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传媒编辑工作的内部制度

三、中西传媒编辑工作的内部制度

（一）媒体的编辑组织框架

1.我国内地

1）媒体的权力组织结构

我国包括新闻媒体在内的大众传媒存在基本的组织框架结构。这样的组织框架结构自外而内、自上而下，大体由五级构成：①党委→②宣传部→③传媒集团董事长或社长、台长→④编辑委员会与总编辑→⑤总编室与专业部。这里的党委指的是一级党组织，宣传部为党委直属的专管意识形态的党务领导机关，传媒集团董事长或社长、台长等管理高层组成媒体的社委会或台委会，主管本单位的经营、采编与行政工作，而媒体编委会仅仅负责本媒体信息的内容制造与形态表达，总编室与专业部均为编委会直属的下级编辑机构。

我国大众传媒的机构体制有变化。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大众传媒长期属于事业单位，对编辑人员实行事业单位的干部编制。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大众传媒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对这样的基本格局有调整但又未形成破局。不过，这种格局在进入21世纪开始出现变化。按照党中央2010年前后的文化体制改革安排，时政新闻的媒体或局部编辑机构保留原有单位的事业性质与编制，非新闻，尤其是非时政新闻的媒体或局部编辑机构被划转为企业。时政新闻的媒体或局部编辑机构大体指党委机关报或直接承担党委喉舌的广播电台、电视台的频道、栏目。而这里的所谓非时政新闻媒体，实际上包括那些在党委机关报或直接承担党委喉舌的广播电台、电视台的频道、栏目之外的报纸或广播电台、电视台的频道、栏目。按照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的说法，全国非时政类报刊有6000多家，主要包括中央和地方党报党刊所办的都市报、晚报。^[80]而辽宁日报传媒集团旗下的《辽沈晚报》实时时政类报刊，2011年成为“全国200多家晚报都市类报纸中第一家整体事业改企业”报纸。^[81]

2）媒体的编辑组织结构

以综合性报纸为例，我国新闻媒体的编辑部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

（1）报社设立编辑的最高权力机构——报纸编辑委员会，在编委会下面设立平级的总编室（有的报社叫编辑办公室）与专业部。其中，各个专业部普遍实行“部包版”：各个专业部独自负责自家所承包版面的采编工作。有的报社在各版设立版面主编（有的叫“责任编辑”或“版面编辑”），负责本版的图文稿件，或在有关栏目设栏目主编。以《人民日报》为例，该报周一至周五每日出对开16版。其中，第一至四版为新闻版，第五至十二版为深度报道版，第十三至十六版为周刊、专版。周六和周日每日出对开8版，第一至四版为新闻版，第五至八版为专版。新闻版实行采编分开，突出时效性和新闻性。“深度报道版”实行采编合一，以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国际等方面的报道为主。周刊、专版开辟了5种周刊和其他丰富多彩的专版。

（2）报社设立编辑的最高权力机构——报纸编辑委员会，然后在报纸编辑委员会下再设第二编辑权力机构即新闻编辑中心，并由新闻编辑中心指挥、协调处于第三编辑权力层次的各个专业编辑部。如新闻信息资源中心（新闻110）、政教新闻中心、经济新闻中心、文体新闻中心、群工部等。非新闻类的文艺部、理论部的编辑工作直接向报纸编辑委员会负责。其代表媒体可推《武汉晚报》。

2.西方社会

1）媒体的权力组织结构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的媒体组织结构是比较稳定的。其组织机构一般包括：董事会（股东大会）→董事长→发行人。其中，发行人即媒体的社长、出版人。在发行人下面，有两大分支：一是总编辑，二是总经理。双方互不领属。总编辑和总经理的基本职能是不一样的：总编辑负责本媒体精神产品的生产，即对编辑环节全面负责，相当于企业负责生产的总工程师；总经理则负责与传媒产品生产、营销相关的物质方面的运作，其基本工作大致有三：印刷、销售（发行）与广告。相当于企业负责营销的总经理。在排除总编辑之后，媒体由发行人、总经理等高层管理者组成媒体公司的管理委员会一类的机构。比如，2003年前后的美国甘乃特公司共有8位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甘乃特公司管理委员会：一是总公司的首席律师；二是甘乃特公司旗下的英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三是总公司广电部首席执行官；四是总公司负责劳资关系的高级副总裁；五是首席财务官；六是总公司的董事长、总裁、首席执行官；七是总公司首位媒体——《今日美国报》的总裁兼发行人；八是总公司报业部总裁。^[82]在上述8位高级管理人员中，总编辑是不在其列的。正是因为认同西方社会新闻传媒业采编与经营相分离的基本观念，故甘乃特公司管理委员会是不能包括总编辑的。

