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意识与传者

二、潜意识与传者

在大众传播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传者，包括新闻工作者、广告制作者、作家、画家、音乐家、艺术家等等。他们制作或创作精神产品时，主要靠的是意识活动。但是由于大脑加工信息的有限性（在某一时间内只能在其“中心通路”内加工一定量的信息）和加工信息的依次性（某一时间在“中心道路”内加工的不同信息需按顺序依次进行），这样在人脑进行意识活动时，所加工的信息量较少，必须不断地从潜意识——记忆库中提取所需信息，才能保证传者制作（创作）活动的顺利进行。潜意识对于传者的意识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产生灵感、形成文风（包括创作风格，主持风格等）、凝聚情结等方面。

（一）潜意识与传者灵感的产生

灵感指人们在进行创造性活动中，当某种新形象、新观念或新思想从潜意识突然跃入意识领域时的瞬间心理状态。

灵感产生的条件有：1.认识主体有强烈的创造动机和适量的情绪情感，使心理能量积聚到可以开启意识阈的量（意识阈的“阈值”表示主体感觉或反应能产生又不能产生的那个临界值，是一个量的概念）。2.原型启发，仅有内部心理量的积蓄往往仍产生不了灵感，就需要从外界事物中发现有启发性的事物，这就是所谓的“原型”。世间万事皆可充当“原型”。如日用品、自然界或社会中的某些现象、口头或书面描述等。“启发”是指主体因触及原型而联想到深藏于潜意识的某种冥思苦想之物的心理过程。“原型”一般是处在显意识视野里，被主体苦苦寻觅的东西，如文章的结构、欲拟的题目、想制作的广告等暂时被淹没在潜意识里。原型的发现加大了开启意识阈的力量，于是内在力量（动机）和外在力量（原型）两相结合，灵感就突现出来，主体处于顿悟（恍然大悟）的状态，于是创作任务完成。

灵感的产生有两个层次，即浅层和深层。所谓浅层指从前意识向意识转化，开启意识阈B，相对比较容易。例如：一位记者到一所大学采访，中间去了趟洗手间，看到出入洗手间的学生很多（这是意识状态）。记者在小解后一边洗手，一边无意间看见离他不远的角落里一个水龙头没有关紧，水在“放任自流”（这属于无意识状态）而来往的学生却视而不见。临走之际，记者突然觉得，此情此景正是一副生动的富含教育意义的新闻画面。灵感突然来临（没有关紧的水龙头和来来往往的学生是原型启发，记者的新闻敏感是内因），于是他急忙取来相机，“咔嚓”一声，一张《文明其实离我们仅一步之遥》的照片拍了下来。

所谓深层化，是从潜意识向意识转化，需要先开启意识阈A，再开启B，相对比较困难。这里又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指灵感出现后，创作者的意识非常清晰，显、潜意识的沟通点比较明确。而第二种指当灵感出现后，创作者的意识状态虽也较清晰，但是主体的显、潜意识的沟通点不很明确，推动主体获得灵感的动因似乎是一种可意会但难言传的力量。

第一类情况如，台湾中华豆腐广告词的创作过程，内在动机：利用中国人强烈的家族观念、家庭亲情为诉求手段。原型启发：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背影》中的情节。内外动力结合，启动意识阈，显、潜意识沟通，产生灵感，于是一个新颖、人情味很浓的广告创意产生了，画面是仿照朱自清先生散文《背影》中的情节，描述一位母亲送儿子上火车，不顾自身不便，横穿铁轨去为儿子买桔子，体现了母亲对儿子的慈爱之心，广告末尾字幕是“慈母心，豆腐心”。这则广告牢牢吸附了有相似心理经历的人，令人难以忘怀。^[4]

第二类情况如作家陈源斌写《万家诉讼》的心理过程。据作者自述，他写这部小说的情景非常特殊：“当时我正在农村深入生活，年底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突然传来消息，我居住在省城的宿舍楼深夜起火，当我从几百里外的农村赶回时，面对的是一堆残烟未尽的废墟，所有家产片纸不存”（这是客观刺激，也是写作冲动的原型启发，它带有强大的力量，可以启动意识阈）。“在一刹那间，我突然异常安静下来，急切地想写一篇小说”（创作灵感突然降临），“在临时栖身的一间嘈杂的旅社房间里，我写成了《万家诉讼》。写作时，我特意对自己设置障碍，用一个一句话能说完的故事，写成中篇小说；用民告官的法制题材，写成具有较高品位的纯文学作品；用限制性很强的偏僻农妇的视角，将文字铺陈的张扬恣肆，用口语化的中国传统叙述文字，讲求语言的感觉和话语的力量；用反一般小说的写法，离开情节和人物渲染不可割弃的生活场面……。当时的想法是，只有向难处险处绝处攀求，才能有奇崛之作”（在写这部小说时，他处于清醒的意识状态）。

