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传播的培养效果

第三节　体育传播的培养效果

“培养”理论也称为“培养分析”或“教化理论”“涵化分析”。这是一个因为美国社会20世纪60年代暴力与犯罪问题十分严重而进行的研究，美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暴力起因防范委员会”来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这个研究由格伯纳主持并且获得了这个委员会的支持与赞助。“培养分析”最初的着眼点有两个，一是分析电视画面上的凶杀和暴力内容与社会犯罪之间的关系，二是考察这些内容对人们的认识社会现实的影响。在这个研究中，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电视节目中充斥的暴力内容增大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缓解危险程度（遭遇犯罪和暴力侵害的概率）的判断，而且，电视媒介接触量越大的人，这种社会不安全感越强。^[28]这主要是因为大众媒介通过大量的报道，构造了一个象征性的现实，这会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重大的影响。

培养分析的基本观点是：社会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和发展下去，就需要社会成员对该社会有一种“共识”，也就是对客观存在的事物以及社会的各种事物、各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要有大体一致或接近的认识。在现代这种共识的达成成为了传播媒介的一项主要任务。^[29]正因为传播媒介的这一独特作用，在现代社会，大众传播已不仅仅是“故事讲解员”，而且还具有缓和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熔炉”，在这个意义上它还是维护现存制度的“文化武器”。

格伯纳等人认为传播媒介的“培养效果”主要表现形成当代社会观和现实观的“主流”，而电视媒介在“主流形成”过程中尤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它可以超载不同的社会属性，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培养”人们关于社会的共同印象。在现代社会传播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由于传播媒介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发生着很大的偏离。同时，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在这个意义上，格纳等人将这一研究称为“培养分析”。其核心观点是传播内容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倾向，这些倾向通常不是以说教而是以“报道事实”、“提供娱乐”的形式传达给受众的；它们形成人们的现实观、社会观于潜移默化之中。^[30]

一、体育观念的培养

体育传播对于社会的巨大意义首先在于体育观念的培养。体育传播可以培养国人公平的意识，公平竞争的社会秩序是在体育精神的影响下产生的。公平竞争也就是相互尊重下的人人平等。德国总理施罗德的弟弟失业了，但是总理哥哥并没有为弟弟安排工作。其实这正是体育精神的再现。兄弟二人除了坚持公平竞争的原则之外，更有相互之间的尊重。

体育活动都会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包括体育项目的运动规则和其他约定俗成的各种规范。由于体育规范是体育活动特别是体育比赛的条件，因而，只要人们参加到体育活动中去，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规范的约束。在规则、裁判或舆论等作用下，人们的规范意识会逐渐增强，也将逐渐学会在规范的约束中进行体育活动。由于体育活动中形成的规范意识有助于社会中一般行为规范意识的形成，这对于社会化的进程具有独特的意义，因为这有利于人们形成一种公平竞争、遵纪守法的观念。

各种体育项目因为起源于不同的国家与民族而会有不同的文化差异，但是体育观念都是相似的，都是致力于强身健体。

在体育传播中，我们应当看到现在的不对等扩散的存在。乒乓球发源于英国，但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国球”。羽毛球、网球、篮球、排球等等都是从国外引入，同时也受到了广大民众的喜爱。当然，在体育传播中，也可以利用传媒的力量，发展传统武术这一中华文化灿烂的部分，振奋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武术的思想理论、方法在数千年的流传中，经历了历史的选择，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体系。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际关系日益淡薄的情况下，人们仍然能够从中国传统武术中领略到中国传统的“和谐”精神同“天人合一”的境界。作为炎黄子孙和大学生，理应继承并弘扬民族传统武术中的精华，为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服务。

此外，传统武术作为最具有民族代表性的体育项目，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蕴涵了丰富的文化背景和人文思想，也就成为了一种独特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最好的载体，从内容到形式都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民族精神。因此，体育传播可以通过加大对中国传统武术的报道，弘扬传统文化，实现民族精神的培养，也会有利于培养终身体育锻炼意识及技能，进而有利于中国传统武术向世界的推广，更好地促进中国传统武术的传播。

体育道德是人们据以调节体育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除了部分通过规则等明确规定下来的准则和规范之外，体育道德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调节着人们的体育行为和体育关系：一是道德的自律作用，二是道德舆论。

