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比赛报道主题与意识形态的变化

3.2　体育比赛报道主题与意识形态的变化

体育比赛,尤其是国与国之间的重大体育赛事,已成为现代文明社会中一道独特的景观。场上,运动员摩拳擦掌;场外,观众如痴如狂。一场重要赛事如世界杯足球赛或奥运会几乎可以牵动全世界的目光,成为那段时间全球媒体的“中心话题”。体育比赛,缘何具有这么大的魅力?我们究竟为何痴狂?这就不能不对这种特殊的人类活动的意涵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必须承认,体育比赛的魅力来源于它的竞技性。虽然民间也盛行许多个体性体育活动,如以养生为主要目的的体育锻炼、以观赏为主要目的的体育表演等。从数量上说,人类从事这种非竞技性体育活动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参加体育比赛,但从引人关注的程度上来说,前者却远不能同后者相比。体育比赛中的竞技精神源远流长。如被视为现代体育精神源头的古希腊奥林匹克竞技会本身就是祭神典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四年一度的希腊祭神大典上,为了让自己的城邦争得祭权和更好的祭位,往往就要通过各项体育竞技比赛决出结果。无独有偶,中国古代社会礼乐制度中的“射礼”,其目的也是用射箭比赛的方式决定祭品的分配和祭神者的序位。^[22]但是原始的体育比赛除了争夺祭祀位置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荣誉外,更主要的是通过竞技运动的形式展示出了人类体魄美和强健的精神力,而这也成为现代体育精神的最主要的内容。

“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在恢复奥运会时,就明确地把人文精神作为这项国际体育赛事的基础,而避免使它流于一般性的竞斗。如奥林匹克运动追求“更快、更高、更强”,主张人类个体在运动中积极进取、自强不息,体现人类追求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竞争精神^[23]。可见,体育比赛的竞争性并非仅为追求结果的“成王败寇”,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竞争过程中的人类对自我的超越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但是,体育比赛激烈竞争的场面较之一般生活场景而言,自然对普通观众更具吸引力。随着媒体对体育比赛报道的日益“偏爱”,重大赛事获得更大的社会关注,取胜的运动员也能获得巨大的实际利益。由此,在商业利益的刺激下,兴奋剂、裁判不公、官员腐败、过分看重成败等体育危机不断出现,长此以往,必将使竞技体育趋于“异化”。因此,不少研究者都指出,北京2008奥运提出的“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三大理念中,“人文奥运”是核心和灵魂,是让竞技体育重回健康轨道的一个重要口号。

如果说西方竞技体育比赛中出现的人文危机主要是由于过度看重结果的物质利益而产生的,那么我国长期以来的体育观念中存在的误区则是过度地把重大体育比赛与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等联系在一起,过分看重输赢的政治意义,忽视了具有普遍性的、追求善与美、不断自我超越的人类精神。

•逐渐意识形态化的体育赛事报道

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新闻报道中的重大体育赛事不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国门未开,较少参与世界体育竞争。另一方面,也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新闻报道把“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报道主旨贯穿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育报道亦不能免。这就导致在报道对象上只能选择那些获胜了的体育比赛,并视为是新中国的光荣。失败的消息则隐匿不报,因为无法纳入既定的政治逻辑之中。这使得这一阶段的体育新闻报道少但全是捷报。

但是在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漫长时间里,体育新闻也不是一开始就被界定为一种政治活动的,体育比赛被意识形态化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50年代报道的重大体育赛事虽然不多,但还是有吴传玉、陈镜开、戚烈云、郑凤荣等运动员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媒体在报道这些运动员在比赛中夺魁或破纪录时,多为直白的描述,没有把体育成绩与政治意识形态过多地联系起来。如1953年新华社报道吴传玉获仰泳比赛第一名的新闻只简单叙述了事实本身: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53年6月10日电　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体育比赛中男子100公尺仰泳,于9日下午4时决赛。中国运动员吴传玉以1分8秒4的成绩获得第一名,匈牙利获得第二名,波兰获得第三名。当宣布决赛结果时全场观众起立欢呼,裁判员将金质奖章亲自挂在吴传玉的胸前。这时,乐队奏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国、匈牙利、波兰三面国旗在雄壮的歌声中升到旗杆顶上。^[24]

