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中采访

第十七讲　在写作中采访

写作是最能检验采访效果的。

采访得来的素材有用没有用、够用不够用，只有到了写作之时才能真正地感受到。

“材到用时方恨少”。尽管强调采访尽可能一次成功，但挂一漏万，难免有漏掉的东西；而漏掉的往往是写作最需要的。

在写作中发现素材没有用或者不够用，怎么办？

办法不外乎有3种：如果在现场写作，那就在现场继续采访；如果不在现场写作，那就打电话补充采访；如果现场采访和电话采访都不可行，那就向自己采访，进一步吃透自己手中的素材，挖掘其中未能把握的东西。

这3种办法，笔者都采用过。

先说第一种办法。1983年2月11日，笔者在原平凉县索罗乡农民李守甲家里采访完毕后，就是在他家里现场写作的。之所以选择现场写作，就是为了万无一失，为了拿出精品。在连夜写作《家庭颁奖会》的过程中，问题就很快冒出了头，几个人物的背景材料不够用，一些具体事实也不够明确。笔者在遣词造句、行云流水的时候，为不够清楚的地方预留了空白。第二天早晨，笔者带着问题进行了补充采访，有的放矢，填补“空白”，不带缺憾地离开了老李的家。《家庭颁奖会》后来获得全国好新闻奖，于写作中的采访有一定的关系。

最典型的例子是写作《新一代的农户当家人》。1991年3月，笔者进驻平凉市赵堡村，采写这个村开展“选好一个当家人”活动的重大典型报道。采访到了第二天，在已经掌握面上情况、确定采访路线的基础上，笔者当晚就进入写作状态。白天采访，晚上写作，这样做的意图和好处，一是通过写作迅速消化当日采访的成果，日采日写、不留累账；二是通过写作及时发现当日采访的疏漏，以便次日有针对性地进行补充采访，日写日采，不留遗憾。写作最能促使记者进行缜密的思考，也就最能帮助记者发现问题。当写作“卡壳”的时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而问题的提出，源于问题的发现和暴露。当笔者带着写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补充采访时，就连采访对象都感到不解，怎么记者提出来的问题这么实在？

赵堡村开展选当家人活动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遇到了阻力和困难，村党支部千方百计促进这一活动的顺利、健康发展。写到这里，笔者用了朱学军闹事的例子。这一事例是由村支书何天言讲述的，听起来还生动，可一到笔下就显得笼统了。第二天，笔者向老何提出专门采访朱学军。他说，这事村主任赵廷佐最清楚，让他给你安排。在老赵的陪同下，笔者采访了朱学军两口子，弄清了“闹事”的具体情况。原来朱学军经营无方，把家管成了全村有名的困难户。1987年，村干部来到他家帮助选当家人。妻子贾秀芸鼻一把泪一把数说了丈夫的种种不是：不会闯门路，只知守着两只破窑度穷光景；也不会过日子，有了一顿，没了抱棍。朱学军抱着个头光知道叹息，什么话都不说。村干部征求两口子意见，选定贾秀芸为当家人。妻子“执政”，心劲高涨，安排丈夫出外搞劳务，要他一年至少须挣回600元钱。一年过去，就在全家日子刚刚爬上坡路的时候，朱学军却大吵大闹，要重新当家，哪怕离婚也要“夺权”、“复辟”。村主任赵廷佐闻讯后，与副支书武国柱上门做思想工作。原来，朱学军在外做活，有人挖苦讽刺，说他家阴盛阳衰，他一个堂堂男子汉没本事，竟受婆娘管，再加上头脑里的夫权思想作怪，就回家专门与妻子闹事。老赵在严肃批评的同时耐心开导朱学军：女人管男人没有什么丢人的，过不好日子，受穷受难，才最不光彩。朱学军思想终于开窍，从此就心悦诚服地接受妻子的领导。笔者将补充采访的具体材料写进稿子，朱学军闹事成了全文较为精彩的部分。

在赵堡村的10天，笔者连续写作了8天。每天平均写1000多字，虽然不多，但却为第二天的计划采访和补充采访打好了基础。计划采访更加细致、深入，补充采访更加具体、实在。写作中提出的问题，促使笔者与何天言等村干部及时进行探讨，进一步深化了自己的认识，使稿件有了一定的思想深度。10天后笔者离开赵堡村时，8000多字的稿子“胜券在握”。后来的修改只是文字的增删、润色，基本素材再没有变动。