与依据规则通过裁判强制性地调节人们体育行为的方式不同，体育道德作用于人的内心，它更多地是通过个人的道德判断和自我调节来影响人的体育行为。因此，体育传媒要让人们时时处处受到良好道德风尚的影响，让他们从自己的媒介接触中学会识别什么是符合或违背体育道德要求的思想和行为，从而养成自觉维护体育道德的良好习惯。

在体育传播中，媒体应该强调积极进取、敢于拼搏、永不停息的精神。奥林匹克运动之所以能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是因为它试图通过体育运动与教育、文化的结合促进人的和谐发展，进而促进社会的和平、团结和进步，这在潜移默化中对培养体育观念有很大的作用。这种思想不仅为奥林匹克运动确立了高尚的目标，也赋予了它丰富的教育价值和文化价值。奥林匹克运动以罕见的健与力，给人们以生命的刺激和美的享受；以“更快、更高、更强”的口号激励人们不断进取；以公平竞争的原则教育人们在生活中规范自己的行为；以团队合作精神提倡人们的集体主义；以强烈的认同感强化人们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以全世界青年周期性的同场竞技昭示着：五大洲的人们皆为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在全世界的共同参与中体会到体育带来的快乐和友谊。

二、对体育技能的培养

身体素质包括力量、耐力、速度、灵敏、柔韧等，属于人体潜能的一种，可以通过行为表现出来：身手矫健、动作敏捷或者是反应迟钝行动笨拙等，这是在体育运动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身体技能。运动的能力属于体质的范畴，是指走、跑、跳、投、支撑、攀登、爬越、搬运、负重等身体基本活动能力的总和。^[31]

体育是人类针对自身身体结构特点，以身体运动作为基本手段，以获得并保持终身性的健康和形体美为目标的一种社会性大众文化现象。体育项目的训练可以很好地锻炼一个人的各方面，不仅是单项的技能。因为在目前的国际比赛中，所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竞争环境，对于任何一个参与体育竞技的人来说，心理素质的锻炼是体育所带来的一个很好的结果。

未来社会的快节奏、高时效、高技术密集型的生活方式，使人们心理紧张加剧，体力耗能降低，体脑倒置。为补偿这种偏差，缓解脑力紧张，人们对体育活动的要求提高。不仅要求体育活动能锻炼肌肉，更希望其能训练心脏，增强心力，消除心脑紧张。因此，体育的趣味性增加，快乐体育成为主流，体育的艺术性提高。人们可以从身体活动中得到美感，享受身体的愉悦：体育的自然性增强，出于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的需要，人们渴望回归自然，返朴归真。古老的、随意的、简单的户外活动如爬山、林间漫步等形式愈加受到人们喜好；同时体育的冒险性加大，在大自然中尽情展示自己，既享受自然的旖旎风光，又体验战胜自然的快感，在大自然中炼就机体、陶冶性情。以至于新型的运动项目不断出现，如江河漂流、攀岩等。

未来社会向脑力型转变，体育必将适应社会需求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以提高心力，培养脑力为主要目标，兼顾体力耗能的运动项目将日益受到欢迎，如球类、赛艇等。新型的运动项目可能被创造出来；如电子游戏、虚拟情境下的运动等，都可能发展为新的运动项目。体育的形式多样化，具有流行性社会所提供的信息共享，使人们能很快接收大量的、各式各样的运动形式，古典的、现代的、国际的、民族的，只要感兴趣就可模仿、学习，并且通过媒体传播。

对于体育技能的培养方面，需要一个过程，不能急功近利，采取的方法过激，这不仅对运动中的身体有很大的副作用，而且可能会形成一些很难治愈的后遗症。这就有违体育锻炼的初衷了。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日常从事体育运动时，并不一定很快就能发现体育运动所带来的体质等方面的变化，但这种技能的获得已经是在我们潜意识中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反应模式，是一种反应模式的储存，在特定情况下，通过各种方式习得的技能会很自然地就表现出来，这是一种技能的储备，就像存放在银行中个人账户上的钱一样，在我们需要使用时就可以马上派上用场。

纠正“强刺激持续作用导致感受性降低”这一不断追求刺激所致的种种不良后果，如目前日渐流行的进行超高危险项目等。根据“弱刺激持续作用于感受器导致感性提高”这一基本的感觉适应规律，选择、倡导、发展一些以强调内部感觉为主，利用暗示性套话调整呼吸、活动、疏通脉络的运动项目，如太极拳等，并从中摸索规律，借鉴传统文化，创造新的健心健脑运动项目。