50年代体育赛事报道没有表现出很强的意识形态倾向,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客观条件不允许。当时中国参与的国际赛事多为与苏联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举行的友谊赛,参加竞技性的世界级别的重大比赛很少,更不要说取得好成绩了。例如,50年代中期,新华社较为关注的几名运动员,如第一次打破世界纪录的举重运动员陈镜开、第一次打破世界跳高纪录的女运动员郑凤荣都是在国内参加的比赛,或者是与友好国家的友谊赛,或者是国内的运动会。他们虽然打破了世界纪录,但并未和世界各国的运动员同场竞技。所以,在硬件不足的情况下,50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新闻媒体对体育赛事的报道只是点到为止,没有做过多的阐发。

在世界体坛上,中国运动员获得的第一个有分量的世界冠军是1959年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单比赛中的夺魁。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把体育比赛赋予高度的政治性,并将之与新社会的光明伟大相联系的界定模式逐渐成型了。

例如,容国团获得冠军后,《人民日报》给予了重点关注,刊登了“文革”前最长的一篇体育赛事报道。报道先是全面描摹了容国团在世锦赛决赛上与匈牙利名将西多鏖战四局的情况,最后阐明了这场比赛的意义:

在决赛后,新华社记者访问了容国团。他对记者说:“我所以在这次比赛中能够取得胜利,根本原因是平时党对我的培养、教育和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对我的鼓舞。”接着,他谈到由于西多的竞技状态很好,比赛前他有些担心。他说:“但是,当我想到我是在为祖国争取荣誉时,终于鼓起勇气,加强了信心,沉着应战,正常地发挥了自己的技术。在比赛中除第一局有些紧张外,整个来说头脑比较冷静。在战术运用方面,由于我们球队集体力量的帮助,自己也吸取了过去同西多比赛中的经验教训,因而在临场时运用得比较自如。”容国团最后说:“我虽然获得了世界冠军的光荣称号,但是我还很年轻,在政治上、技术上还需要不断地提高。今后,我一定要防止骄傲自满,继续努力锻炼,虚心学习,和同志们一道为祖国争取更多的荣誉。”容国团的胜利,有力地表明了我国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和飞跃进步的情况。^[25]

《文汇报》的长篇通讯《成就来自集体 光荣归于祖国》则更为直接地把容国团在比赛中的胜利视为是无产阶级思想指导下的体育路线的胜利。报道中提到:容国团在决赛中战胜美国选手迈耳斯是集体战术意图的胜利,是集体研究决定让容国团用“搓”球技术“搓”垮了迈耳斯。而容国团之所以能掌握如此全面的技术,并在从香港回大陆短短一年后就从原来只有“两个半套”本领的年轻人变为驰骋世界乒乓球坛的“多面手”,是乒乓球队集体无私传授和培养的结果。在集体中,容国团不仅学到了技术,而且最关键的是转变了思想,从一个“被香港腐朽的社会制度戕害过的青年人”到逐渐明确认识到“打球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26]因此,容国团的胜利里饱含着集体的劳动,当然这里面容国团自己也尽了最大的努力。这篇报道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用不容置疑的语气把容国团在比赛中的胜利视为无产阶级集体主义观念引导下体育战线必然取得的成果。

自容国团之后,中国乒乓健儿在历次世锦赛上都取得了骄人战绩。如在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选手获得五项冠军、四项亚军。《人民日报》在报道这一消息时指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胜利、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胜利”。^[27]

就这样,随着中国运动员在重大体育赛事上获得胜利,体育报道逐渐形成了用胜利来印证和凸显无产阶级革命伟大成功的模式,并日趋极端。如“文革”时期的一篇报道《跃向新高度》不仅把跳高运动员倪志钦在一场比赛中打破世界跳高纪录看做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伟大胜利,而且在表达上更为极端:倪志钦在1961年第一次出国比赛的时候没有比出好成绩,被认为是“倪志钦怕自己出不了名,结果腿软眼花,稀里糊涂地败下阵来”。第二次出国比赛的时候,他跳了二米零一,得了金牌,但仍然不算成功:

同志们中肯地指出:“你平常说,一个人要有理想,要干一番事业。但理想是有阶级性的。为个人争名,是渺小的资产阶级理想。关键时刻,私心就会流露出来,就会怕困难,不能全面发挥力量。小倪哪,你可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从世界观上找原因呵!”

