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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文化地位的解析

时间:2022-04-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文化地位的解析刘玉东摘 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文化地位对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地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在历史传统、现实需要的多重视角下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联系,提出了当代中国文化生态体系建设的根本问题,即在现今思想文化体系中定位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元与多样的关系。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文化地位的解析

刘玉东

摘 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文化地位对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地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在历史传统、现实需要的多重视角下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联系,提出了当代中国文化生态体系建设的根本问题,即在现今思想文化体系中定位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元与多样的关系。

关键词 一元化;多样化;文化

人的行为虽然是在现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所提供的规则的约束下做出的选择,但任何一种选择总是要以一定的主观意识作为自己行动的指令,因而人的活动必然与深层次的文化结构、意识形态要素和心理因素有着密切的关联,并在活动中表现出自己的政治态度、心理认知和价值判断,因此对一国的文化生态进行分析对推动社会的稳步发展就显得十分重要。在我国虽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作为中国革命建设的基本经验之一,早已成为四项基本原则的一个重要内容,并且被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但现实中仍有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地位表示怀疑。因此,从历史传统、现实需要等多重角度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国家建设的关系,确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对于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仍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

1 文化的“一元化”的历史传统和惯性

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和政治行为有指导思想一元化的传统,今天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与政治行为的关系有着明显的相似,发挥作用的方式上有一定的历史沿袭性,民众容易从心理上接受,因而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其作用。

1.1 传统文化的“一元化”特征与社会整合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现代是传统的继续,立足传统才能面向现代。正如马克思所讲:“历史不外是各个时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已经完全改变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因此,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和变迁都是以传统即一定历史遗产作为逻辑的起点和发展的基础,特定的历史遗产将深刻地影响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走向及其所遇到的问题。

把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思想确立为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与中国古代长期存在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历史传统是相承接的,适合于中国人的思维传统。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是我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虽然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内容远远大于“儒释道”的概念,但发挥主要作用的思想体系却是唯一的,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取得这种统治地位的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由最初的“诸子百家”中的一派学说,到与政治结合为一体,实现儒家思想政治化与政治思想儒家化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逐步确立一元化思想为指导的过程,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这种一元化的指导思想起着统合其他思想,指导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的作用,并成为约定俗成的心理定势,无明确意识的政治行为准则,成为历史长期积累的成规。其所起到的整合、凝聚的作用是超越阶级阶层差别的,是中华民族延续和发展的根基。虽然传统政治文化宗法制和宗法观念已经不能为现代社会所接纳,但通过一种适合于国情的、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来统合各种力量,以求得发展的成功经验是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从清朝末期开始,当传统的思想观念已经不能引领中国人的进步和富强时,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开始探索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新的思想观念。今天,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获取了执政地位,并结合中国实际进一步深化、衍生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这是中国人民用一百年时间,探索适合于当今国情的指导思想的最终结果。可以这样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原则是以一定的历史传统为参照的,以党的指导思想统合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

1.2 传统文化的“一元化”特征与政治形态的稳定

与政治体系相结合形成稳定的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与政治体系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体系相结合的方式是相吻合的。从文化与官僚体系的结合来看,通过某种思想统合起来的官僚体系,是相对稳定的,这种稳定进而促进了整个社会体系的稳定。中国古代社会官员的来源与西方不同,既非世袭,也不能自封。在隋朝以前主要是荐举制,隋朝以后逐步被科举取士制取代。这种选官制度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所特有的一种政治参与。“在科举制度存在的千余年里,科考的内容始终围绕着儒家学说,尤其到了明清以后,科考的内容与其说是测试为官的本领,不如说是考查其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和汉字的书法水平。如果说现代社会是专家治国,那么古代社会则是儒生治国。”这种官僚制度使全国庞大的官僚网络与处于指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即儒学实行高度一体化,两者互相支持,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的政治形态,这对稳定和巩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种历史传统为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指导思想上升为全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为使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本党党员掌握国家政权提供了天然的土壤。可以这样认为,由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共党员与国家政权相结合,也是以一定的历史传统为参照的,党员与政治体系的有机结合,使党的指导思想,不仅指导着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通过本党党员的政治活动,直接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广泛的社会生活,这就确保了和谐社会建设的大方向。

2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影响力与实现社会和谐

马克思主义对推动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具有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现实条件。

2.1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影响力巩固了社会和谐的政治基础

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稳定执政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这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它以论证和阐述既有政治统治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并使公民认同这种合法性为己任的,以建设性为基本取向,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对党的生存和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二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的特质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囊括和整合社会成员的利益追求与基本价值取向,已经被社会多数人认同,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那么,如果党放弃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原则,一方面就意味着与当前社会思想的主流相背离,其政权的合法性会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质疑,这将从根本上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动摇政治上层建筑的稳定。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如果失去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保障,就会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极大地冲击,甚至会动摇以其为指导的地位,打乱当前社会意识形态的格局,造成思想认识上的混乱、各种观念的冲突,这种混乱和冲突如果进一步外化为社会成员的行为,就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无序化,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最大限度地拓展和巩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

2.2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影响力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协调