三、对人文精神的培养

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体育及其社会文化背景的冲突是深刻而激烈的，它不仅发生在体育的活动形式和组织结构层次，而且深入到体育的价值观和哲学思想的核心层次。这种冲突反映了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巨大社会差异以及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本质区别。但也正是这种差异与冲突，孕育着东西方体育文化大交融的重要契机，引发这种契机，则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

体育是人类生存和延长寿命、提高生活质量的载体。据有关资料显示，人均寿命较长的地区，几乎都分布在人们普遍喜爱体育运动的国家。从国家、民族利益角度看，体育振奋民族精神，提高公民素质，推进文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增进国际友谊；从人生的角度看，体育磨炼人的意志，培养人的性格，强壮人的筋骨，净化人的心灵，塑造美好的人生。

体育是强身健体的必要前提。生命在于运动。体育是心理健康的重要途径。体育不仅对人的机体产生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人的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尤其是脑力劳动者。

由于体育具备规则、竞技、拼搏、互勉与合作等特征，通过日常的自觉的个体运动和有组织的群体活动，能培养人的集体责任感、荣誉感，增加人的法规意识和竞争意识。对那些长期坚持体育锻炼的人来说，会磨炼人的意志，坚定人的信念，炼就人的性格，培养人的吃苦耐劳、勇于拼搏、肯于攀登的思想作风。人的一生在某种意义上讲，心理健康在学业、择业、职业、事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人们进入青年阶段后，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便开始明显地分化。生理年龄是任何人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但心理年龄却受到社会，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影响。有些人虽然生理年龄在增长，但心理年龄却很年轻，甚至在思想、语言、精神情感方面更加充满朝气，正如常言所说的“人老心不老”，反之则是“未老先衰”、“老气横秋”。实践表明对心理的调解，体育有其独到的功效。

体育丰富娱乐内容，提高精神生活的质量。体育是社会活动。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可以跨越不同地区、国度的一种文化现象。体育的兴衰反映出一个国家、民族的社会发展历程和水平，体育竞技水平与普及程度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体育的落后标志着民族文化的落后，文化的落后必然影响和制约体育的发展；反过来，体育的振兴会推进文化的繁荣与昌盛。体育是一种喜闻乐见的多功能教育，其表现形式、运作手段是丰富多样的，充满着魅力。翻开人类社会发展史，原始的体育是从娱乐开始的，而娱乐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

对陶冶人们的情操，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与文化品味，都将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体育为广泛交往拓宽了道路。体育是心灵沟通的窗口，信息交流的媒介，增进友谊的纽带。体育以它独有的风姿打破国界，消除语言、民俗、信仰的界限和障碍，并灵活地利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把握机遇，以体坛为舞台，为我所用。早在60年代，我国利用“乒乓外交”，让世人重新认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仅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而且世界冠军的得主逐步在中国形成了群体，让全世界刮目相看，中华民族的国际声望日益提高。体育不仅使我国在国际上广交朋友，同时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打开了国门，开阔了道路。由此可见，体育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辐射和渗透作用。作为大学生，尽管不能都参与国际性的体育交往，但在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中，也有增进师生、同学间友谊，增进他人交往的积极作用。

当今世界，各国都面临着科技竞争的严峻挑战，说到底是人才素质竞争的时代。新时代要赋予体育新的思想、新的内涵。我们应该站在人才竞争的国际大舞台上看中国高等教育的体育。要克服重智育、轻体育，重提高、轻普及，重形式、轻内涵的教育倾向；优化体育环境，深化体育的教学改革，吸收国内外先进经验，更新观念、更新知识、更新设备，拓宽体育学科的领域；深入开展体育学术研究，努力搞好“五个”结合，即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学生体育与教职工体育相结合，德育、智育与体育相结合，体育健康与卫生保健相结合；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把高校体育纳入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良性轨道。

（一）对集体精神的强化

体育是一种世界共同的文化，体育运动也是一笔有着悠久历史的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现代奥运会之父顾拜旦在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之初就主张，“通过奥林匹克运动促进人的均衡发展，培养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体育运动对提高团队协作基础上的团队竞争力也是大有裨益的。比赛场上的团队精神是以每个成员的优势组合来提升团队的合作成效，由此带来的队员与队员之间的关系必然是互相协作并互通有无，所形成的心态则是宽宏大量，而每个人不仅能对自己的长处自信，同时也能欣赏他人的优势，从而形成有效的配合与合力。而不能有了成绩归自己、出了差错怨同伴的现象，使相互合作变成了相互埋怨、相互争斗。

