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方向

第一节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方向

在进入具体的学科论文写作指导之前，有必要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概况作一个基本的阐明。

一、学科的定义

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常以1917年的文学革命为发端，这不仅暗示了本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定了本学科性质，尽管这种学科性质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受到质疑，但迄今为止，这一学科性质仍然具有约定俗成的意义。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门以1917年以后的中国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由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赋予了文学一种“启蒙”的意义和白话文的形式，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就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它特指自1917年到今天的中国文学，同时也是一个性质概念。它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科学”为背景，代表了这个时代中国文学对现代性的追求，这或许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一直被称做新文学的原因。与中国近现代特殊的历史境况相关，中国现当代文学先天地具有追求现代性的历史使命感，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鲁迅的改造国民性，都有一个明确的企图，就是希望通过文学使一个蒙昧的中国变成一个文明的中国，使一个古老的中国变成一个现代的中国。因为承担了这个巨大的梦想，中国文学的启蒙功能在这个进程中被无限地夸大了，到了不胜负荷的境地，以至于到了新时期，文学又费了许多努力，试图回到它的本体。

按照惯例，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一般包括两个学科方向，即中国现代文学方向和中国当代文学方向。中国现代文学指的是从“五四”至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指的是新中国成立至今的文学。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形成

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源流》和周扬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石。这三本著作分别是作者在20世纪20年代的燕京大学、30年代的辅仁大学和40年代的鲁迅艺术文学院的课程讲义，它们以各自不同的文学观为这一学科创构了一个学科雏形。1951年和1953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教师、朱自清的学生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下册相继出版，这是在中国现代文学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并在大学中文系被规定为基础课的条件下，最早出现的一部系统完整的学科教材。1979年到1980年，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陆续问世，这是一部由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高等院校中文系教材，编写组集中了当时这一学科最有权威的学者，有唐弢、王瑶、刘缓松、严家炎、樊骏、陈涌等。1998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出版。三位作者都是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其著作反映了近30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和作者本人的研究心得，是一部在观念上有了重大突破、学术上有着深厚积累、结构上相当稳定的学科教材，被列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点教材。中国当代文学以研究同时代文学为己任，其研究对象呈现出随时间的推移而发展的不稳定状态，这一学科特殊性使它难有权威性教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这种局面到20世纪的最后一年才被打破。洪子诚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相继出版，这两本书以其鲜明的个性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趋向成熟。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下）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合编，堪称现当代文学的集大成之作。

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几个主要研究方向

一般地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包括这样几个研究方向:一是文学史的研究。从宏观的视野、纵向的角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历史性的研究，以揭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规律。二是作家作品的研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进行个案研究，探讨这个作家创作的意义、价值及其文学史地位。三是文体研究。基本上以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大文体为核心，探讨各种文体在中国现代的发展演变规律。四是社团、流派、思潮、创作群体研究。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各个文学社团、文学流派、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群体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地位。下面，我们从这四个层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内容和重点、难点问题作些介绍。

（一）文学史研究

通常我们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分成两大部分：一是中国现代文学，包括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30年的文学历史；二是中国当代文学，包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60年的文学历史，并且这段文学历史尚无下限，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80年代中期以后，因为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陈思和提出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的思路，两个学科逐渐呈现融合的趋势，并且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时间上限也开始上移，从1917年的文学革命上移到19世纪。这100年的文学历史一般被分成7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897年到1917年，可称为清末民初时期，这是中国文学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现象是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新小说和翻译小说的大量涌入。这个时期文学的研究长期以来是个薄弱环节，相对而言西方汉学家却比较重视，早在1980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一本由维林吉诺娃主编的《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此书1990年有了中译本。目前，在这个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是北大教授陈平原，其相关著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和《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第二阶段是1917年到1927年，通常称为“五四”十年，这是新文学最初的十年，中国文学在这个时期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这个时期是本学科关注的热点，研究成果较多，目前对这一时期文学的研究正在寻求突破，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多从文学领域向文化领域开拓。第三阶段从1927年到1937年，通常称为“左联”十年，这个时期的文学呈现向“左”转的局面，无产阶级文学比较繁荣。过去对这个时期的文学有过较多的关注，也形成了一些结论，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些传统认识都面临挑战，学者们开始倾向于以新的眼光、新的观念来审视这个时期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第四阶段从1937年到1949年，通常称为抗战十年。这个阶段的文学过去往往被分成国统区和解放区两部分，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这个时期文学研究的空白点相对较多，许多过去被遮蔽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近年来都逐渐被发掘出来。第五阶段从1949年到1966年，通常称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走向成熟的时期。目前，大陆学术界对这一时期文学的研究正处于观念更新的时候，洪子诚的《百花时代》和李扬的《抗争宿命之路》堪称这一研究领域的力作。第六阶段从1966年到1976年，史称“文革”十年。这个时期主要有两种文学现象，一种是以样板戏和浩然的小说为代表的文革主流文学，一种是以郭路生诗歌创作为代表的“文革”地下文学。长期以来，对“文革”文学基本持简单否定的态度，近年来，学者们开始以一种历史的态度对待这个时期的文学现象，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是这个领域的填补空白之作。第七阶段从1976年到现在，通常称为新时期。新时期文学是典型意义上的同时代文学，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都处于现在进行时的状态，形成一种创作、批评、理论、研究多元共生的局面。目前，对这个时期的文学的研究正在从批评向学术转型，从学术的角度，对新时期文学理论建树较大的学者主要有陈思和、许子东、南帆、陈晓明、王一川、张颐武、李洁非等人，以陈晓明为例，近年来他出版了《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剩余的想象：九十年代的文学叙事与文化危机》、《仿真的年代：超现实文学流变与文化想象》等著作，对以苏童、余华、格非为代表的先锋派文学、以林白、陈染为代表的女性文学、以何顿、东西、鬼子、李冯为代表的晚生代文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其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均有较大的影响。