他又说，小说和电影（指《秋菊打官司》）中女主人公三番五次打官司的“说法”二字，现在已成为注入新鲜内涵的特殊张力的流行词汇。“这部《万家诉讼》，掺进了我至关重要的人生体验，可以说是我在竭尽生命之力，与那场深夜大火进行殊死较量的结果，它传递出我在受重创之下，作出反弹的真实情绪——它就是我对于这个世界的‘说法’。”^[5]

从作家的自述中看出，其显、潜意识的沟通点并不很明确（或者说并不对应），比如自家被烧（显在的）和一农妇打官司（潜在的）二者之间有何联系？他为什么要用写小说这种方式来与自己的不幸抗争？也许作家自己对此并不十分清楚，也许这种只可意会不易言传的特殊做法正是来自于积淀在作家潜意识里的某种对于人生的特殊体验。

（二）潜意识与传者的文风

文如其人。传者的文风与其个性有直接关系。个性是由个体所处的环境与其遗传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其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种种因素的综合体现，而传者的文风则是其个性的外化。正如原《经济日报》总编辑艾丰所言，写作“风格这个东西，就像个性一样”，用潜意识理论来解释，文风也是潜意识的外显形式。如前所述，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潜意识也是人对客观现实的一种反映，是意识阈之下的各种心理活动的总和，像无意感知、无意识记、无意再认、无意表象、无意想象、无意注意、无意体验、无意意向等等。这些没有意识到的意识，原本属于意识活动，但经过认识主体多次重复后，便转化为自动化的习惯行为，并积淀于潜意识里了。例如：准作家在初次写作时，往往喜欢刻意追求某种文风（主要指使用语言文字的习惯），但经过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这种文风便逐步形成了。在以后的写作中，即便不去刻意追求，这种文风也会跃然纸（屏幕、声音）上。

文风一旦形成便相当稳定，正如一个人的个性一旦形成便很难改变一样。艾丰的文风就非常鲜明，据他自己总结有四点：1.有气势，2.有深度，3.有哲理，4.有创新。^[6]他的许多作品，像《新闻采访方法论》、《思考的笔》、《中介论》、《经济述评自析集》等，都证明了他的自我评价。特别是他的文章有着强烈的哲理性，这大概与他有较扎实的哲学基础和他的胸怀有关。

与艾丰的文风迥异的新华社记者郭玲春的文风，则更多地透出女性的清新、婉约、细腻，以情见长，她善于把自己的感情揉进新闻报道里。她的《一颗燃烧的心》深深地打动了被报道者巴金老先生，一篇《眷恋乡土多名作　饮誉中外何寂寞——沈从文告别亲友读者》的报道，王蒙先生阅后竟差点流出眼泪。她用散文笔法写的《金山追悼会在京举行》一文，使一深受感动的读者来信询问“郭文产生的奥秘和个中的艰苦”。

她常常把“我”的见解直接带进导语，以致形成了“郭氏导语”。她的文风随意、洒脱，用她自己的话讲“不受拘束地写来，可以视内容或简或繁，这里堵截，那里延伸铺展。有时自问自答或插入细节、对话，散文的抒情、杂文的深邃，都可以‘移花接木’，随‘我’走到新闻中来”。^[7]

她的文风的形成由来已久。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的她，有着良好的文学修养，长于形象思维，情感丰富，个性强，从事新闻工作几十年，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种写作手法，努力把自己的情感渗透于报道之中。”经过长期的训练，她形成了独具个性的写作风格。

（三）潜意识与传者的情结

1.情结的滥觞。

“情结”是精神分析理论术语，由荣格首先提出。精神分析理论创始人弗洛伊德用“性欲压抑说”解释情结，并将其具体化为“恋父情结”和“恋母情结”。弗洛伊德将情结视为其学派的一个基本概念和其学派的“人格发展阶段的重要内容”。继之，荣格把弗洛伊德的“性欲压抑”的内涵延伸到“情绪压抑”，认为“个体潜意识的内容，主要是由具有情绪色彩的情结构成，它们构成了心理生活的私人的方面。”^[8]荣格还将弗洛伊德的恋父情结和恋母情结的外延扩展到“心理丛”，即“个体潜意识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一组一组的心理内容可以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簇一簇心理丛……”^[9]