的确，体育运动可以不分肤色、不分民族、不分国家、不分种族地让人们感到亲近，它可以让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因为有着这一共同的爱好而相知相识甚至成为知交，它也可以让两个不同的国家通过比赛而了解更多，走得更近。谈到体育运动的影响力，我们不可不承认它所蕴涵的魅力以及留给人们的体育精神。体育给我们带来的首先是一个健强的体魄，除此还有团队协作、积极参与、坚强勇敢等无形的精神财富。

记得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叫《阿呆向前冲》，讲的就是美国的橄榄球比赛。影片中主人公阿呆曾经是一个很胆小怯懦的男生，后来一个教练偶然发现他愤怒时有着无比巨大的冲撞力，于是他努力发掘阿呆的潜力，使阿呆屡次为球队赢得比赛。最终也改变了他的个性，成为一个勇敢坚强的人，同时也赢得了以前一些关系不好的队友的青睐，增强了那个团队的集体精神。这种强烈的团队精神是体育运动带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俗话说“一个篱笆十个桩”，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精神尤为重要。

在体育中，如果舍弃了集体，体育精神的多数内容将不复存在。例如，如果取消了集体，几乎所有的球类运动也就消失了；如果没有对手，很多以单人为基础的运动项目也会变得索然无味。因此，体育传播对于培养受众的团队精神和团队行为具有特别而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这种团队精神对于适应未来的社会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遗憾的是，在很多媒体的体育传播中，集体主义精神的报道与表现还不是很重视，多表现体育明星个人的作用。

在体育传播中，培养团队精神、集体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是塑造社会适应能力的一个重要目标，有助于培养集体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形成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另外，与他人和集体和谐相处，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还需要具有心理相容的品质。心理相容是指个人对他人行为表现出的一种包容性，以及集体成员间在心理和行为上表现出求同存异、协调一致的状态。

体育活动多数是以团队的形式进行的，在集体项目中，团队更是体育活动的基本单位。体育活动非常有益于团队意识的形成。团队精神需要团队成员具有强烈的合作精神和角色意识。合作精神和角色意识不仅是一种心理、思想品质，也是一种实践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合作精神渗透在角色之中，能够在体育活动中扮演好所承担角色的人，就被认为是具有合作意识和能力的人。体育活动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角色类型。前者如球类团队中前锋、后卫、中锋，以及队长、队员、裁判、教师（教练）……，后者如某些团队中常有的“任务专家”和“社交专家”，从而为学生学习和扮演不同的角色，增强合作意识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中国文化历来有注重集体价值的传统。中国女排是一支家喻户晓的体育团队，中国的传媒在报道女排时，提的最多的也是这种团队精神，其实这已经是中华民族一种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精神的体现。通过对女排队员的报道，主要是传播一种体育的集体主义精神。

体育传播可以培养人的团结精神，集体主义，吃苦耐劳的拼搏精神，团队合作能力，成功与失败的耐受力，个性发展和创造力的培育，而除了锻炼，帮助完善人格，还让人们享受到体育的欢乐和特殊的愉悦感。要使体育成为一种文化，融入生活，让人们真正热爱体育，领悟体育和享受体育。

（二）对竞争意识的培养

“好强”、“好胜”是我们每个人的天性。让人们在竞争中超越自我，培养不怕苦、不怕累、勇于拼搏的良好意志品质。

20世纪50年代，随着世界各国经济文化、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体育便由学校扩展到社会，走进千家万户，逐渐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一个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人类中普遍存在的竞争意识不断作用与强化人体技能的较量，竞技运动蓬勃兴起；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大潮中，竞技运动的职业化、竞技化、商品化日趋明显，体育的概念被混淆。

在体育中，身体运动是手段，“身心发展”、“健康”、“体质”是目的；而在竞技运动中，身体运动是“手段”，“身心发展”、“健康”、“体质”，加上专项运动技战术仍然是手段，其目的是比赛夺标。体育的对象是全人类自身，包括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过程中。不分地域与国界，不分性别与年龄层次，不分健康人与伤残人，都可以从事体育，并通过体育获得诸如身心发展、体型匀称、姿态优美、身心愉悦、健康长寿等方面的帮助。