因此当倪志钦真正认识到了“个人跳高的好坏,原来是与祖国荣誉紧紧相连的”、“跳高,这里面包含着政治”,他才获得了一种崇高的精神动力。拥有了这种精神动力,使得他最终必然能获得成功:

横竿又一次升到了二米二九。倪志钦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整个青春的活力,体内的潜力,都凝聚起来,以迅雷般的速度,进行助跑,勇敢起跳。猛一下,身子腾空而起,只觉得横竿从身下飞快掠过去了。顿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在这巨大的声浪中,倪志钦擦着汗水,含着热泪,激动地说:“如果没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没有党的辛勤培育,没有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也就没有今天的二米二九呵!”^[28]

把每一次比赛的胜利都视为是政治思想的胜利,甚至把体育比赛过程中出现的运动员思想波动、成绩起伏,都看成是政治斗争的战场,这就完全把体育赛事看成了政治活动本身,既无视体育本身的专业性,也无视体育竞技的人文性。在这种界定方式下,这一时期的体育报道因为只能在少数几场获得了胜利的比赛上做文章,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报道领域。稍微有点例外的是1971年和1972年中美两国乒乓球队的互访,一时间“乒乓外交”成为让世界瞩目的重大事件。但且不说“乒乓外交”中打的都是友谊赛,没有多少竞技性,就从这一事件的本质来看,它完全是一种使用了灵活手段的外交方式,是借用了体育外衣的政治事件。

•从政治胜利到民族尊严

而进入80年代后,此前一直波澜不兴的体育报道领域突然大放异彩,成为改革开放前期具有最大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报道类别之一。可以说,体育比赛报道的突然兴盛的原因,一方面是客观环境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后“走出去”也“引进来”的指导方针,大大开阔了中国参与世界体育竞争的范围。中国参加的重大体育赛事多了,体育赛事报道的兴盛自然是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则是新闻报道对体育比赛的界定方式发生了转变。

不少研究者在分析我国体育报道的演变时,把90年代中期以前的体育报道不加区分地统称为“泛政治化”是有失偏颇的。因为80年代之后的体育报道尽管还与政治性因素高度相连,但在其主题界定上已经由此前的“政治思想路线的必然胜利”转变为“民族尊严和荣誉的集中体现”。最早对体育赛事作如是界定的新闻名篇是《团结起来　振兴中华》。这篇报道描写了在排球世界杯资格赛中中国男子排球队以三比二战胜韩国队(当时称南朝鲜队)后,北大学子欢庆胜利的场景:

守候在收音机旁的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欢呼雀跃,11座宿舍楼的4000多名学生不约而同地拥出房门。顿时,在楼群间的空地上,欢呼声、口号声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

“祖国万岁!”

“中国万岁!”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向我国排球健儿致敬!”

人们热情飞扬,心里乐开了花。有的一个劲儿地敲起了手鼓、响铃;有的找来废木棍和别的什么燃起了火炬。

突然间,有幢楼的3层窗口还有人挂出了大幅标语,赫赫然4个大字:“中国万岁”。可爱的青年们,翘首欢呼,热烈鼓掌。

不知是谁提议:“我们游行吧!”

于是,浩浩荡荡的队伍以红旗为先导,从学生宿舍开始向未名湖进发。口号声和鼓声划破了夜空,熊熊火炬映红了湖水……

游行队伍回到宿舍区,有一个同学提议:“我们一起来唱国歌吧!”

这时,38号楼2层窗户传出了嘹亮的铜号声,吹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前奏。

国歌,人们唱了一遍又一遍,唱了好几遍。庄严的歌声在校园回荡,青年们的心中洋溢着对祖国的伟大的爱。

中华正在振兴,祖国正在崛起。

……

我们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这是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北大学生的喊声。

这是十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29]

