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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经济学说的传播和经济的发展

时间:2022-04-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四节 民国经济学说的传播和经济的发展一、民国经济学说的传播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有近20本经济学著作出版,其中中国人自编的著作约占2/3,多属财政金融类,这说明经济学当时在中国的普及速度是比较快的。王亚南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著作最丰富的一位,《中国经济原论》是其代表作。

第四节 民国经济学说的传播和经济的发展

一、民国经济学说的传播

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有近20本经济学著作出版,其中中国人自编的著作约占2/3,多属财政金融类,这说明经济学当时在中国的普及速度是比较快的。译本则绝大多数来自日文著作。在1902年以前的译本大都用文言文意译而成,对原书内容多有省略,使人难于理解原著的真正含义。从1902年以后,这类情况有所改进。中文的经济学专业术语也大量采用日文译法,中文经济学概念体系开始建立。当然,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学仍然处于引进阶段,没有什么创新。

1928~1936年是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开始出现工业的初步迹象,加上抗日战争对国防经济建设的需要,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实业救国”一时蔚然成风,经济学当然就有了传播和发展的土壤。经济学译著以30年代最多,其中1930年一年出版了63本译著。从国别构成看,到30年代为止,由日文翻译而来的经济学著作虽然在数量上仍比以前有较大增加,但是已经不能像20世纪前10年那样高度垄断,其相对的重要性则已经大大下降,相反,西文原著翻译过来的已经大大超过了日文。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经济学的繁荣还体现在专门性的经济学刊物的创办上。据胡寄窗先生估计,除了统计期刊外,1919年到1949年各类经济期刊约为112种,其中20年代有10种,30年代48种,40年代53种。不过,这些刊物创刊后一年内就停刊的在半数以上,能维持一两年之久就很难得了。这说明我国经济学研究队伍仍然很弱小,社会对经济学的关注和支持仍然是很有限的。在为数不多能够长期支撑下来的经济期刊中,属于一般经济理论探讨方面的,以在上海的中国经济学社1930年创刊的《经济学季刊》成绩最为显著,一直维持到抗战前夕,是当时全国多数经济学家支持、认可的经济刊物。(25)

1928~1937年期间,国民政府在工业化方面的政策稍见成效。抗战爆发后,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了国家的富强,奋力探索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途径。张培刚教授的著作《农业与工业化》在全面探讨了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发展与农业改革的关系、工业和农业的平衡以及农业国和工业国的关系问题之后,就中国工业化面临的急迫问题进行了分析。马寅初的《中国经济改造》、吴景超的著作《中国经济建设之路》、何廉、方显廷的《中国工业化程度及其影响》等,都是很有见地和影响的著作。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执教于北京大学。1923年马寅初和刘大钧一道发起成立“中国经济学社”,并长期担任社长。他撰写了许多经济学著作,其《经济学概论》是解放前流行的经济学原理著作。1933年陈翰笙发起成立了有500多名会员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经济学家,比如后来名噪一时的孙冶方、薛暮桥、钱俊瑞、许涤新等。南开大学的何廉、方显廷等人也对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何廉还被誉为中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著有《中国农村之经济建设》。巫宝三的著作《中国国民所得》,是中国现代意义上GNP核算方面的开山之作;陈达的《人口问题》就人口理论、人口数量、质量、人口与国际关系等进行了分析之后,给出了其人口政策主张。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自1934年北平经济学社初版起至1947年共发行了11版,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是销行最广的一部。王亚南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著作最丰富的一位,《中国经济原论》是其代表作。

二、民国经济的发展

1.民初实现宪政的阶段(1911~1915)

清朝末年中国的商人是中国立宪运动最强大的推动力。在推动立宪过程中,各级商会形成网络,并逐渐学会英国式商会的自治和民主管理。在预备立宪公会等组织中,商人占明显优势。商人们认识到,“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则与股份公司之性质最不相容者也。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国之下未由发达,故振兴实业之关键在于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政权,保障民权来改良政治环境与政治组织”。商人们深刻地认识到,民富与国强皆赖于工商业的自由发展。“商兴则民富,民富则国强,富强之基础,我商人宜肩其责。(26)胡绳先生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也引张謇之言为证,清朝当局“但有征商之政,而无护商之法”,“商之视官,苛政猛于虎”。(27)当时这种绝对君主专制,根本不受法律的制约,只有法制,没有法治。君主“超然于权限之外”,“官员游行于利禄之中”。