而竞技运动的对象，则是极少数具有某种运动天才的人，为了达到比赛夺标或通过比赛夺标获取名利与财富，而从事紧张激烈的训练和比赛，机体超负荷运转，导致身体或畸形发展（如举重、摔跤、拳击、相扑等运动员）或五劳七伤或生命早夭。如实地说，竞技运动是一种损害人体健康、牺牲人的青春和体质的运动。它如同军队，为了保卫祖国是要付出牺牲的，但在国家消亡之前，军队是需要的。在和平时期，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竞技运动也是需要的；对于具有某种运动天才的人积极投入，也是值得欢迎与称赞的。

然而，在其目的上它却与体育格格不入，体育的过程实则是育体的过程，必须针对自身身体，选择适合自身身体的身体运动来进行。换言之，它是一个从自身身体出发，通过适合于自身的身体运动的锻炼，以获得健康人体的过程。其中，人是处于第一位的，身体运动是为人自身服务的。体育以其教育的形式出现，则是“有教无类”。因而，在这一过程中，从不淘汰人。而在竞技运动中，则完全是根据创造某项优异运动成绩的需要来挑选人，即适合的就要。否则，表现再好，身体再健康，常识再高的人也不需要；能表现出优异运动成绩、比赛夺标的人就受到重视、称赞与奖励，而无优势者将受到冷落，无发展前途者就被淘汰。

广而言之，体育与竞技运动，连同人们熟悉的舞蹈、马戏、杂技等，都是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的社会实践活动，均由其目的不同相区别，同属于身体文化的范畴。

“正是竞技运动中那些具有教育性的内容和手段与体育中那些具有竞技性的要素共组成了构成现代体育三大要素之一的竞技体育”。“而竞技体育则是利用竞技内容和手段促进人的身心和精神的协调发展的一种手段”。“竞技体育的实施场所主要在各类运动场上，主要手段为运动训练和比赛”，“其目的是培养人类不断超越自我的竞争意识”等。显然这里单独列出竞技体育，是想借用体育中的竞赛形式来培养人们的竞争意识。而“竞赛”只不过是体育实施过程中的一种组织形式，即言之，只要内容、形式、办法、标准统一，就可以组织开展个人间或集体间的较量；而且这种组织形式在“学校体育”和“康乐体育”也可促进人的身心和精神协调发展以及培养人们的竞争意识。由此看来，“竞技体育”作为一个专门用语出现，并无其本质属性作为内涵，显然这样的概念是不能成立的。然而，竞技体育虽然作为学术概念实在有不成立之嫌疑，但在日常使用中，因其道出了体育竞争的些许特性，并已成为人们的语言习惯，因此无论是世界还是学术界都没有放弃这一概念。本书也在必要时使用这一概念来与全民健身相对应。

提高人们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等综合素质。教育人们树立“健康第一”和“终身体育”的意识，掌握体育活动能力和科学健身方法。培养人们良好的思想作风、顽强的意志品质、强烈的竞争意识、高尚的团队精神。

奥林匹克的强者文化之特征是其所提倡的“永远争取第一，永远超过别人”。这个口号既是奥林匹克文化的重要产物，也是当今奥运会追求的精神，因而成为促进世界竞技运动发展的动力。体育活动强调在追求胜利和锦标的过程中，使用力量、速度，以达到人类极限，战胜对手。

体育传播对培育竞争意识的作用表现在很多方面，除了国际性的大赛之外，国内的少数民族的传统民族运动会是一种浓缩的表现。我国少数民族由于居住地的边沿性，自然条件限制了他们相互之间的交往。而每一次传统体育聚会，都恰好弥补这一缺憾。无论是纵向和还是横向研究各少数民族传统的重大节日，都能够发现在这些场合里充满了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竞赛和表演，它们总是与少数民族的重大节日盛会融为一体。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显然是一种体育聚会，但给我们的印象是：那达慕完全不仅仅是一个民族摔跤手的集会，而是一个民族的盛大节日。每逢那达慕，方圆几十里甚至几百里的牧民都会扶老携幼，身着盛装，赶着马车，将蒙古包安扎在会场周围，直到大会结束才肯离开。这一切都缘于民族传统体育的这一重要功能：它为人们之间的交往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是民间自发形成的运动形式。它发源于民间，每一位民族成员只要愿意，都可以展示自己的风采和技能，这便使它具备了这样的一种心理功能：激发每一位民族成员的参与热情，提高他们的竞争意识和自信心。