“团结起来　振兴中华”这个口号不仅从此响彻中华,而且成为整个80年代体育赛事报道建构的精神指向。为什么新闻报道对体育赛事建构方式的转变也是80年代体育热的一个重要原因呢?50年代开创的是体育赛事政治叙述的模式,80年代开创的则是体育赛事精神叙述的模式。这种叙述模式可以说大大开拓了体育赛事报道的意义空间。从1949年以来的历史看,政治运动往往具有很强的阶段性,大起大落,风头骤变的情况不在少数,以此作为体育赛事的意义指向就会因为多变而难以持久。尤其是,经历了“文革”以后,人们对政治运动模式的普遍抵触和排斥,也使得体育赛事的叙述模式不可能再因袭以往的方式。而80年代开创的把体育赛事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相结合的模式则因为意义追溯对象的高度象征性而获得了恒久、稳定的特征。在《团结起来　振兴中华》报道中,记者用大量的跳跃式短句,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北大学生在胜利后的狂欢场面。通过对“喊口号”、“唱国歌”、“挂标语”、“游行”等行为的描写,把一场今天看来并不起眼的比赛(男排的亚洲出线站)与爱国情结和民族自豪感链接起来。而这种链接,在报道中又因为看似自然的点评,被延伸和放大。比如,文中在学生们唱国歌的情节描写后点评道:“中华正在振兴,祖国正在崛起。”再比如,报道的最后,把北大学子的声音直接引申到十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等。笔者一次曾无意中听经历过此次活动的老北大人复述当时的情节,虽大致内容一样,但似乎“狂欢节”的氛围更浓重,而爱国情绪和民族自豪感其实不像报道中表达得这样清晰。比如,他提到的一个细节是,当时兴奋的学生在校内游行,后来感到在校内走不过瘾,因此想到清华去。所以当时喊出了“挺进清华”的口号。该叙述人称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新闻中就变成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了。

无独有偶,另一位老北大人,哲学系79级学生彭兴业也回忆了那个难忘的夜晚,并有如下文字公开发表:

中国男排赢了!人们沸腾了!北大学生自发地组织起来,举行庆祝游行,这下子校园里可热闹了。我们跑到外面去看,数千人聚集在宿舍楼前,高喊:“我们胜利了!”“祖国万岁!”“中国万岁!”“向排球健儿致敬!”

顿时,在楼群间的空地上,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也不知谁从哪里找来了一面鼓,两名同学抬着,一名在敲,很多同学把脸盆、饭盆拿来敲,形成了一曲独特的“交响乐”,大家围着又喊又叫又笑。

有人把寝室里的破笤帚点着了,当火把一样举着。我记得我们班级有很多同学跑回去把床垫子下铺着的草垫子拿出来当火把;有的同学把系里、班里的旗子拿出挥舞着……越来越多的北大学子涌出楼门,欢呼雀跃,高唱国歌,学生宿舍楼上的窗子全打开了,许多同学从窗户中探出身来敲盆子、呐喊;后来两名抬鼓的同学就抬着鼓带头游行,大家就跟着他们游行。

鼓和旗在前面,后面越跟人越多。边走边喊着口号:“中国队万岁!”

队伍很长,前边快到图书馆了,后边还在南大门。队伍从图书馆前毛主席塑像那里往南返,显然前面的同学是我们38楼的,要回38楼。可到了38楼后,队伍却停不下来,只好顺路出了小南门,上马路向东走,这时候有人带头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

走到南大门外东边不远处的丁字路口,队伍准备往北去清华大学,有个同学突然喊:“团结起来,振兴清华!”但有人马上反对,不同意这样的口号,说干脆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吧!于是大家一齐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边走边喊,后来大家又唱起了国歌,同学们都非常兴奋。回到校园,在一阵欢呼声后,大家各自散去,此时已是后半夜了。

第二天,我们还是沉浸在高昂的爱国热潮之中,中午吃饭时,北大校广播台报道了“3·20之夜”校园里发生的事情。广播员激动地说:“3·20之夜,同学们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表达了北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广播里还播放了现场录音。

这个诞生于北大3·20之夜的口号很快传遍校内外,响彻神州大地。^[30]

这两个亲历者的私人叙述与成为经典的新闻报道相比,更显得兴味盎然。比如,他们都提到了“振兴中华”口号的前身(虽然两者在细节上不太一样,但考虑到学生自发欢庆场面的热烈程度,在这样的活动中口号传来传去字眼不同了,或后队不了解前队发生的事,并不是没有可能的),这个有趣的插曲。很显然,北大学子的这种自发的欢庆,除新闻报道中着力张扬的爱国热潮外,也有很多单纯的“狂欢”因素,却不在新闻报道建构范畴之内。

