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儿子

1.1　农民的儿子

1993年2月22日,魏文彬在厅长任命投票之前在省人大会议上的发言中,以一种平铺直叙的方式极其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经历:“我于1950年1月生于湖南桃源县农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1969年参加工作,1977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涟邵矿务局洪山煤矿、涟邵矿务局宣传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湖南电视台工作。”

这是一份高度浓缩、毫无个性因而也完全合乎规矩的表格式简历,唯一有点“表情”的信息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农民的儿子”在成功者的履历表上获得强调是司空见惯的事,原因大抵在于,在某种特定的社会机制中,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农民的儿子出人头地的机会要比工人和干部的儿子少得多,他们脚下的道路要比后者崎岖坎坷得多。同时“农民的儿子”通常也是对于天性纯良和情怀朴素的一种标榜,也蕴含着我来自最广大的民众之中也将竭诚为最广大的民众服务这样的自我期许。

魏文彬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农村,那就不可避免地要挨过饥饿的童年和困窘的少年。他从小聪颖好学,本来有望像他的秀才曾祖一样借助读书改变个人以及家族的命运,但“文化大革命”的来临改变了这一趋势。1966年,16岁的魏文彬高中尚未毕业,不得不在“停课闹革命”的风潮中匆匆离校,回乡务农。

16岁学生伢子的肩膀还有些稚嫩,但是他很快就适应了命运对自己的安排,和大人们一样挑起了百斤重担。

“一回家就搞‘双抢’,和大人一起挑粮谷,从洞湾挑到双溪口,8里路。第一次挑的时候挑80斤。哎呀,挑得咬牙切齿。路怎么这么长啊,担子怎么这么重啊。我还有个怪毛病,大人穿草鞋,我怎么觉得草鞋穿到我脚上很滑稽,我就不穿,打赤脚。有时候路上一个尖尖的小石头,一下摁到脚上长硬茧子的那个地方,哎呀,痛得钻心啊。”

“我就老觉得那个扁担啊,在大人身上不一样,悠悠地晃,悠悠地晃,它还晃出一种姿势来,晃出一种韵律来。大人们全都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拿个手巾这样揩一下那样抹一下,前前后后还聊天。我说怎么回事,我怎么跟在后面就那么苦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他们那个样子啊。天晓得,第二年就是他们那个样子了。17岁,我就挑得百斤担了,有时候我还霸点蛮,发点狠,挑110斤、120斤,我的扁担也是个悠悠地晃,悠悠地晃。”

很快魏文彬也学会了跟老农们一样的休息方式,譬如抽旱烟解乏。中途歇肩,往路边的石头上一坐,掏出一包烟丝来卷“喇叭筒”。他一直感到遗憾的是,他的“喇叭筒”总是卷得不如别人好。

“我记得那时候最好的烟是郴州烟,两毛七分钱一包,我抽不起。我就把我父亲的烟丝包一坨,和大人一起搞劳动的时候,中间休息,我也很幸福地从袋子里面拿出一包烟,和别人一起卷,我卷不了别人那么好。别人嗖一下卷得乖乖致致的,我卷不了那么紧,松松垮垮的,皱皱巴巴的。”

很难想象,如果照着这样一条路线继续前进,魏文彬的人生将会走向怎样的目标,最后将停留在怎样一个历史坐标上。

但是历史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