《新一代的农户当家人》之所以获得甘肃省新闻奖一等奖，诀窍之一就是采用了写作中的采访的方法。

第二种办法，简单便捷，经常用到。初稿写成之后，如果出现由于采访缺憾而造成的材料不足的问题，打个电话补充采访是很自然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应该列出一个细目，将需要补充采访的问题一条一条地写好，在电话上逐条向对方提出。对方能说清楚的，落实一条划掉一条；说不清楚的，将剩下的问题报过去，让对方查实以后再用电话报过来。所以，采用第二种办法，需要认真审读稿子，把所有问题找出来；需要认真列好细目，避免出现遗漏；千万不要手忙脚乱，显得自己慌张，闹得对方生厌。

第三种办法，笔者有独到的体会。向自己采访，就是说自己手中掌握了大量的素材，需要反躬自问，你熟悉了没有？你理解了没有？辩证法告诉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骑驴寻驴，驴就在自己的屁股底下。

1998年8月，笔者从庄浪满载而归回到平凉后，全力赶写《来自“中国梯田化模范县”的报告》的系列报道。面对一大堆资料和素材，提炼主题，设计结构，安排层次，筛选材料，写作殊为艰苦。写到第二篇《超越梯田的精神》，笔者叙述了庄浪县梯田化建设史上第一个献身者的故事。1972年的冬季，38岁的阎凤英天天苦战在改土工地上。天寒地冷，她的脚跟上冻裂了个大口子。一天半夜里疼得睡不好觉，让女儿用针线硬给她缝合住。第二天，她忍着疼痛上地继续修梯田。突然土崖倒塌了，她被深深地埋在土堆里……阎凤英悲壮牺牲的故事写完，笔者不禁想到，继第一个献身者之后，第二个献身的是谁？第三个、第四个又是谁？前后共有多少个献身者？偏偏采访时没有问到这一点，采访本翻烂也没有记录。查看《庄浪县梯田化建设群英谱》，也没有明确的答案。怎么办？打电话补充采访不好意思打搅县上，因为这样一个涉及面广的问题，恐怕谁也不能一下子说清楚，弄不好把自己采访不到位造成的麻烦转嫁给县上的同志。怎么办？想来想去反躬自问，你带回那么多的资料“采访”了没有？没有！情况没有完全吃透，应该向它们详细采访。于是，笔者带着写作中提出的问题，向自己手中掌握的资料采访。翻阅《“庄浪县梯田化建设试点县”项目竣工报告》，没有！浏览《庄浪县梯田化建设及开发研究》，也没有！末了，在20万字的《庄浪县水土保持志》里跋涉，一页一页地进行书面的采访。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在《志》的最后一章即第八章里，笔者好不容易翻到了“庄浪县梯田化建设光荣牺牲者英名录”一节。在这节里记载着，第二个献身者是解文喜，第三个、第四个献身者是苏秀英、岳秀玲，其后的献身者依次是李五十、罗收麦、柳立志、柳和存、魏秋香、余国礼、杨圈香、豆银银、史双银、雷五子、李兰花、郭女子、杨有有、魏海洋、区秀叶、薛存花、吴大娃、丁脏女、周来寿、苏改湖、陈恩认、何亚红、杨彦芳、杨保劳，加上第一个献身者阎凤英，一共有28人。其中，年龄最大的67岁，最小的只有17岁，女性12人。看到“英名录”，笔者如获至宝，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不漏地写进稿子里。

“英名录”的公开报道，既给通讯增色不菲，更带来了良好的社会反应。就在稿子发表两三个月后的11月初和12月底，笔者先后收到了庄浪县岳堡乡王岔村和柳梁乡阳洼村的两位读者张凤岗、陈振杰寄来的两封信。信中分别提出，梯田化建设的献身者还有陈金香、陈新步两个人，他们的名字不应该被遗忘。对此，笔者打电话向庄浪县水保局负责人反映实情，请求将两人的名字补入全县梯田建设献身者的名单之中。第一封来得早，笔者收到后专程赶到现场，采访了张凤岗和他的乡亲们，写了《为了告慰她的灵魂》的专访，报道了张凤岗的妻子陈金香的事迹和牺牲的经过，给张凤岗和读者一个交代。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笔者当初不反躬自问，深入地向《庄浪县水土保持志》采访，就不会有28个献身者名单的发现，就不会有名单给《超越梯田的精神》带来的连锁反应，也不会有《为了告慰她的灵魂》这篇受到读者好评的稿子的产生。

写作，是体现采访成果过程，是检验采访效果的过程，也是深化采访、撷取硕果的过程。写作从来不是意味着采访的结束，而常常是显示着采访的深入。只有在写作中不忘进行再采访的“反刍”，好稿件就会水溢则涌，从笔下奔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