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报道中“伪人本主义”误区

四、谨防报道中“伪人本主义”误区

“以人为本”，从其核心和本质上说，也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新闻报道工作中要贯彻“以人为本”精神，就是要把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放在中心地位，同时要注意在新闻报道活动中，那些貌似“以人为本”，实际却远离了人文精神，最终背离了“以人为本”精神的情况。这样的例子在人物报道中时有发生。

丑女张静的新闻有段时间可谓是沸沸扬扬。因为相貌丑陋，25岁的天津女孩张静在求职的道路上步履坎坷，而且她要维持一个由4个残疾人组成的家庭，生活压力非常大。张静事件经新华社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天津市一家整形医院免费为她整容，帮她重新找回生活的自信。但是在她带着一个漂亮的面孔重新回到社会的时候，找工作仍然是件困难的事情，张静依然无法在社会中找到她的位置。新闻媒介对张静的炒作，使这个涉世未深的女孩丢失了自我。媒介和社会对她的过多关注，把张静捧到了一个“名人”的位置。她梦想着在整容之后，能继续保持媒介对她的关注，以“名人”身份在社会上成就一番事业。然而，在张静整容之后，她成了一个正常人，一个没有了新闻价值的普通人。媒介不再关注她，而她自己却因为文化素质不高而无法找到一份称心的工作。

追求新、奇、异的新闻媒体在把张静推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之后，却又扭头就走，使得在这个高位上的张静无所适从。张静本来在敬老院有一份还过得去的工作，可在媒体的追捧之后，张静想要追求更大的目标。但是，她的能力毕竟有限，面对理想与现实中越来越大的差距，张静只能默默地承受。通过媒介报道来关注弱势群体本是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媒介的目的应该是通过关注来帮助他们，而不是以猎奇的心理来进行炒作。媒介对张静的报道集中于她的外貌，似乎这一问题是她人生路途中的唯一障碍。然而，张静本身的健康问题、家庭的状况、个人文化素养等问题同样对她在社会中的生存有很大的影响。新闻报道为张静造了一个美好的梦——改变相貌就会改变一切。可是，现实中的种种问题却在她整容之后越发明显了。张静成了新闻炒作的牺牲品。

民工律师周立太也是此类“伪人本主义”新闻报道的受害者之一。从1996年起，周立太开始办理工伤赔偿案件，受理来自全国各地的4000余件工伤赔偿及劳动争议的案件，在民工中赢得了“周青天”的名声。通过案件诉讼，周立太首开工伤赔偿假肢更换费的先例，并推进了广东及深圳的立法。他曾代理的国内最大工伤赔偿案件，获得158万元的赔偿，从而扬名全国。新闻媒介对周立太的报道都是聚焦于他为民工所争取到的利益，媒体大量描写周立太所打赢的官司，以及他为遭受不公平待遇的民工所提供的资助和帮助。但是，媒介的报道在不知不觉中将周立太神化了，却忽略了周律师作为人的一面。作为人的周立太，律师是他谋生的职业，他为民工打官司是要谋取赖以生存的经济利益的。由于新闻报道把周立太神化了，民工无论有了什么问题都来找他，而且，从1996年至今，先后有160多名民工在通过他们打赢官司后，就再也找不到人影了。据周立太统计，这些当事人累计已拖欠律师费500万元左右。周立太说：“律师的主要收入就是代理费，而当事人的巨额欠款已给我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看看律师们的工资就可以知道，大多数律师从去年8月份就没有领到过工资了。”已无力招架这一切的周立太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不是神，我也要吃饭。”

新闻媒体在赞扬周立太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的时候，进行了过度的强调，而忽略了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需求。新闻媒介为民工刻画出了一个“救世主”，而这样的救世主在日常生活中实际是不存在的。媒介形象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给周立太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最后，无奈之下，周立太只有把自己曾经帮助过的民工告上了法庭。

新闻媒体在对人物进行报道时，一定不能用放大镜来强调人的某一方面，这样的强调有一定危险性。某些新闻为了追求报道的轰动效应，会有意无意地对人物的某种特点或某一行为进行强化报道，而弱化或忽略人物的其他方面，从而形成报道的偏颇，不但会使受众形成刻板印象的认识，也会对所报道人物形成伤害。真正“以人为本”的新闻报道，应该以立体的方式看待一个人，而不是简单地突出一个人的某一方面。只有从立体、全面的角度去描述人物，才能真正体现新闻的“以人为本”。

思考题：

1.在大众传播活动中强调以人为本有什么意义？

2.联系实际分析记者与采访对象在相互尊重方面的经验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3.媒体应当怎样观照、关怀、张扬普通百姓？

4.经济报道怎样才能以人为本？

5.人物报道怎样才能以人为本？

6.灾难性报道怎样才能以人为本？

7.广告宣传怎样才能以人为本？

8.在新闻报道中应怎样防止陷入“伪人本主义”的误区？

【注释】

[1]沙莲香《社会心理学》第18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

[2]陈仲庚、张雨新《人格心理学》第301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

[3]马斯洛等著《人的潜能和价值》第168页，林方主编，华夏出版社，1987年5月第二次印刷。

[4]周冠生《需要的系统观与自我社会价值实现说》，《心理学报（京）》，1995年第3期，第278页。

[5]高陈《记者？法官？》，《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第69页。

[6]徐洲赤《思想的贫困》，《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第23页。

[7]本部分参看徐占焜《热点报道艺术——我国改革的一般热潮》。

[8]参看陈圣来《高举为民解忧的大旗》，《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6年第6期，第40页。

[9]参看丁怀东、姜诗明、赵赫《寻求突破——电视系列节目＜试点追踪＞创作体会》，《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6年第9期，第30页。

[10]参看丁怀东、姜诗明、赵赫《寻求突破——电视系列节目＜试点追踪＞创作体会》，《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6年第9期，第30页。

[11]参看丁怀东、姜诗明、赵赫《寻求突破——电视系列节目＜试点追踪＞创作体会》，《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6年第9期，第30页。

[12]杨韵刚《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第22页，《长白学刊》（长春），1995年6月。

[13]戴艺《“国旗手陶维革病故”的报道引起的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6年第9期，第53页。

[14]戴艺《“国旗手陶维革病故”的报道引起的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6年第9期，第53页。

[15]刊于《北京青年报》，1995年8月9日。

[16]和作社《凭“空”生财是真是假　飞机撒下八万元》，《北京青年报》，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