市场经济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基础，科学发展观是市场经济的科学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不能不进一步理解与把握市场经济及其理论，不能不正确认识与把握由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我国市场经济的时代性与特殊性。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主要以价格波动和竞争力量配置资源的经济形式。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价格、竞争、供求是市场经济的主要机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益是人们及社会各种关系的基本方面。公开、公正、诚信、有序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自由、平等、竞争、利益、效率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

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与中国具体的基本国情相联系，在吸收一个半世纪多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造的优秀成果，充分认识中国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几百年的经验与教训，概括新时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握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的逻辑结构和科学体系的基本特征同样极为重要，对于全面、自觉、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

4.实现现代化路径的新概括

新中国成立以来，科学发展观并不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第一个发展战略。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发展是硬道理。在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实现现代化。实现现代化的关键，首先在于发展战略的客观与科学。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期盼，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应当说，对于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这个基本问题的认识，即关于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战略，人们的认识有一个从片面到全面的过程。特别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在处于“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机遇与挑战同在之时，怎样认识和把握发展的规律，如何正确回答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关系进一步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定不移地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完成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发展取得的成绩，让每一个中国人自豪。但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建设滞后；不断拉大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严重制约经济社会更快的发展；不少地方在发展中单纯追求增长规模，经济质量和效益低下，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重大安全事故接连发生。以往的发展观、发展模式面临严峻考验。

就世界范围而言，发展理论和发展观念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也是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过程的发展而演变的。发展理论和发展观念实际上是对工业化、现代化过程的反思和总结，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历史条件形成着、产生着不同的发展理论、不同的发展观念。综观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在理论和实践中占支配地位的发展观和发展理论，实际上是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实践在取得经济增长的同时，则导致了对文化的否定和排斥，导致了文化价值的分裂，导致了文化危机乃至社会危机、生态和环境危机，导致了一系列的全球问题，世界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鸿沟也不断扩大。

由于经历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所带来的痛苦之后，从20世纪60年代起，人类开始反思和总结传统的经济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的问题和矛盾，探索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资源环境，实现社会和人的持续发展，提出新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从传统的片面发展观、发展模式向新发展观、新发展模式的转变已成为当代具有全球性质的时代潮流。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全局，科学分析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深入展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情况与规律，从实际出发，总结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推进理论创新，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和践行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制定十一五规划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全面而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并全面运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确立了以人为本，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把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把“发展才是硬道理”、“坚持科学发展”、“把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三者融为一体，注重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政治发展与文化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了对传统发展观的历史性超越，是我们党在发展指导思想上又一次重大飞跃，表明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和把握提到了新高度，把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提高到了新水平，也是当代人类发展文明成果和我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人类发展文明成果的中国化运用，是对当代人类发展问题的中国式回答。这种结合、运用、回答是同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创新结合在一起的，是创新中的结合、创新中的运用、创新中的回答。

科学发展观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三大规律”的认识，正确回答了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的基本问题，从战略的高度第一次把坚持以人为本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实现了对传统发展观的历史性超越。

5.具有鲜明特色的新战略

科学发展观，是继承传统、引领未来的理论创新成果，也是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实践指南，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前瞻性和规范性。

首先，从时间维度上看，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从党的八大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到邓小平同志“发展才是硬道理”，再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再到十七大对于科学发展观的全面、深刻、系统阐述。从发展脉络来看，科学发展观既有对前人智慧的继承，又有体现时代要求的创新，既坚持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关于发展的科学理论，又总结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经验，对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随着实践的深入，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还将继续发展和完善。

其次，从空间维度上看，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的理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平的发展，就是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开放的发展，就是中国将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发展，同时坚持对外开放战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合作的发展，就是中国将同世界各国广泛开展交流合作，努力实现互利共赢。求和平、求发展，是中国发展战略的正确选择，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这标志着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具有开放性、前瞻性和规范性的基本特征，是指导新的伟大实践的新战略。

6.生态环境的新要求

人类社会在进入现代化、知识化、信息化之前，往往对于生态与环境的意义与保护重视不够，甚至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生态与环境的损失与破坏。我国在“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期间，包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污染环境与破坏生态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频频告急，才使人们认识到：人口、资源与环境必须协调、统一，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己必须和谐。生产力发展的实质性内容，不是改造和战胜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协调、相统一、相和谐，也就是可持续发展。在新中国现代化建设战略思路的概括中，科学发展观首次提出了对于生态环境的新要求，突出地强调“可持续”，并且以“全面”与“协调”约束“发展”，提出“发展”的出发点与归宿都必须“以人为本”，从而把人口、资源、环境、生态与发展统一了起来。这是了不起的进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战略思想的大提升、大创新。

