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体育传播社会环境

第四节　我国的体育传播社会环境

体育运动是体育传播的信息源泉，也是体育传播的基础。体育传播的社会环境是建立在体育社会环境之上的，了解现阶段我国体育政治、经济和人文环境的特征，对于探索我国体育传播的正确发展道路，使之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促进其快速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政治环境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行使自己的权利。现阶段我国的体育传播政治环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国家统一领导和管理，组建国家体育总局

新中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的是单纯依靠政府、依靠行政来办体育的高度集中的体制。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地完善，原有的计划经济体育体制已经不适应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必须实行政治体制改革。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的体育体制改革也进行了一些尝试，精简机构，简政放权。1993年国家体委（现国家体育总局的前身）通过《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体育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符合现代体育发展规律的体育体制。

1998年，国家体委更名为国家体育总局，政事分开，管办分离，下放权力，国家体育总局的职能与国家体委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机构和人员也得到了精简，共设有包括办公室、群众体育司等在内的九个部门，使国家体育总局能更好地进行宏观管理。

（二）法治

1995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这是我国体育史上的大事件。《体育法》的颁布和实施填补了我国没有体育立法的空白，标志着我国的体育事业进入法治的阶段，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一座里程碑。

《体育法》是我国依法治国的具体体现，是体育事业的基本法。它明确规定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方针、原则和措施，明确了政府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极大地增强了广大体育工作者和体育爱好者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

为进一步加强体育法制建设，1997年原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加强体育法制建设的决定》，指出了加强体育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和具体的措施和要求。

（三）举国体制，金牌思想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竞技体育就被纳入了一体化的管理体系中，从全国挑选体育特长的人才组成国家队参加比赛。层层选拔，每一层次的领导者对这一层次所管辖的范围负责，形成金字塔的形式。这种举国体制曾经为我国的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也是我国体育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入，举国体制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如管理过于单一，完全依赖于国家财政等，需要探求更为先进的管理模式。

旧中国被戴上“东亚病夫”耻辱的帽子，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大大增强，需要在世界上证明自己，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自1956年乒乓球运动员荣国团获得第一枚金牌以来，我国运动健儿在历次重大体育比赛中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我国领导人和广大人民也十分重视运动员在历次重大国际比赛中取得的成绩，金牌思想深入人心。特别是国球——乒乓球项目，如果不是包揽冠军就意味着失败。这种金牌思想促使了教练员和运动员在平时训练时的吃苦精神，但是也增加了他们的压力，需要正确对待。

（四）全民健身——中国体育的基本国策

一个国家发展的后劲，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而身体素质又是人最基本的素质。为了提高我国国民的身体素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把全民健身列为基本国策。1993年国家体委提出制定《全民健身计划》的要求，并且成立了该计划的起草小组，经过两年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走访调查和吸取意见后，于1995年6月由国务院正式颁布实施。全国响应热烈，一股全民健身的大潮在中国大地蓬勃兴起。

二、经济环境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解放之初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现今的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体育经济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体育传播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具体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经济发展保持快速增长，体育事业得到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进步明显，连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2004年全年GDP超过13万亿元。经济增长使得国家对体育的投入加大，兴建了一大批体育场馆和训练基地，促进了体育事业的发展。我国运动健儿在近两届奥运会上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好成绩与经济发展是分不开的。

（二）体育体制改革伴随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逐渐转变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体育体制同样也需要不断地改革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这是经济的基础地位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国现阶段体育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育新体制。2000年底，国家体育总局在《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提出“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体育自身发展规律的体育体制”。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继续深化体育体制改革，坚持体育与我国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这些指示和精神要求全国的体育工作者深入实际，研究新的情况，解决新的问题。不断进行体育体制的改革，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三）体育进入市场，开始产业化

不断深入的进行体育体制的改革，促进了我国的体育事业与市场经济的适应性，体育逐渐进入到了市场。而体育与经济的结合最终促成了体育的产业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我国的体育产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体育的无形资产得到了重视和开发，九运会仅无形资产的集资就超过了两亿元人民币，而专家估计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收入将达到3亿美元；体育博览会不断壮大，2004年中国体育博览会展出规模达到了10万平方米，达到了慕尼黑博览会（ISPO）的规模；体育竞赛市场初具规模，我国现已建立了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棒球（垒球）等职业联赛，并且成功地引进了NBA和F1，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农村体育环境差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受地域、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出现明显的东西差异和沿海内陆差异。仍有一部分农民还处在困难的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内地和老、少、边、山区的经济比较落后，旧思想、旧观念根深蒂固，加上价值观、道德观、风俗习惯、教育水平等诸多原因，农民的文化教育机会少，文化素质比较低，体育观念不强。而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重视物质文明建设，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也是农村体育发展的重要障碍。体育投入的不足，体育设施的不完善极大地挫伤了农民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另外，不能正确引导群众进入体育消费和个人为体育健身合理投资，也是农村没有建立谁受益谁投资的体育市场发展机制的主要原因。

三、人文环境

我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民族创造了伟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整个世界人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国源远流长的民族文明成为了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温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更加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

（一）体育文化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加强了对传统优秀民族文化的整理和进一步挖掘，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对这些文化的整理和进一步挖掘，能使其在新时期展示社会文化价值，焕发新的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强了国际文化的交流，一些国外的文化也不断渗入中华大地。我国一直坚持求同存异，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而对于那些不健康的文化形态则坚决抵制，并且努力消除“黄、毒、赌、金钱主义”等不良文化形态，建设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新的文化形态，净化体育文化环境。

（二）体育教育环境

教育是培养人们的体育意识、体育观念、体育能力等方面的重要手段，对人一生参与体育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一直重视学校体育教育和社会体育教育。在学校体育教育方面，我国全面推行素质教育，增加学校的体育设施建设，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在社会体育教育方面，树立“健康第一”的思想，开展群众体育和社区体育，推行全民健身计划，营造了良好的体育教育环境。

（三）体育科技环境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国一直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国家不断加大对科学研究领域的投入，一大批高科技器材、场馆投入到了我国的体育事业，提高了我国体育的训练水平和竞技水平。另一方面，国家也重视体育学科的建设，大力资助高校和一些研究机构开展对体育学科的研究，运用科学的理论指导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我国的体育科技环境得到了优化。

（四）体育信息环境

在信息环境方面，我国加强了对信息资源的开发和管理，运用现代的信息技术手段，实现信息的存储和检索、自动化信息处理等，并且增加了对信息的筛选，加大了对各大媒介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投入，加快了各大媒介的发展。从1985年起，电视体育作为电视领域中的一支新军而独立于其他电视节目形态，其代表为，中央电视台借助我国主办北京亚运会的东风，将体育节目从新闻中心（原新闻部的一个组）划出，单独成立体育部。随后，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相继成立体育部，由此勾画出我国电视体育发展的新纪元。另外，我国也加强了对信息法制的建设，国家出台了一大批信息政策和信息法，对于信息安全、知识产权、信息保密以及新闻报道等方面都有着明确的条文。这些都不断地促进了我国体育信息环境的发展。

思考题：

1.如何理解体育传播的政治内涵？

2.如何理解体育传播的经济内涵？

3.如何理解体育传播的文化内涵？

4.体育传播的社会功能表现在哪些方面？

5.现阶段我国体育传播的社会环境有何特点？

论述题：

我国现阶段怎样才能营造体育传播和社会环境双赢的局面？

【注释】

[1]威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第183—184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

[2]孔德元：《政治社会学导论》，第121页，2001年。

[3]威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第184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

[4]同上，第144—146页。

[5]〔美〕西奥多·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第92—94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