弗洛伊德对情结的解释现已被多数人抛弃，在日常生活中被人们或在媒体上经常使用的“情结”一词，被现代专家学者作了如下的解释：情结（complex），由一些被意识压抑的意念（即无意识的思想、感情、知觉、记忆等）所组成的具有类似核心作用的复杂的心理现象。它能吸附许多经验，使当事者的思想行为及情绪易受这种情结的影响而遵循一定的方式进行，形成固定的行为模式”^[10]。

2.情结的特征。

“情结”具有压抑性、固着性、情绪性、核心性、泛化性等特征。

（1）情结的压抑性。

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荣格都非常强调情结的压抑性，并认为这种压抑是由“创伤”、“伤害”引起的。如弗洛伊德认为：“情结往往是由个人经验中的重大伤害而产生。”^[11]荣格认为，“情结是由于创伤的影响，或某种不合时宜的倾向而分裂出来的碎片^[12]。”“情结”类似于我国古代人提出的“郁结”一词，从孔子的“发愤志食”“诗可以怨”，屈原所悲叹的“遭沉浊而之于秽兮，独郁结而谁语？”司马迁的“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到韩愈的“物不平则鸣”等等，无不反映出“郁结”与“情结”在产生原因上的共通之处，即都是因受压抑或创伤而形成的。

情结的压抑性有其消极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压抑使人痛苦，甚至“干扰着人的意志意向，搅乱意识过程”，^[13]但只要认识主体能把握住情结的“度”，就能将这种情结升华为一种奋发向上的积极力量，并为人类创造出灿烂的精神成果，以上所列举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诗人、史学家、散文家的郁结之作，至今仍为世人所称道，就是明证。联系到我们当今时代的传播者，其情结的压抑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来自外部的压力，即时代的、党的、人民的需要和来自竞争及工作的艰苦等等方面的压力；二是来自传者内部的压力，即个体强烈的事业心和成就欲，他们自觉地给自己施加压力，如前边提到的艾丰往往要求自己“要赶上社会前进的步伐”“以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而郭玲春则为每篇“应景”之作，可以搞得“身心疲惫，几乎耗去你全副的精力”。

（2）情结的固着性。

弗洛伊德认为，当某种伤害产生后，他就会“被埋进潜意识里，会在人的意识里固着于一个特殊的观念形式上”。^[14]弗洛伊德所指的“固着”在心理学上有其特定的含义，它表示“在心理——性发育过程中，个体的力比多或内驱力部分地停留于某一较早的发育阶段，不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展。”^[15]我们摒弃情结固着性的生理层面的原意，将之迁移到心理上如对某种事业（或事物）的痴迷之情上。这种迷意之情可促使认识主体产生朝向某种行为的心理定势或心理活动，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生命力。例如，有记者写了一篇《穆青，有一个“还债情结”》的文章，生动深刻地揭示出穆青这位当代中国的“老新闻”（原新华社社长）心中的那个刻骨铭心的“还债情结”。穆青的“还债情结”是指他对于“那些战争年代用生命和鲜血保护过他们，而今又在中国大地上书写着光辉业绩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兄弟和父老”的一笔笔“文债”，由于他在位时太忙，无暇写完，心里总有一种欠债太久无力还清的内疚感。正如他在《金缕曲　黄山抒怀》中所写的“赤子深情终未改，欠多少父老相思债。”为了“还债”，年逾古稀的他，又一次次地拿起笔，背起照相机，“奔走在祖国的山水之间，奔走在那魂牵梦萦的故土之上”。