体育可以增强国人竞争的意识，骄傲是竞争的美德，骄傲就是精神上的自信。在竞争中，每一个人都应骄傲地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但在行动上，每个人又都应尊重对手，因为对手也是最好的，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三）对文化交流的促进

在体育传播中，体育的地位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文化的高度，体育项目和体育活动都是一种文化价值的体现。不过这只是一种狭义的文化，在体育传播中，体育更多的是对待广义文化交流的促进。

德国的统一过程中，西德德国体育联盟与东德德国体操体育联盟就为了促进双方体育文化的发展，签署体育交流议定书。东西两德的体育竞赛交流次数日渐增多，然而两大联盟看来，双方的交流量仍显得不足，而且大部分是高水平运动员之间高技巧的运动竞赛，难以让两德体育界感到满意。因此西德在1974年开始推行到东德的学校旅行活动后，西德的年轻一代对实地认识东德的人文风物之兴趣日益浓厚。1982年德国青年联盟和自由德国青年团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两德青年团体合作交流的重要性，使得两边的青少年交流活动迅速增加，东德的青年也因而首次得以团体旅行方式前来西德。文化交流协议给予青年交流活动官方的支持基础；联邦政府及各邦加强经济协助以拓展两德的青年交流活动。这在体育传播中是一个成功推动民族融合的典型。

在希腊雅典举行的第28届奥运会上，中国队金牌据有了奖牌榜第二的位置，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候。在此之前，中国对于奥运会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结。中国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在近现代文化交流史上是很具代表性的。在近代，中国曾因奥林匹克而蒙羞，有过疑虑、对峙、隔阂，至上世纪末，中国与奥林匹克重新修好并相互选择和理解。中国也凭借奥林匹克而大大提升了国际知名度和国际地位。

早在1908年第四届伦敦奥运会前夕，中国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天津青年》会刊上，一位美国人在其署名文章中向中国人提出三个问题：1.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选手参加奥运会？2.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3.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会？为此，中国用了整整一百年寻求答案。^[32]

奥林匹克所表现的是一种强者文化，更是一种向往成为强者而追求的文化。说奥林匹克文化是强者文化，则是肯定这种文化的主体性质；而说奥林匹克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则是指与其他体育文化相比，奥林匹克文化处于统治地位。100多年来，国际奥委会之所以从一群欧洲绅士的午餐会，演变成庞大的国际组织；奥林匹克运动会之所以从以欧洲中心主义为藩篱的区域性体育比赛，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潮流；奥林匹克主义之所以为世界多数民族接受，成为震撼全球的奥林匹克运动，就在于它巨大的融通性。这种融通性不仅表现为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科技、文化、教育等融为一体，还体现在对世界各民族文化充分地兼收并蓄。

奥林匹克文化作为一种世界文化，对各民族文化具有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能力。奥林匹克以其对世界和平的向往与号召，成为强势文化。它承袭古代奥运会“神圣休战”的传统，加入世界和平潮流，又以“无私竞争”的精神，消弭敌对情绪。奥林匹克提倡的竞争是可爱的竞争，是源于游戏的竞争，是源于人类童年天真无邪的竞争，是发自人类和平理想的文化领域的竞争。这种竞争深刻地作用于人类，强烈地干预社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和平、进步和温馨，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和平、民主、进步、团结、友谊等共同理想中。

体育文化交流对于我们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体育本身，更多的是为促进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与国家间的和谐共处，体育作为一个共同的使者来推动这种目标的达成。

2004年夏在希腊举行的奥运会上，夺得女子跆拳道49公斤级金牌，成为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位奥运冠军的中国台北选手陈诗欣在接受大陆记者采访时曾激动地说：“这枚金牌是属于中国同胞的，两岸的体育交流给了我很大帮助”。在上海青浦武术参观访问时，陈诗欣欣然接受了院方授予她的执行总教练的聘书，并表示非常乐意为两岸体育文化交流做出自己的贡献。

同样，作为一项国际级赛事的粤港澳台狮王争霸赛在促进中华民族文化交流方面有着重要意义，由粤、港、澳、台四地派出的代表队共同角逐狮王称号，弘扬中国的南狮民间体育特色，以舞狮这一传统民族体育运动来推动各地的文化交流。

