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新闻控制界说

第一节　战时新闻控制界说

大众传媒最基本的职能是传播信息。在战时，人们急于从传媒了解战事动态和发展趋向，据此作出自己的判断以趋利避害，各种政治势力也依据传媒的报道分析局势，确定立场和对策。因此，每当政局动荡、剧变的时候，大众传媒就成为各种政治势力的首要攫取目标。谁掌握了大众传媒，谁就掌握了信息传递的主动权，就可以把有利于自己的信息畅通无阻地传播给社会，并封杀对方的声音，通过对事件的选择性报道、解说和发号施令，把人心、局势导向有利于自己的目标。在古代社会，控制宫廷中枢和军队是乱中取胜的决定性条件；而在现代社会，控制传媒才是主宰局势的标志，只掌握政府中枢和军队而没有控制传媒，随时都有可能节外生枝，风云突变。⁽¹⁾

信息的筛选与过滤是新闻传播活动中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内利的“新闻流动模式”认为，在新闻事件与最终接受者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中间传播者。⁽²⁾这就是说，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乃至在整个信息流通的网络中，往往存在着一系列的把关环节，始终伴有各式各样的把关人的各种把关活动。这些把关行为既包括选择和拒绝，还包括对传播信息的形式和内容的改变。

中西新闻传媒都存在着社会调控问题，国家、政党和各种势力集团“都对新闻传媒及新闻传播行为进行强制的管理（所谓硬性调控）和有效的引导（所谓软性调控）”。⁽³⁾甚至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国家权力可以直接干预信息的流动。信息就是力量，控制至关重要。在战争期间，这种调控和干预就表现为战时的新闻管制。各个国家都“把传播和信息流通视为潜在的威胁。没有一个政府能摆脱控制信息的欲望”。⁽⁴⁾战时新闻管制作为对新闻传播活动的一种调控行为，由来已久。战时新闻传播功利性诉求决定了为了达到传播的即时效果的最大化，无论是媒介本身还是其掌控者，都会对战时的信息流动加以控制。

战时新闻政策包括以钳制舆论、管控媒体、统一口径、防止泄密等为目的的战时新闻管制和检查政策，以及以战时激励、煽动、拉拢、恐吓、欺骗等为目的的战时新闻宣传政策两部分。⁽⁵⁾因此，本文将战时新闻管制限定在两个方面，即：战时宣传和战时新闻检查。无论从中国古代战争史还是从西方宗教史来说，宣传都有很长的历史。然而，真正意义上的战时宣传却起源于一战期间，这是一种积极的软性控制。在一战期间，英、法、美等西方国家都有不同的战时宣传行为。其中，美国在一战时还成立了旨在动员舆论支持美国战争的新闻委员会。这个兼具战时宣传与新闻检查功能的组织机构在其存在的一年半时间里做了大量工作。在这期间，它先后散发了一亿多份宣传材料，对三亿人次发表75万多次演说。在二战以及随后的越战、1991年海湾战争等战事中，战时宣传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审查制度，这个世界就不可能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宣传。为了进行某种宣传，就必须在公众与事件之间设置某些屏障。在一个人创造出他认为明智而可取的虚拟环境之前，必须限制他接近真实环境。因为，人们在直接接近他们所看到的事物时可能会产生误解，同时，又没有一个人能够决定他们将如何误解，除非他能决定他们到哪里去看和去看什么。军事审查是最简单的屏障方式，但决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的存在众所周知，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人们的赞同。⁽⁶⁾由此可见，战时宣传与战时新闻检查息息相关。

与战时宣传相比较而言，战时新闻检查作为战时新闻管制的表现形式有着更长的历史。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战时新闻检查最早可上溯到15～16世纪欧洲产生的书报检查制度。然而，作为一种具有法理依据的制度，战时新闻检查的历史不过一百多年。战时新闻检查作为一种正式施行的现代社会控制方式，是一种消极和硬性的控制。受“出版自由”、“信息公开”等因素的挑战，现时的战时新闻检查表现出重法理依据、以保密为主旨、更强的功利性和随战争始终而存废等特点。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印刷媒体的商业化和广播、电影等“热媒体”的出现，人类和人类的战争进入了大众传播时代。战争中，交战双方开始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广泛的宣传。但大众传播理念对真实性、时效性的不变趋向和媒介对新闻自由的天然诉求，与政府、军方对宣传口径和涉密报道的严格要求产生了矛盾。于是，政府出台的战时新闻政策便应运而生。战时新闻政策是指在战争状态下由政府或军方制定的规范新闻媒体行为、指导新闻宣传的行动准则。真正意义上的战时新闻政策出现在资本主义政府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具体而言是新闻传播进入大众传播时代，战争演变为以总体战为特征的现代战争之后，其中早期最具典型意义的是一战时期各国的战时新闻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