如果以此为个案来讨论80年代体育赛事报道的建构范式,不难看出,体育赛事与国家民族的高度联系至少出于以下三个原因:(1)80年代中国体育项目突破很多。正如《团结起来　振兴中华》在报道后半部分所提到的,仅1981年1-3月,就有体操运动员童非在巴黎大奖赛上为祖国争得三金、两银、一铜;世界冰球锦标赛C组比赛,中国队六胜一负,获得亚军,进军B组;射击选手迟宁文平了男子小口径自选步枪卧射的世界纪录以及中国男足在世界杯外围赛上4∶2逆转朝鲜队等。短期内,一系列胜利的体育比赛汇聚起来,无疑使人感到一种强大、自信的力量。

(2)这种力量又与中国人被压抑已久而亟待释放的民族情绪,结合在一起。从晚清至民国,内忧外敌,毫无宁日。战火纷扰、政治糜烂、老大中国暮气沉沉,故此,梁启超才要以“少年中国说”来警醒世人。及至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然而国兴振作的努力实行未久,便有多次政治运动的干扰乃至十年“文革”的浩劫。直到改革开放,可以说中华民族才算是走上了建设与发展的快车道。而与此同时的国门开放,又让闭塞已久的国人看到了世界真景。可以说,内怀百年强国梦的中国人,强烈需要在世界舞台上被认可和尊重,强烈需要重新树立中华民族的自尊与自信。这种复杂而深广的民族情绪与80年代初体育项目的多项突破结合在一起,很自然地就成为引人关注的焦点。正如陈家琪回忆的,“体育比赛在我们心目中从来就不只是单纯的体育比赛。1981年体育比赛的一系列胜利,在我们心中激起的反应是压抑中的情感爆发,是发泄中的心理快感,是表现中的自我满足。”^[31]

(3)新闻媒体的放大效应。就像上文所分析的,体育赛事在80年代成为焦点既有客观的原因,又有深刻的民族心理,而新闻媒体在80年代对体育赛事报道的建构则用明确、不容怀疑的语言确定了体育赛事与民族国家荣誉的联系。从对男排出线赛观后感的互文分析可知,新闻媒体的界定方式不仅更为强烈直接,而且排除了私人叙述中的“狂欢”成分,也就是说,新闻媒体的建构使得体育赛事的意义归属唯一化了,摒弃了其与其他所指的连接可能。

此外,80年代开创的体育报道界定方式与50年代开始的体育报道界定方式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在后者看来,胜利是必然的,失败的赛事报道很难纳入这一报道逻辑中来;而在前者看来,胜利却来之不易(象征着中华民族必须经历风雨才能最终崛起的历程),它需要个人和集体的顽强拼搏与奋斗。胜利,不仅可以大大鼓舞民族自豪感,而且在获取胜利之路上的所有奋斗与努力都被视为是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的代表。80年代中前期,中国女排报道的感人之处,不仅在于她们五连冠的骄人战绩,更在于这一成绩背后顽强拼搏的“女排精神”。

如新华社在报道女排争夺第九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的艰难历程时,即用了《怎样从○比三到连续六个三比○》这样的标题。文中提到,女排这次能出色地打完复赛,进军利马,有这样几点原因:

一靠拼搏精神,靠平时在党的教育下树立起来的为国争光的荣誉感、坚定的事业心、顽强的意志和献身精神。否则,从夹缝里闯出来是不可能的。女排队员们有些已经二十七八岁了,为准备参加这次比赛,每天要练五六个小时,还有业务学习,她们放下了许多需要解决的个人问题,克服伤病的痛苦,一心扑在枯燥的训练上。孙晋芳、张蓉芳、陈招娣、陈亚琼腰都有伤,可没有一个人因此而影响训练和比赛。二靠苦练练出的过硬功夫,靠物质基础。否则,不能成为世界强队。三靠各级党组织的关怀、全国人民的支持、排球界的支持和许多无名英雄的辛勤劳动。^[32]

而鲁光在女排第一次夺冠之前写的报告文学《中国姑娘》,则让人们看到了平时在电视和报纸上看不到的女排姑娘们在平时的训练情况。正是这些超负荷的付出、汗水、伤病、挫折,构成了中国女排通往冠军宝座的荆棘之路。而这种精神恰恰是作者所着力把握的“灵魂”:“这是一曲振奋人心的搏斗之歌。它的主旋律,就是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人们把体育比喻为一个民族精神的橱窗。那么,就让我们打开中国女排这个小的窗口,看一看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精神风貌吧!”