商人在推动清末的制度改革中,不但对新的制度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其实行起着关键作用。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商人在各省咨议局中进一步推动宪政的发展,使咨议局成为独立于政府的真正议会雏形。全国资政院的议事细则已与现代议会制度类似,首届资政院提出了速开国会案、弹劾军机大臣案、赦免国事犯(相当于当今的危害国家安全犯)案。它于1911年迫使政府放弃其独立财权,将财政预算核减掉7790万两白银。在各地的咨议局中,商人们还提出了他们对外交事务权利的要求,反对支付不经咨议机构同意的各项外国债务。这种发展形同提出了类似欧美的“没有代议制,就不交税”的原则。

商人还对民国初孙中山、黄兴等人不经议会同意私自借贷外债提出反对,也对革命军的扰商行为要求制止。清末民初宪政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曙光初露,从辛亥革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民族资本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从1914年到1919年,中国民族工业的工厂数量从698个发展到1759个,增加了157.7%;资本从3.3亿元增加到5亿元,提高了54.5%。新增加的资本额超过辛亥革命前四五十年投资的总额。(28)

2.军阀混战时期(1916~1927)

军阀混战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所有历史学家公认的,军阀混战时期,不同军阀在其占领某地时期重复收税,并预收未来的税,操纵实物与货币的换算率,增加苛捐杂税、战时捐税,并进行强制粮食征购,使经济不堪重负。由于连年战乱,农业的商业化趋势被逆转,农业生产力和产量下降,城乡之间的贸易被中断。

清末民初,中国的政治人物并没有形成这种共识,因此宪政并没有坚实的道德共识的基础,宪法规则并不是中国政治家的行为准则。例如孙中山在自己军事实力强大时(护法战争后),就支持中央集权制和武力统一,而在自己军力弱小时(1915年旧国会复会时),就支持联省自治。孙中山在野时反对专制,一旦军事实力大了,就开始讲军政、训政(专制的另一种说法)。袁世凯更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在他向清朝争权时就反对君主立宪,逼清帝退位,而他一旦大权在手,就鼓吹君主立宪,而当他看到自己发展的政党在议会可能败给国民党时,就开始想办法迫害国民党,取消新闻自由。袁世凯如能像华盛顿那样自动退位,则前文提到的合法的可用来保护财产的暴力与此暴力倾向于侵犯人民权利的两难就可解决。而袁世凯及其他军阀都以自己的利益为选择游戏规则的标准,而不知道这样选择的游戏规则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华盛顿选择自己下台的行为就可能成为万世游戏规则,执政党选择限制政府权力的行为也有机会变成万世游戏规则生存下去,而一切以私利为目标选择的游戏规则是不可能被参加游戏各方都接受。而只有各方都同意的游戏规则才可能变成宪政游戏规则而流传下去。

3.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1928~1938)

(1)民国的农村经济

民国时代的土地制度由于1930年土地法的颁布而较清末更为成熟。但由于缺乏长子继承权,战乱连绵,制度化的土地市场仍不发达,20世纪30年代,50%的农业人口与租佃制有关,30%的佃农耕作的土地完全是租佃的,20%以上的佃农耕种自己的土地同时租佃部分耕地。长江流域细密的水路运输网被用来形成区域性粮食市场,因此此区域的分工专业化、城市化、原始资本主义自宋朝以来都是中国最发达的区域。这里专业性的租佃经纪人出现了(类似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专业房地产经纪人)。佃农并不一定非常贫穷,有的佃农大户反而比小自耕农富有,他们已形成资本主义式租佃,雇工商业化农业经营的萌芽。

(2)民国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

民国时期的农村虽然基本是自给自足的,但专业商人在商业发达的城市和沿海地区比一般落后国家要发达,这被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或原始资本主义。这种商业资本主义不但导致商业分工的加深,不同的专业商人处理贸易的不同环节,专业货栈的出现,专门协调、规制商业活动的行会和商会的出现,而且产生了相当发达的中国自己的金融网。山西票号就是这样一个适应商业发达后所需金融服务的网络,它发行发挥货币功能的票据及信贷。各种钱庄和当铺也在沿海和发达地区形成网络。各种习惯法和私法(类似英国普通法)也发达起来,以调节发达的商业和金融活动中分工和相关交易以提高交易效率。