2）媒体的编辑组织结构

以报纸为例，西方社会新闻媒体的编辑部有大型与小型之分。

第一，大型日报的编辑部内部组织。

在图2-10中，“城市新闻编辑”、“州新闻编辑”一排的编辑系部门主编，“记者稿编辑”包括部门内部的“派稿编辑”和“审稿编辑”。

图2-10　美国大型日报社编辑部组织结构示意图^[83]

在大型日报编辑部的编辑工作中，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新闻事实与重要新闻言论编辑机构相分离，即新闻报道的编辑工作与重要新闻言论如社论的编辑工作均分别直接对总编辑负责，互不领属；二是大型日报的周日版根据目标受众的需求专门制作，另组编辑班底。

第二，普通报纸的编辑部内部组织。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普通报纸的新闻编辑部门实行编采分离（见图2-11），但相对专门、独立的领域如经济、体育领域则可实行编采合一。^[84]

图2-11　英国周报社编辑部组织结构示意图

（二）媒体编辑体系的运行规范

1.我国内地

1）报纸编辑系统的编辑工作基本流程

包括报纸在内的大众传媒新闻编辑工作，依编辑系统的分层而呈现基本流程。以综合性日报为例，这一系统的编辑工作基本流程由低到高大体有三层人员。一是报社各个具体专业部门的稿件编辑及其构成的编辑部的基层。编辑部大量的基础工作由分布在不同编辑部、室的稿件编辑们完成。稿件编辑人员，是稿件必经敲打的第一关。二是版面编辑。经过稿件编辑把关后，稿件进入下一关，即编辑流程的第二关。第二关的把关人一般是各个版面的版面编辑。版面编辑又叫版面主编。三是值班编辑。经过第二关之后，稿件进入编辑流程的第三关，其把关人为值班编辑。报纸值班编辑处理的版面往往是整份报纸而不止一版。

编辑工作基本流程不同于编辑的三审制。三审制决定稿件的去留与优化，基本流程处置一期报纸如何由一篇到整版再到整期。

2）编辑工作的编前会

包括报纸在内的新闻编辑工作通常采取编前会制。编前会，指的是新闻传媒编辑部为安排当期媒体编辑工作而在出版之前定时举行的编辑部会议。会议一般由值班总编辑主持，在总结上期编辑工作之后，由各编辑室领导、各版值班编辑汇报当期所了解的重要动态情况、重要选题和拟发表的重要稿件，并对稿件进行必要的平衡、配置。

近年来，我国日报的编前会通常每天举行两次，时间多控制在半小时之内。现以《经济日报》为例。2003年，该报每天除夜班调度会外举行两次编前会。第一次编前会为晨会，属于记者工作会议。上午9时30分召开。晨会由白班值班编委主持，参加者为各个中心、部、室的负责人；基本任务是回顾今天刚出版的本报，通报下期信息线索，确定选题，指派记者采写。第二次编前会为下午会。下午16时进行，为报社的联席会议，由报社的白班编委与夜班值班编委共同主持，基本任务是研究翌日出版的本报各版版面的主要内容安排计划。^[85]

其他媒体新闻编辑工作的编前会大体如此：晨会是总结刚刚过去的编辑工作会议，通报当前信息，确立下期的基本编辑工作框架，提出重要选题；下午会是研究即将实施的编辑工作会议。晨会的核心是确立选题，下午会的核心是确立用稿。