应该说,80年代的体育报道富有较多的象征意义是有历史和时代原因的。一方面,从50年代沿袭下来的对体育比赛的政治化解读造成了一种报道惯性;另一方面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人看到与世界的巨大落差,也迫切需要一种能重振民族自信的精神力量。体育比赛本身的竞争形式和80年代初中国人在几个体育项目上的重大突破都使得媒体这一时期纷纷把体育比赛视为民族精神和国力强弱的象征,因此体育报道的建构方式充满了民族主义激情和功利主义色彩。但是,体育比赛体现出的精神毕竟不是体育本身。训练方法、竞技状态、赛场情况乃至比赛装备等等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到一场比赛的成绩,把体育赛事与民族国家等象征意义高度连接的建构方式,必然导致体育赛事报道对结果的看重,对胜利的渴求。因为既然体育已经成为民族精神的喻体,那么只有胜利,也只能是胜利才能承载起我们的民族自豪感。

而失败,则变得不可接受。一旦失败,很多新闻报道的建构方式是从运动员的思想品质上总结原因,认为运动员存在“骄娇”二气,不够顽强,不能合格地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如女排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落败使得国人和媒体都无法接受这巨大的落差,于是在媒体笔下,昨日“可爱的女排姑娘”成了“历史的罪人”,“女排的拼搏精神”一夜之间换成了“作风不顽强,骄娇二气”等字眼。面对不少新闻媒体的这种想当然的“归罪”,曾是女排老队员、时任女排领队的张蓉芳和队员杨锡兰无奈地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指责一位军报记者“没有采访过我们女排任何人———从队员、教练、领队到分管排球的领导,却令人吃惊地捏造出不少细节,编造出不少我们这些当事人从未说过或是篡改了原意的‘原话’。在他的笔下,我们俩和袁指导以及其他老队员对女排奥运失利幸灾乐祸,甚至本来就希望输。因为这些人荣誉已经到手,‘只有荣誉过剩的人,才会拿数亿人都盼望的荣誉不当一回事。’在他的笔下我们成了背叛祖国的罪人。”

一些颇有远见者意识到了把体育比赛与民族荣誉和爱国主义过分挂钩后带来的危险,赵瑜在他著名的体育报告文学《强国梦》和《兵败汉城》中第一次对“金牌至上”、“名次第一”等功利追求行为做了犀利的批评。

1988年,山西作家赵瑜发表了一篇后来被作为中国体育史一个独立章节的报告文学《强国梦》。这篇与当时盛行的“冠军文学”唱反调的报告文学,一上来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大伙儿都跳、都哭。如果输了呢?大伙就骂、就砸、就闹事。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已经是五连冠了。压在她们肩上的是民族和历史的沉重责任。假如下一次她们输了呢?”^[33]作者认为国人过分地看重体育比赛的胜负,用举国体制、奥运战略办体育,急切地期望在短期内有较大的突破,是把金牌异化了,体育扭曲了它本来应有的面貌,片面地成为负载着中国人强国梦的一个缩影。这是体育不能承受之重。《强国梦》在《当代》杂志发表后,一时洛阳纸贵,根据香港《大公报》1988年12月4日的报道,当时正在天津比赛的八一体工队队员,闻讯排队抢购《当代》杂志;北京体育学院墙报登出《强国梦》摘要,校内大量复印《强国梦》原文。《新华文摘》、《光明日报》等30多家报刊进行转载或介绍。然而,批评和质疑的声音也不少。当时《中国体育报》就发表多次批判文章,有些直接说《强国梦》的政治倾向不好。然而,1988年10月份,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汉城奥运会上的惨败,完全印证了赵瑜的观点。很多人又要求“重读《强国梦》”,“把《强国梦》从废纸娄里捡回来”。《强国梦》和此后《兵败汉城》的发表,可视为是人们在80年代末对此前延续几年的体育热的一个反思。而事实也证明,把体育赛事与爱国主义和民族意志的过分挂钩,不仅在逻辑上无法持久,而且也不利于体育自身的发展。