2004年，深圳健力宝足球队、大连实德青年足球队等四支中国的青年足球队应邀前往意大利的足球之都米兰，同四支意大利的本土球队进行一次锦标赛，并由此拉开意大利足球与中国足球文化交流的序幕。如此大规模地邀请中国青年球队前往意大利比赛，在中意足球交流活动中尚属首次。

法国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活动较多，2004年，“法华文化交流促进会”会长王敏光在巴黎举行成立大会致辞中指出，“法华文化交流促进会”的宗旨是：弘扬中华文化，促进法中文化交流，从文化上为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作贡献；“法华文化交流促进会”的目的是：推动法中之间文化、艺术、体育和旅游等多方面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华人融入法国社会，力求进一步开拓海外华人社会的新局面。成为体育强国的中国已经能够把体育提到了国际交流的地位，这是一种对体育传播所带来积极效果的极大肯定。

在体育传播中，体育推动处于对峙中的国家化解矛盾方面也功不可没，中国的“乒乓外交”在中美关系突破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被誉为“小球推动大球”。这也成为了体育在中美两国的交流中一项突出贡献。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将会因有体育文化交流的促进而充满活力。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恢复在奥委会的合法地位到中国申请承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是中国在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接的过程中，对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贡献。

作为缓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气氛，两国提出了举办友好运动会的设想，并且把这项运动会在两个国家轮流举行，这在缓解国际紧张局势方面起到了突出的作用。“造福儿童”是第四届运动会的口号之一，组委会将吸引慈善机构参与，并把所得的大部分资金都捐助给了落后地区的儿童，以帮助那里的儿童更多地参加体育活动。友好运动会产生于十几年前的“冷战”时期，在世界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其政治使命已经完成。如今，友好运动会的宗旨已被重新确定为：“团结世界上最优秀的运动员”和“造福儿童”。在第四届友好运动会开幕之前，友好运动会的创始人特纳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友好运动会将继续举办下去。从中可以看到体育在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方面的强大生命力。

思考题：

1.什么叫传播效果？它有哪些方面的含义？

2.传播效果研究中对受众的影响可划分为哪些层面？

3.魔弹论为什么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具有广泛的影响？

4.议程设置理论的主要含义是什么？

5.议程设置理论对于体育传播中运动项目影响力的不对等扩散有何影响？

6.怎样理解大众媒介“把关人”及“把关”行为？

7.培养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什么？

8.体育传播中，团队的集体精神如何影响个人的行为？

9.体育传播如何影响人们的竞争意识？

论述题：

1.你如何看待“皇马中国行”的传播效果？

2.体育传播具有哪些方面的培养效果？

3.体育传播对你自身发展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注释】

[1]〔美〕德弗勒·洛基奇著，杜力平译：《大众传播学理论》（第五版），第178—180页，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第290页，华夏出版社，2000年。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19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4]李彬：《传播学引论》，第225页，新华出版社，2003年。

[5]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19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6]〔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第356页，华夏出版社，2000年。

[7]同上书，第124页。

[8]张玉洪：《皇马中国行：我们应该怎样建构现实》http://www.chinatv—net.com/tv/cmw/info.jsp？id＝0000022627＆send＝1＆boardid＝130＆ctype＝6

[9]张玉洪：《皇马中国行：我们应该怎样建构现实》，http://www.chinatv—net.com/tv/cmw/info.jsp？id＝0000022627＆send＝1＆boardid＝130＆ctype＝6。

[10]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19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11]郑丽勇：《注意力管理：对广告业使命的重新审视》，江苏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2]央视《经济半小时》：《皇马”进京，如何多赢？》2003年7月17日。

[13]张隆栋主编：《大众传播学总论》，第15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14]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第232—23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

[15]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16]李彬：《传播学引论》，第229页，新华出版社，2003年。

[17]〔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第247页，华夏出版社，2000年。

[18]〔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著，祝建华、武伟译：《大众传播模式论》，第8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

[19]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21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20]李彬：《传播学引论》，第196页，新华出版社，2003年。

[21]〔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著，祝建华、武伟译：《大众传播模式论》，第8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

[2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21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23]〔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第24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

[24]郑兴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第245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

[25]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16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26]〔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著，祝建华、武伟译：《大众传播模式论》，第13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

[27]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16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28]同上书，第225页。

[29]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22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30]同上书，第229页。

[31]郑厚成主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实践教程》，第4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32]卢元镇：《奥林匹克：强者文化》，《中外文化交流》总第9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