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是在利益多样化的情况下,协调各类利益关系的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有制形式体现为多种经济成分共存,这必然造成社会阶层分化、多种利益群体共存的局面,必然会给人们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带来多样性。这种分化是不可抗拒的,是历史的进步,但同时也伴随着各个社会群体利益要求和实现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原有价值观念和新的价值观念之间的矛盾,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以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造成某些不和谐因素,需要通过某种共同的理念引导,实现协调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具备着这种整合社会政治心理的品质,它是一种具有高度科学性、革命性的理论学说,能大大提升多样化社会意识的品质,消解伴随社会意识多样化出现的某些落后腐朽的思想残渣,并且有效地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意识,使之形成一种有序的、协调的精神现象。马克思主义思想通过种种政治社会化途径,把它的政治意识和思想道德观念转化为人们自觉的社会心理,从而使人们在内心深处能够自觉地化解各种社会变革带来的矛盾冲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2.3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影响力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质能够为和谐社会建设不断提供新的思想动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以研究问题为契机的。问题是理论发展的起点,理论在科学地研究和解答问题中前进。问题有意义,答案才重要;问题具有根本性,理论才有彻底性;问题富有挑战性,理论才有突破性。马克思主义思想能够为党和国家的发展不断提供新的指导,就在于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中,时刻倾听实践的呼声,树立问题意识,勇敢地面对和科学地解答当代社会实践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挑战性的重大问题。从宏观上看,中国共产党针对国际国内环境的各类具体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创新实现了三次大的飞越: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标志是1945年4月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革命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并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标志是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标志是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回答了共产党长期执政以来,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如何执政兴国、执政为民的重大问题。指导思想的每一次与时俱进,都是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的,随着历史进程和认识进程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根本上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和活力,这种与时俱进的品质为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在宏观上开阔了视野,指明了方向。

3 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元与多样的关系定位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只能是科学地反映社会发展规律、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但同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并不是要求全体社会成员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体系应当既具有先进性,又具有广泛性,是一元与多样共存的关系。

3.1 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生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我们现在的思想文化体系的内容十分庞杂,如果用列举法来举证的话,可以包括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各种外来文化、宗教群体文化、少数族群文化、民间民俗文化等内容。这些文化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庞杂系统,呈现为一个有机的文化生态系统,深刻地制约和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脉络和走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当下的中国,较之于其他的主义、思想和信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仍然发挥着支持政权、整合社会、凝聚人心、规范生活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文化是融合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之中,这是我们文化的主流和主导;其他的文化形式是亚文化、非主流文化,如果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一个文化和谐的状态,它是多元的、多样的、但是又是有指导的,有主导的,有主流的,主流是占主导地位的,其他任何一种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个社会的文化和谐就被破坏了。

3.2 亚文化的多样性及发展限度

将多层次的亚文化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实现文化和谐以至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亚文化的存在是文化多样化的一个具体表现,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是一种文化,但是不能让这些亚文化过度发展,更不能让它们和主流文化对抗、削弱主流文化,因为这样做就可能引起由信仰和价值观的分裂而带来社会的分裂。当前亚文化的影响突出的体现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两个方面,这也是引导亚文化的发展尤其要注重的两个方面:

第一,弘扬传统文化但反对复古国学。随着宏扬国学的呼声日益高涨,复古思想有了一席之地,甚至有人希望以传统思想的复位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这是影响文化和谐的一个信号。其中有影响力的主要是新儒家的观点。新儒家观点主张把儒学重新意识形态化,甚至说把儒学重树为国教,国家和民族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需要从“重新复兴儒学的价值观”中获得政治合理性依据。我们从来不否认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意义,尤其是儒家文化,但是,这里有个问题,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不仅有力地鼓舞着奋斗中的中国人,而且经过改造、发展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也可以说,儒家文化是我们民族特征的一个重要体现;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儒家思想的局限性,到了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儒学的两大主流派别,即汉宋两学都是盛极而衰。理学家大讲性命之旨,谈义利之辨,实际上将理学变成了个人猎取功名利禄的工具,从而大大削弱了其神圣性和整肃人心的功能;汉学这一派本来是要以通经来致用的,但发展到明清的时候也走到了顶点,手段成了目的,学者的全部兴趣都集中于考据、训诂、辨伪、校勘上,对国计民生、政治、道德等社会现实问题视而不见。在各种矛盾面前,儒家文化没能实现自身的飞跃。而且随着社会的变迁,儒学自身存在的社会基础已经被动摇、瓦解,传统文化不得不逐渐退居到历史舞台的边缘,而将中心的位置让于新崛起的近代文化。所以传统文化要继承,但是不能让它冲击主流文化,而且以儒家文化所固有的和谐、中庸的内涵也完全可以和现在的主流文化以及各种文化形式共存。

第二,学习西方文明但反对“全盘西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体系建设面临的另一个巨大挑战就是“西化”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思想文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对社会深层次的影响越来越广,西方和平演变思想的影响力也有所增强。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初衷既有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进而以自己的价值观为标准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治秩序,削弱我国国际地位的战略图谋,也有因价值观念的差异,以己度人,一厢情愿地推动第三世界(包括中国)的民主发展的因素。但是,任何民主政治的建设从根本上说,都是在适应一个国家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需要中建立起来的。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在适应西方社会和政治文化特点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与西方长期形成的政治习惯联系在一起。而对中国而言,西方文化是一种异质文化,在思维方式、人文旨趣、治国方略等诸多方面与中国恰成鲜明对照,因而对待西方文化思想,以及民主法治的成规,既要借鉴,又不能简单地照搬。前苏联、东欧国家照搬西方民主,最后导致共产党丧失政权,甚至造成了国家的动荡与分裂就是先例。但是,由于西方是政治现代化的先行者,因而西方的制度建设又不能为我们所忽视,所以,从理论上来论证西方民主的时空上的局限性,削弱和抵御“西化”思想的冲击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虽然西方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对资产阶级民主有所批判,但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批判资产阶级的东西只能是浅尝辄止、隔靴搔痒,而只有马克思主义者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对资本主义民主进行最深刻的批判,因此也成为我们今天批判“西化”思想最有力的理论武器,并成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指南。

总之,马克思主义赋予社会发展以一定的思想内容,社会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一元化”的指导思想的地位,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原则。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闾小波.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3]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刘玉东,郭榛树.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地位解读[J].党政干部论坛,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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