•把体育的还给体育

“强国梦”之后的中国体育赛事报道,开始了从激情狂热向理性冷静的回归,开始逐渐淡化附着在体育身上而又远高于体育所能承受的那些精神和意义。“把体育的还给体育”已经成为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延续至今的一个越来越清晰的体育赛事报道走向。虽然这种转变有时候还显得不那么彻底。由于历史的惯性,当代体育报道中津津乐道于金牌数量,过分强调“为中国人争口气”的情况依然常见。2007年3月12日,作家王蒙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做了《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的发言,建议对一场比赛的输赢的政治意义不要做过分夸张的报道,如说“中国女排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胜利”,要是此说成立,中国男足男排的失败将怎样自处呢?他甚至还不点名地批评了田径运动员刘翔的夺冠感言———“比如说我们的一个田径项目的金牌证明了黄种人是能跑得快的,亚洲人是能跑得快的(编者注:这是刘翔在2004年奥运会上的夺冠感言),那么,比我们更加苦大仇深的非洲黑人兄弟姐妹,得了那么多田径金牌,他们应该怎么样把运动成绩与黑种人受压迫的历史联系起来呢?”^[34]冠军的夺冠感言向来是越激情越豪迈越好的,而刘翔作为首位获得奥运会田径金牌的中国人也确有骄傲与自豪的底气。王蒙对此加以质疑,并在网上引起广泛的争论和探讨,至少说明把体育精神政治意识形态化的“集体无意识”现在已经开始为人们“有意识”地反省和思考了。

这种反思导致的一个明显变化是,体育赛事报道从过去的重金牌到重过程,从只为输赢拼搏到享受体育的美。

90年代中后期以来能被视为经典的体育新闻报道已不再过分看重报道内容是否弘扬了爱国主义,而记者能否抓住体育比赛最有魅力瞬间的报道能力则成为全国性新闻评奖活动中的重要判断依据。如广播新闻名作《乐靖宜勇夺金牌》能获得1996年中国新闻奖,主要是因为记者在充分的准备下做了一场近乎完美的现场同步报道。同样,2002年获中国新闻奖的体育报道《大杨扬为中国夺得首枚冬奥会金牌》其获奖理由也是“由于现场记者准备充分,在比赛结束后第一时间对大杨扬进行了独家专访,捕捉到了大杨扬极度兴奋时对金牌复杂的心情”。^[35]获第18届中国新闻奖的新华社报道《刘翔夺金　创造世界高栏史传奇》是一篇特写式的消息,其获奖理由认为这篇消息最大的特色是抓住了比赛中最具戏剧性的场面,捕捉住了刘翔的典型细节。

起跑,刘翔落后!50米,刘翔落后!80米,刘翔依然落后!

大屏幕中的刘翔咬紧牙关、双眼爆出血丝,拼命地追赶着领先的美国名将特拉梅尔。

距离在一厘米一厘米地缩短,终点在一米一米地接近。还剩最后一个栏了,刘翔还在苦苦地追赶,他和特拉梅尔相差半个身子。

只有奇迹,似乎才能挽回刘翔当晚在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110米栏决赛中的“颓势”,而奇迹居然就在这瞬间出现!

最后10米,刘翔宛如霹雳雷神,以惊人的速度冲刺。撞线时,人们惊呆了,就在这短短的10米内,刘翔居然明显地超越了特拉梅尔,冠军最终属于刘翔!成绩是12秒95!刘翔欣喜若狂!

……

孙海平教练赛后动情地说:“这是我带刘翔这么多年最不容易的一场胜利。这次大赛刘翔的压力很大,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他这么激动,刘翔太不容易了。”

刘翔承认,这是他拼得最狠、最残酷的一次比赛,“非常不容易,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36]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中国女排时隔17年后再次登上世界最高领奖台。相比而言,女排这次艰难夺冠后报道中的狂喜激情依然,但政治意蕴却减少了很多。正如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在搜狐网发表评论所说的那样:“今天我们看着女排站在领奖台上,已经能感受到从80年代到现在,中国女排的精神其实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理念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拼搏的概念,更多是她们脸上的笑容、轻松,还有一种属于现代中国的非常年轻的朝气。我觉得新的女排精神已经被注入新的内涵,我们完全应该借女排的胜利,借胡佳获得的金牌,以很长久的时间去享受这届奥运会。”^[37]