7.发展过程与特征的新宣示

实现现代化是百年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卓绝奋斗的伟大追求。然而，自

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近百年的发展过程如果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前面30多年先是军阀混战，后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接着是国共内战；后面60年，前30年几乎“折腾”不断。这就是说，近百年来，多半时间是在“折腾”，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不正常、不平稳、不顺畅的状态中。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现代化建设终于摆脱了以“折腾”为特征的不正常的发展过程，因而，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其基本经验之一，就是“不折腾”。显然，“折腾”一定不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肯定不“折腾”；片面与不协调发展一定会导致“折腾”，“折腾”就会造成经济发展面临更多更大的问题；可持续发展一定不能“折腾”，如果“折腾”可以持续，那么发展就一定不可持续。可见，践行科学发展观，重要特征是“不折腾”，基本要求也是“不折腾”。这些，都是最一般、最平常、最普通的道理，然而却也是国家之大幸，民族之大幸，也是现代化建设的大幸。

科学发展观既简明扼要、言简意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又思想深刻、阐述精辟，具有鲜明的创新性；既符合理论本身所具有的逻辑架构，又易于被人民群众广泛接受、理解、实践，其原因就在于科学发展观具有鲜明的群众实践性与理论创新性。科学发展观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又体现了对当代中国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趋势的科学认识，充分展现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素养与实践要求。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包括方方面面的差距、困难和问题。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以及新阶段的特征，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因此，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站在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年的开始，把握新阶段的关键词：深化改革、关注民生、科学发展。三个关键词合成一个意思，就是推进再改革。

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的风雨历程，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具体到民生方面，主要是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特别是近一个时期以来，从2008年上半年的结构性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迅速演变成为2008年下半年的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引发经济下滑，民众对深化改革的呼声与要求迫切而又强烈，国家发展经济与宏观调控的任务艰巨而又复杂。冷静地面对现实，出路只有一个：坚持科学发展观，把握新阶段，推进再改革。

所谓再改革，就是认真总结30年来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与深刻教训，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与特征出发，针对之前改革过程中的不足、缺陷甚至误区进行补充、完善、矫正与纠偏，以保证改革的以民为本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因为，改革是一个过程，发展也是一个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同时，世界是发展的，情况是变化的，没有一成不变，也没有一劳永逸，要适应变化着的世界与环境，改革也就必须不断深化，并且随着情况的变化推进再改革；再则，人们的需求与观念也在发展和变化，昨天的满意可能发展成为今天的不满意，今天的“贫困”可能变成明天的“小康”。因此，推进再改革既是以人为本的要求，也是改革本身的必然，更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实际上，推进再改革，本质是对当前改革的继续深化，但这种深化并非是对以往改革的简单延续、重复或修补，而是有着双重使命：一方面要针对传统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体制性问题与障碍继续下大力气排除；另一方面更要结合新阶段的实际，特别是依据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按照新的思路与战略（即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治国新方略）实现科学发展、共享和谐的新水平、高档次的小康社会。

与民生相关的再改革主要包括：

1.推进劳动就业制度方面的再改革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民权之首。改革开放30年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种“统一招工、统一分配、城乡隔离、难以流动”的“计划一统天下”的格局已经被打破了，劳动力的流动性与市场化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产生了大量失地农民和下岗员工。“农民工”与失业者挑战着改革进程中的劳动就业制度，特别是出现了一个扭曲的充满各种歧视的“就业市场”，因而任何人都可能或正在成为被歧视者。这种情况，既不公平也不正义！真正的市场经济铁面无私，劳动面前人人平等，劳动的权利与生俱来。因此，劳动就业制度再改革的核心应该是：打破劳动的身份、户籍、残疾、性别、年龄等歧视，尊重每个公民的生存权、劳动权、职业选择权，实现劳动平等、就业平等、职业平等、部门平等、流动平等；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构建就业援助制度；规范劳动关系，实现公平就业。