（3）情结的情绪性。

荣格认为情结“是一种具有情绪色彩的观念，其中特别严重者是被许多情绪结合起来的使人心神不安的观念群。换言之，用以组成情结的种种观念（主要为表象）经常出现在脑际，令人思绪万千……”^[16]2004年7月，在亚洲杯足球赛重庆赛区的比赛进程中，迎接日本足球队的是中国球迷排山倒海的嘘声。在比赛前按常规奏响日本国歌时，全场嘘声一片，近五万名观众纷纷坐下，表达对日本国歌的无视和对日本的强烈不满。《中国青年报》对球迷的这种行动做出了批评，报纸呼吁球迷别把体育与政治扯得太近，“球迷们在错误的地点，用错误的方式，表达了与公共体育相悖的情绪”。赛前演奏参赛国国歌，这是国际性体育大赛的惯例，这种场合之下，应保持静肃和敬意。尽管竞技场上强调的是公平正义的体育精神，它与政治上的仇恨、杀戮无关，但是，日本国歌君之代，包括那面太阳旗，曾经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留下过惨痛和屈辱的记忆。重庆球迷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要求世界和平的情绪无法抑制地爆发出来。球迷们希望以他们的嘘声、以他们的不满来警示日本足球选手，并期待日本政府能够正视历史、反思历史。从根本上讲，亚洲杯球场上的“反日”情绪，凸现出的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历史情结。

（4）情结的核心性。

情结是个体潜意识的核心，“情结作为一种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知、情、意的潜意识簇群，实际上在决定着我们人格的许多方面——我们如何理解世界，我们的价值兴趣以及倾向动力等等。”^[17]这种价值观、兴趣、动力往往会成为人们的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生命的投入”。作为艺术家，会产生出“一种对于创作的残酷的激情”，“他命定要牺牲幸福和一切普通人生活中的乐趣”。^[18]对于新闻工作者则会以“带血的忠诚”为党的新闻事业去拼搏。伊拉克战争爆发时，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女记者闾丘露薇，在众多记者纷纷撤离战区时，第一个冲破封锁，断掉和台里的联系，孤身闯入战火纷飞的巴格达。伊拉克战事平稳以后，她几乎没有停顿，又出现在另一个战场——北京非典疫区。在她的身上，就流淌着一股强烈的新闻情结，一心一意做好新闻，无论是战场还是疫区，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深入新闻现场，全然不顾生命危险。在她对新闻事业的执著追求中，我们看到这朵“战地玫瑰”崇高的人格力量。

需要说明的是，从某种情结（如敬业精神）已被融入人格的意义看，情结确属无意识的核心，因为“人格”作为人的各种心理素质的综合体，平时人们并非时时意识到它的存在，反倒像是常常被它所“指挥”。但是由于意识活动在人的行为中起主导作用、所以更确切地说，情结不仅是无意识的核心，同时也是人的精神活动的核心。

（5）情结的泛化性。

由于我们现在把“情结”更多地理解为一种对事业（或对某种事物、某种情感等）的执著的追求，所以“情结”一词被泛化了，诸如：“情爱情结”、“权力情结”、“金钱情结”、“自尊情结”、“自卑情结”，还有“足球情结”、“收藏情结”、“冒险情结”、“F1情结”、“乡土情结”、“英雄情结”、“奥运情结”、“网络情结”等等。在传媒作品中已被使用的有《施拉普纳中国情结》《深厚的文物情结——记政协委员毕克官》以及上文已提到的《穆青，有一个“还债情结”》等。

（四）引发受者的潜意识

第二、三个问题主要是从传者自身角度谈潜意识，这第四个问题是就传者如何通过自己的作品设法引发受者的潜意识而言的。所谓引发受者的潜意识是指受者以作品为线索从自己的记忆库里检索出已有的知识，去加深对传媒信息的认识。

受者接收媒介信息是一个过程，其间的心理状态处于意识和潜意识交互作用，相互转换之中。通常，受者的收视（听）行为比较随意，除非有他所关心的或感兴趣的问题，像某种产品的广告或某个欲知的新闻。然而媒介宣传意在吸引受者，进而引导受者采取符合传者意图之行为。这样，传者的目的同受者的无意识接收状态便形成了矛盾。为此，媒体就要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法吸引受者，使其从潜意识状态进入意识状态（即从无意注意转为有意注意），这个“进入”的过程就是受者产生联想和思考的过程。举一例说明，有位美国记者在拍摄警察把白宫前静坐示威的人拖进警车后，随即将镜头转向了白宫上边飘动着的美国国旗，这两个似乎并不相干的画面被剪辑到一起，令受者深思，并产生联想，从自己的记忆库（潜意识）里寻找可以帮助理解媒介信息的知识经验，继而产生了“美国警察如此粗暴的行为是否践踏了美国所标榜的人权”的疑问。受者所做的这种深层次的思考正符合传者的意图。所以“引导”是一种艺术，是一种因作品的启发，促使受者主动探索人生经验，从而能比较深刻地理解作品内涵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