3）量化管理

跨世纪前后，我国新闻媒体普遍通过对已刊稿件、版面、栏目打分等方式实施量化管理。打分制有以下三大要点。一是以稿件为主要考核对象，兼及版面、栏目或频道。其中，考核稿件是打分制的常态，考核版面、栏目或频道为非常态，不稳定，因地而异，因时而别。二是实行稿件分类，不同类型的稿件分值不一（如图2-12所示）；三是实行记者与编辑的分类。同一篇稿子，编辑的分值一般少于记者。必须接受考核的编辑，主要是直接负责稿件编辑工作的责任编辑。责任编辑多是不担任编委会、编辑部领导职务的普通编辑。至于编辑部主任的编辑工作，由编委会考核；编委会的编委、副总编辑、总编辑的编辑工作，则由上级领导机关负责考核。

图2-12　《湖北日报》21世纪初的记者、编辑计分等次表

我国新闻媒体的量化管理现遭到一定的指责。《新京报》时事新闻部主任陈峰说：“从长远看，计件工资制对媒体的伤害是难以挽回的，正是这种考核制度在，大量记者只能庸庸碌碌的，注定一辈子什么也做不成。最早发明计件工资的人应该向中国的记者忏悔。”“计件……唯一的合理性在于压迫记者多写，鼓励的就是钱包，对加工业和销售人员最合适。报道的数量和质量之间必然有冲突。”^[86]这一类的批评对媒体的量化管理有一定的冲击，但并未动摇我国新闻媒体近期整个行业量化管理的基本格局。

2.西方社会

1）编辑工作的基本原则

在媒体的所有制上，西方社会有两大特点：一是纸媒报刊以私人所有制为主；二是报刊与广电相分离。

先看纸媒报刊以私人所有制为主。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社会制度，大众传媒谁掏钱，谁拥有，谁负责或指派管理。所有权是经营的基础。大众传媒归私人所有，构成资本主义社会传媒业的基本存在原则。只要没有特殊情况，资本主义社会就必须实行大众传媒私有制。大众传媒私有制是讲究经济上的投入产出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最大报团甘乃特公司的经济回报率为25%，在美国上市报业公司中位居第一。^[87]资本主义革命胜利后，西方社会的报业长期而普遍地实行私有制。

再看报刊与广电相分离。首先，西方社会实施报刊业和广播电视业相分离的基本媒介制度。“二战”结束，广播业在西方社会步入成熟发展阶段，电视业开始快速成长。而“二战”之后，面对快速成长的广电业，西方社会开始普遍实行报纸期刊与广播电视有所区隔的基本制度。报刊业与广电业相分离的关键，是报刊依旧沿袭惯例全盘实施私有制，而广电业则放弃全面而彻底的私有制。其次，广播电视业存在公营体制。“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广播电视业一般长期采取私营与公营并存的双轨制。其中，有的国家是私营占上风，如美国；有的是公营占上风或公营与私营大体旗鼓相当，如欧洲的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亚洲的日本。这样的公营，介于国有国营与私有私营之间，走的可谓是第三条道路：非私有的广播电台、电视台，除法国“二战”后短期实施过政府直接经营外，一般由非营利性组织而不是政府经营。再次，报刊业实施私有制。西方社会的报社、期刊社不同于广播电视业：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官方退出不再办报办刊，鼓励市场竞争附加慈善性质的基金无偿襄赞；赢利较多者则应通过慈善基金等渠道回馈社会。报刊所有制实行私人所有制，沿用至今无大变。第四，报刊与广电相分离的原因。西方社会实施报刊业和广播电视业相分离的基本媒介制度，实施广播电视业公私并存的双轨制，是有原因的。其表面原因是20世纪后期之前广播电视频谱资源一直处于稀缺状态，不过，唯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发展才构成报刊与广电相分离的深层、内在的驱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财富的创造主要来自大众传媒业之外的产业，大众传媒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在整个国家产业中的比重同样不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采取市场路线能够让大众传媒业顺利发展，推动信息供需双方大体满意，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就按照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实施大众传媒业的私有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此即报业私有化的深层原因。如果市场路线的实行会影响大局，市场失灵，即威胁到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平稳运行，那么西方社会就会排斥大众传媒业的彻底私有化，而引入“计划之手”。此即广播电视业公私双轨并存的深层原因。进入21世纪，互联网对报业、广播电视业等传统大众传媒业形成了有目共睹的越来越严重的冲击。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一旦网络业对传统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的冲击威胁到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稳定的话，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家、资本家，即统治阶级，就会毫不犹豫地采取特殊的媒介制度，通过非市场的行政等力量适度扶持传统的大众传媒业。