（二）作家作品研究

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有所谓鲁、郭、茅、巴、老、曹的说法，随着时间的发展和观念的变革，经典作家的名单在不断增加，除上述作家之外，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金庸等作家都已经成为本学科公认的大师。其中，对鲁迅、钱钟书、金庸的研究最为活跃，已形成了所谓鲁学、钱学和金学。思想史研究的学者李泽厚认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只有鲁迅才是真正深刻的，他在发掘古典传统和现代心灵的惊人深度上，几乎前无古人，后少来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们普遍认为，鲁迅的精神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读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作家都是在鲁迅开创的基础上，发展了不同方面的文学风格体式。鲁迅研究是本学科的传统课题，专家众多，学者辈出，研究成果累累。像唐弢、刘再复、王富仁都是鲁迅研究的重要学者。钱学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提倡，至今方兴未艾。钱钟书有中国当代文化昆仑之喻，其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都有广泛而又深远的国际影响，美国研究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最早从文学史的角度对钱钟书的小说价值作了肯定。值得指出的是，钱钟书文学研究方面的造诣已达到极高的境界，足以和西方现代最杰出的文学学者相媲美，钱学研究对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金庸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武侠小说家，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文化奇迹。所谓“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金学研究最初发生于港台，带有较明显的娱乐文化色彩，近年漫延到大陆，逐渐形成学术品质。陈墨是大陆研究金庸小说最投入的学者。目前，一些本学科权威专家如严家炎开始涉足金学研究，金学研究的学术价值日渐上升。武侠小说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小说类型，金庸的武侠小说使这种小说类型既充满文化内涵，又具有现代品格，金学研究对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建设自然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宋伟杰的博士论文《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在这个领域有一定突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大量新方法从西方涌入，一批学者开始尝试采用新的方法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像王晓明的《潜流与漩涡》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探讨20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蓝棣之的《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王一川的《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采用修辞论阐释的方法阐释中国20世纪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李杨综合后结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方法对1942年到1976年的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进行“形式的意识形态”分析，这些研究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三）文体研究