对体育之美的追寻不仅表现在尽情享受胜利和快乐上,也表现为接受失败和遗憾,并将之视为体育魅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成功与失败、汗水与泪水、兴奋与失落、狂喜与遗憾,这些都成为体育赛事留给人们的难忘画面。体育赛事报道,以其内在的人类情感张力吸引受众,而不再仅以成败论英雄。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陈忠和率领的中国女排与郎平率领的美国女排的遭遇战,或可很好地佐证这一点。在这场比赛中,曾在80年代被誉为“铁榔头”的女排队长郎平作为美国队主教练充分展现了她的专业精神,并帮助美国队以3∶2战胜了中国女排。有意思的是,这场举国关注并被称之为“和平大战”的赛后反应却出人意料地平静。郎平在接受采访中称,美国队在赢得比赛后她一度不敢上街,生怕招致国人的责难。但她后来发现,没有攻击也没有谩骂,她走到哪里,人们都很友好。反倒是体育评论界纷纷以此为题,试图以“和平大战”为契机,全面重写中国赛事报道背后的意义诉求。就如颜晓华在博文《郎平不是叛徒,“和平大战”意义深远》中所说的:“这就是体育的力量,不只是赛场上属于我们的金牌才能带给我们荣耀。”^[38]

此外,因为体育赛事报道的建构逐渐回归其最初的人文主旨,对运动员的报道方式也有所改变。过去,无论是把体育赛事与政治运动高度挂钩,还是把体育赛事与国家民族高度挂钩,都把体育比赛中的“意义”看得远高于体育本身。这种建构方式导致体育报道过分地强调运动员“顽强”、“拼搏”的一面,甚至不惜以伤病甚至伤残为代价。因为这种奉献,为的是显然高于个体的价值主体。而随着体育报道中人文精神的增强,爱护、尊重运动员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不在状态、打了败仗的运动员不再被简单地斥之为思想品质上的“骄娇”习气,因伤退赛的运动员得到的也不再只是责难与谩骂。与当年在汉城奥运会上败走麦城的李宁遭遇不同,刘翔在北京奥运会上的退赛,尽管让很多人伤心难过,尽管网上也有很多责难和猜测,但理性的声音毕竟还是占了上风。如《人民时评》在《刘翔退赛,我们不妨向奥运学理解》中再一次提出要对奥运金牌与民族精神、国家尊严的关系重新思考:“要比赛,当然想拿金牌;对‘金牌人物’抱以相当的期待,望眼欲穿等待那激动人心的一幕;再‘升华’些,将这种期待和民族精神、国家尊严等联到一起……按说,这些都无可厚非,这些感情乃至‘情绪’都情有可原,可以理解。但是,当刘翔退出,当梦想成‘梦’,如何看待,这是又一道考量人们智商、情商的问卷,这时才能更加体现出‘理解’的含义。来个换位思考吧,把我们‘切换’成当时的刘翔;跳出‘线性思维’吧,甚至不妨‘颠覆’我们根深蒂固的理念。这就需要平常心升帐,这就需要平等待人、平视事物,这就需要走出‘牛角尖’,需要大胸襟,所有这些凝聚成两个字:‘理解’。”^[39]

从好胜心到平常心,可以说当代体育赛事报道已逐渐改变了原有的建构方式,将体育从其背负的过重意义中解放出来,体育报道呈现出多元化的面貌。但是,另一个需要注意的现象是,在当代体育赛事报道数量迅猛增长的同时,与80年代相比,被列为经典的体育新闻数量却有下降的迹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当数量的当代体育报道在甩掉政治意识形态包袱的同时,又迅速给自己套上了商业意识形态的枷锁。有研究者把我国体育报道的演变称为“从政治泛化到大众狂欢”^[40],当代媒体越来越把体育比赛视为一场大众狂欢仪式。娱乐性本是体育比赛的基本属性之一,但如在短视的商业利润的刺激下把娱乐性极端化,势必降低新闻品味,也会使得体育赛事报道的主旨与体育竞技自身的人文内涵越来越远。如一部分新闻媒体为了眼球效应,不惜大肆挖掘体育明星的隐私、用赤裸裸的暴力语言“包装”新闻。研究者认为当代体育新闻中的这种“暴力化”、“色情化”、“恶炒新闻层出不穷”与过分强调政治意义等问题同属体育新闻报道的“畸变”形态,都偏离了体育报道的正常状态。^[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