除此之外，采编与经营相分离同样构成西方社会新闻编辑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在新闻传媒的编辑工作上，以报纸为例，通设编辑部，实行总编辑负责制。这就是说，在理论上，发行人不得干预报纸的新闻编辑工作，负责经营的首席执行官不得介入采编环节。

2）编辑部的日常管理

总体来看，西方社会通行编辑部通过编辑人员指挥甚至管理记者，而相形之下中国更侧重于采编之间协商。

先看指挥。西方的新闻记者更偏重于收集新闻材料，而如何制作新闻报道则基本属于编辑的权限范围。美国的《时代》周刊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在该刊，新闻稿件的制作通常先由研究员（资深编辑）提出一些选题，其次再任前方记者从中择取，并按照编辑的要求搜集材料，可撰写毛坯状的稿件，最后由后方主笔。同时，由于新闻真实性直接关系到新闻报道的质量，故该刊设事实核查员，专事新闻稿件真实性的核实，检查新闻报道中的事实是否有依据，编辑也核查事实，补充资料，提出问题让记者回答。^[88]

再看管理。一是机构。西方国家的新闻界有各种行业协会。有全国发行人协会、全国编辑协会、全国记者协会。这些协会分别代表大众媒体内不同阶层的利益。一般来说，记者协会属于工会性质的组织，着力维持的是被管理者——记者的利益。二是标准。西方媒体对采编工作的管理重视质量而不是数量。作用于媒体社会影响力的，更多是作品的质量而不是数量。美国报业的新闻工作者介绍，美国的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从来不对记者、编辑的发稿和栏目、版面实行量化管理。他们一致认为：“对一张报纸来说，稿件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单纯以发稿量来核定记者的收入，不仅对记者不公平，而且对报纸也不是件好事。”^[89]

编辑部门对记者的管理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谈话制。西方媒体编辑注重的是稿件的质量、影响力，故报社等大众传媒所实行的评估方法，一般并不对采编人员考评，更不打分；不搞奖金体制，而是加薪。^[90]发现问题苗头，编辑往往提前与记者谈话打招呼。如果媒体对记者的工作满意或不满意，可以调高或降低记者的经济收入。而能够决定记者经济收入的人员各有不同。在《今日美国报》内，调整记者经济收入主要取决于经济新闻主任、国内新闻主编这些相当于中国媒体部门主任的领导，然后有关决定再报总编辑同意即生效。^[91]二是编前会议。较之中国，西方国家媒体的编前会（如图2-13所示）一般开得更勤、更密。比如德国的大众化综合日报《图片报》各编辑部之间的沟通相当频密，每天有4次编辑会议，从上午9时到晚上9时，永远处在协商、沟通状态。总编辑、首席美编、设计总监三巨头在设有大屏幕的办公室内讨论选题，其他采编人员（包括实习生）跟随在后，从而无障碍地领会报纸的办报理念和管理要求。有些重要的问题或记者工作中存在的规律性缺陷，编辑在会议中可以提出并通过编委会的编前会议及时解决。

图2-13　美国《芝加哥太阳时报》编前会

西方媒体编辑部对记者的管理大多采取以鼓励为主的对策。心理学中的皮格马利翁效应（Pygmalion’s Effect）证明：人是需要鼓励的。重压之下并不一定能结出甜蜜的果实。经过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产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西方新闻界较之既往更为理性。他们认为：“与威胁相比，能够给予记者激励与回报的积极的工作环境收效更好……记者在一个能够得到回报并能汲取养分的环境里工作，要比在充满指责与挫折的环境中更愉快更有创造力。”^[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