诗歌研究方面，成绩突出者主要有孙玉石、谢冕、陆耀东、蓝棣之等人，孙玉石在现代诗歌研究方面较有建树，谢冕则对新时期诗歌研究有较突出的贡献。近年来，诗歌研究的热点大概有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诗歌，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诗歌，以戴望舒、卞之琳为代表的现代诗歌和以穆旦为代表的九叶诗人以及新时期的朦胧诗创作。散文研究方面有林非、俞元桂、朱金顺、刘锡庆、楼肇明等专家，其中，林非、俞元桂、朱金顺着重于研究现代散文，刘锡庆、楼肇明着重于研究当代散文，刘锡庆在散文文体理论方面有较大的突破，楼肇明则致力于散文观念的创新。过去，现代文学中的散文研究多集中于鲁迅、朱自清、冰心等人的散文创作，近年来，以随笔、美文为表现方式的学者散文颇受研究者的重视，周作人、梁遇春、钱钟书乃至新时期余秋雨的散文创作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不仅在学术界受重视，而且在大众读者中有市场，形成了90年代以来经久不衰的散文热。小说研究领域集中了本学科最多的人才，杨义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是这一领域最令人瞩目的成果，体现了作者开阔的视野和非凡的学术实力。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则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海外学者的专著，它曾使广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学者大开眼界，钱钟书、张爱玲等一批作家正是因为他的介绍，才进入大陆学者的研究视野，并逐渐形成研究热点，培养了一大批迷恋这两位作家的读者。此外，严家炎的小说研究也极负盛名，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己出版了前五卷，《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也已出版了第一卷。近年来，在本学科领域被普遍看好的小说家是沈从文和张爱玲，“乡下人”沈从文的小说构筑了一个对现代人有着无穷魅力充满乡土气息的“湘西世界”，凭着对健康、自然、美好的理想人性的理解，成为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典范，引发了众多中外研究者阐释的兴趣；与沈从文正好相反，“末代贵族”张爱玲的小说是典型意义的城市小说，沈从文的小说赞美了健康的人性，张爱玲的小说揭露了病态的人性，沈从文的小说透露着理想的向往，张爱玲的小说散发着颓废气息，尽管如此，张爱玲的小说仍然有着非凡的魅力，影响了许多作家如白先勇、王安忆，更吸引了众多读者。张爱玲是一个从旧小说体式中走出来的小说家，但她却创造了一种融中国古典小说、民国旧派小说和现代西方小说于一体的小说形式，她卓越的艺术才能使她的小说作品在借鉴各种艺术经验时能够出神入化、推陈出新，创出一种令后世作家仰慕却又难以企及的艺术品格。戏剧研究方面成绩较为显著者有田本相等学者。目前，文体研究已从过去的作家作品研究、流派研究向文体理论发展。小说理论方面，叙事学引人注目，赵毅衡、陈平原等人均有所建树。

（四）社团、流派、思潮、创作群体研究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出现了许多社团、流派和创作群体。社团方面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新时期诗歌社团等，流派方面有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新感觉派、山药蛋派、荷花淀派、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派、文化寻根派、先锋小说、新写实主义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主义写作、80后写作、网络写作等，创作群体方面有京派、海派、鸳鸯蝴蝶派、东北作家群、山西作家群、陕西作家群、河南作家群、津门作家群、西南作家群、东南作家群等，思潮方面则有现实主义思潮、浪漫主义思潮、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等。这个领域的研究当前呈现繁荣局面，长期以来被忽略或不公正对待的文学现象得到了重新重视。目前，鸳鸯蝴蝶派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的研究均有较大的突破，范伯群、吴福辉、许道明等学者在这些研究领域有显著成果，这个领域的研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开辟了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的新视角，提高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广度，如李嵘明的《浮世代代传——海派文人说略》重新审视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众说纷纭的海派创作群体，并对这个创作群体的内涵和外延作了新的阐释。他从上海特殊的地域文化入手，为海派文学找到了它的创始之作，即1879年问世的张南庄的《何典》，李嵘明认为张南庄的写作抛弃了言必有据的传统写法，拒绝从公认的意识形态中寻找小说的基础，拒绝精神向上的引导。这样一种文学价值观显然有别于古典传统，同时也有别于热衷于“宏大叙事”、“启蒙话语”的现代文学主流。于是，从张南庄开始，包括整个鸳鸯蝴蝶派作家以及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新感觉派作家40年代的张爱玲、苏青、徐訏、无名氏乃至90年代的王安忆等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海派作家群。毫无疑问，这个崭新的界定给海派文学研究造成了一个广阔的研究空间；又如费振钟的《江南士风和江苏文学》以历史上形成的江南士风为背景，研究20世纪的江苏文学，从而发现了江苏作家彼此相似的写作形象传统——“文人”形象，如曾朴、徐枕亚是旧文人，其小说被称为旧派文人小说，叶绍钧和朱自清被称为君子文人，其写作被认为是学者文学，汪曾祺属于闲适文人，他的作品是当代闲适文学的典范之作，陆文夫和高晓声具有名士风度，其写作也呈现出名士风格，叶兆言和苏童则是新文人小说的代表作家，并进一步认为，恰恰是“智性”引导着20世纪江苏作家的心灵，使他们能够那样豁然贯通地感悟江南文人文化的“全体意象”，从而在个人心智结构上自动契合江南士风，在生命情志里注入文人文化的种种因子，显而易见，这样的研究视角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历史文化的深度。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因此，从事这一学科研究工作不仅需要智慧而且需要激情，智慧使这门学科日趋完善，激情则促使研究者为本学科创造出充满希望和奇迹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