长江流域的丝织业中已有相当发达的商人与手工业者之间的计件外包制,类似欧洲工厂制度的前身putting-out制度。与清末不同的是,现代金融和贸易制度在民国时代发展起来。政府于1929~1930年摆脱了固定的关税额必须偿付战争赔款的束缚,完全获得关税自主权,增加了关税率。30年代政府也收回一些租界,但收回租界的经济效果是负面的。1930年进口税从银本位改为金本位,1928年盐税统一于全国财政系统,各种苛捐杂税统一成中央政府的税收及地方政府的土地税,1933年统一货币,几乎停止使用银两,1935年政府用外汇储备为支持建立起现代化纸币制度,银两完全被禁止用作货币。官方的中国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正式发行了纸币,政府开始试行年度预算,税收和财政报告制度都大大改进。现代政府债券制度也于1931~1932年发展起来。债券主要由国家政府银行及上海私人银行购买。

1928~1937年中央控制的财政收入70%用于统一战争,而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在1929年只到达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和河南五省。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于1931~1936年间只占国民收入的3.2%~6%,大大低于美国政府1929年的8.2%。民国时代交通条件也表现了二元经济的特征。大部分货物仍是由落后的传统运输方式运输,1933年传统手工、木船、兽力运输方式对国民收入的贡献是现代运输方式的三倍。1915年日本在东北生产的焦煤5.74元一吨,运到汉阳是24.54元一吨,交易费用是生产成本的3.27倍。这主要是因为政治不安定,铁路建设迟缓造成。

4.抗战和国共内战时期(1938~1949)

抗战期间,全国工业发展最为迅速的是东北工业区。这是由于东北在日本的占领下,日本出于攫取我国资源的罪恶目的,非常重视对东北的投资,不但将其本土的先进生产技术、机器移植于东北,而且日本对东北的投资资金是逐年增加。日本人在东北的高投资率客观上也刺激了中国私人企业的发展。抗战胜利后,日本人的资本大量被国民政府没收,并转化为了官僚资本,但在接收过程中因政府内部贪污和各部门争资产而受损,以后成为官商不分、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工具。于是,官僚资本已经垄断了全国各个重要生产领域,中小的私人企业严重地被扼制,甚至破产。

内战时期,蒋介石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大肆出卖国家主权,与美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美从中攫取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特权。由于美国加紧对华的经济侵略,以及国民政府的野蛮掠夺和战争的巨大消耗,造成金融财政体系的崩溃。因此,纸币成为政府抢劫人民财产的方式,纸币发行过多造成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00%。于是,人民纷纷放弃纸币,而返回到物物交换的方式上,使纸币改进交易效率的功能不能发挥,因而分工水平大大下降,大量工商业倒闭,失业人员剧增,生产力也随之崩溃。这也是国民政府迅速倒台的原因之一。(29)

【注释】

(1)韦尔伯·斯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51页。

(2)方汉奇,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3)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的百年回顾》,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m.com,2005-06-22。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

(5)樊凡,时统宇:《经济新闻范文评析》,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6)孙江波:《简论中国新闻评论的历史渊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5-12-22。

(7)王韬:“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园文录外编》,卷十。

(8)王韬:“建铁路”,《园文录外编》,卷三。

(9)王韬:“洋务上”,《园文录外编》,卷二。

(10)王韬:“兴利”,《园文录外编》,卷二。

(11)王韬:《园尺牍》,卷七。

(12)王韬:“补起废药痼议”,《园文录外编》,卷七。

(13)王韬:“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园文录外编》,卷十。

(14)王韬:“纪英国政治”,《园文录外编》,卷四。

(15)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258页

(16)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17)李华兴,吴嘉勋:《饮冰室文集》原序,《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6页。

(18)李华兴,吴嘉勋:《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7页。

(19)张楠,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06页。

(20)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2页。

(2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4卷),中华书局,1931年版,第35页。

(22)梁启超:“外资输入问题”,《饮冰室文集》第16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3)梁启超:“外债评议”,《饮冰室文集》第2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4)陈鹏鸣:《梁启超学说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

(25)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的百年回顾”,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m.com),2005-06-22。

(26)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27)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红旗出版社,1982年版,第352页。

(28)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的百年回顾”,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m.com),2005-06-22。

(29)杨小凯:《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开放时代》,2005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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