2.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再改革

社会保障是社会安全的重要保证，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稳定器”与“减震器”。“社保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方面，特别是在我国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尤其重要。应当说，“社保制度”不但是覆盖全社会的，而且是惠及全体公民的，“社保”面前人人平等。改革开放30年以来，人们生活的总体水平得到了迅速改善和提高，一部分人进入了先富起来的群体，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却相对滞后，甚至残缺不全，“应保未保，该保不保”，不仅“国民待遇原则”没有建立起来，而且最应该保障的弱势群体与贫困人口，包括失地农民和失业人口的生存危机屡屡发生。可见，迅速建立健全公平、正义、普惠、共享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及其体系已经不能再迟疑了！社保制度的再改革，既要尊重国情，又要尊重“社保”的内在要求；既要坚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又要坚持社保制度的可持续；既要承认不同社会群体、层面与要求的差异性，又要坚持“社保”的公益性、普遍性、公平性、救助性与福利性；既要坚持“社保”是政府职能，是其常规性的公共行政，又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先是民间力量，分轻、重、缓、急予以落实；既要贯彻社保工作的监管制与问责制，又要坚持其运行的公开化与透明化；既要建立“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慈善事业”的联动机制，又要把“教育保障”、“计生保障”以及“医疗与养老”纳入社保范围，逐步走向全国统一管理。总之，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再改革已成当务之急。

3.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方面的再改革

合理并科学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和谐的实现形式。改革开放30年来，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但收入分配的失范与不公现象却明显地凸显了出来。近几年来，基尼系数屡创“新高”，甚至跨越了国际警戒线。在一个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制度安排下，不只是对穷人不公平，实际上富人也是不可能享有公平的。况且，一些人个人财富的急剧增长，甚至比起人们当年所说的“暴发户”还要来得“痛快”，他们奢侈的消费令世界瞩目！进而，整个社会的诚信与公德急转直下，人们越来越关注的是金钱与财富，而不是诚实与守法。因此，必须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方面的再改革，不仅要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重要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在确保社会公平与分配正义的条件下，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依靠诚实合法的手段和科学、合理的分配制度安排走向共同富裕，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不如此，和谐社会断无成功之理。需要说明的是，新阶段的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绝不是新形势下改换了面孔的平均主义，也不是套用新模式的大锅饭。“差距”还要有，“共享”要强调。这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民生的要求。要真正、切实、迅速、有效地采取果断措施，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增加民众的财产性收入。通过改革成果共享走向社会和谐，构建和谐社会。

4.推进教育、卫生制度方面的再改革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健康是国民全面发展的基本内容，是生命的正常状态，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完善国民健康政策”，“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并且“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既是国民的愿望，也是政府的职责。可是，一个时期以来，教育方面片面强调“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声音压倒了“教育的公益性”，高等教育因扩招、创收、师资缺乏，以及教育体制僵化等原因而质量下降，中小学教育长期以来甚至连“减轻课业负担”这样并不复杂和困难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与此同时，忽视继续教育，歧视职业教育，百姓大呼“上学难，学费贵”。卫生方面，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减弱，而营利性膨胀，白衣天使的形象恶化，百姓大叫“看病难，药费贵”。“两难两贵”成为百姓内心的“伤痛”。事实雄辩地告诉我们，推进教育卫生制度的再改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就高等教育而言，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大学不在大，而在精，要办出特色、办出风格、办出水平来。还有一个人们都承认的道理是：大学生的素质与质量比大学生的数量更重要。具体说来，教育卫生制度如何再改革，科学发展观给了我们指导思想的战略、方案与措施，我们应该认真执行、具体落实。改革千万不要亏待或耽误我们的孩子们，也不要侵蚀和损害民众的健康。

5.推进居民住房制度的再改革

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进建设和谐社会。民以食为天，以住为地。住有所居是民生大事。所以政府启动了再改革，提出“房改新政”，即发展保障性住房，“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同时完善经济适用房建设。不能说，“房改新政”是原来住房制度的回归，但可以说，“房改新政”是推进居民住房制度的再改革。

奋力推进与民生相关联的一系列再改革，一方面是对新时期新阶段的精到把握；另一方面也是依据科学发展观对于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贯彻与部署。认真理解和把握新阶段、推进再改革，就是要在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努力形成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新局面：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8～149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3]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