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学对语境问题的研究

二、中国语言学对语境问题的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研究对语境的意识自古有之。北宋张载在《正蒙》中指出：“言为非难，使君子乐取之为贵。”（《宋元学案》卷一七）尽管他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提出了一条交际原则：言语交际是话语表达者与话语理解者之间的事情。要实现话语的目的，提高表达的效果，表达者必须考虑理解者是否乐于接受。也就是说，表达者必须考虑被一些现代语言学者称为理解者的“主观语境”的因素。宋代王安石在《庄周下》一文中指出：“夫中人之所能及者，圣人详说而谨行之。说之不详，行之不谨，则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圣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不略而详，则天下惑。且夫谆谆而后喻，而后服者，岂所谓可以语上者哉？”（《王文公文集》）王安石的言论涉及的同样是话语理解者的“主观语境”，即在言语交际中，话语表达者要注意交际对象的智力与修养情况。交际对象的智能不同，表达者的话语也要有所不同。这样才是积极的、切合语境的交际方式。

话语表达者要考虑话语理解者的语境，同样，话语理解者也要考虑话语表达者的语境。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文德》篇中指出：“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乎?”他认为理解古人文辞必须“知人论世”，即了解古人的语境才能准确地理解古人话语的真实意义。这其中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1）作者或说者所处的时代；（2）作者或说者的身处，即具体环境，具体景遇，具体心理状态等；（3）作者或说者言为何为等因素。

对语境的意识不仅散见于古代贤能学者的文论中，而且始终伴随着传统训诂学的发展。所谓训诂就是“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黄侃：1983，181），即“用易懂的语言来解释难懂的语言”（陆宗达、王宁，1983：3）。训诂始于先秦，最初只是为了帮助人们阅读前代的文献，也就是后世所说的经书，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训诂学的体例主要有两类：（1）随文释义的传注，即根据文本的具体上下文训释文义；（2）通释语文的专著，即解释词语、语句等语言现象的专门著作。

训诂学家关注使用状态中的具体语词的意义，历来重视语境在训诂过程中的作用。他们十分注重句、段、章对词义的确定作用，很少孤立和抽象地解释词义。所谓“随文释义”就是根据具体的上下文乃至背景知识所提供的语境来解释词句的含义。古代文献中有许多词句异乎常情，用通常的训释方法解释往往不能确定语义。这些词句就是所谓的古书异例。历代训诂学家在不断的实践中认识到，要正确地辨析这些古书异例，就必须联系语境。清代俞樾汇集历代训诂辨析古书异例之方法，撰成《古书疑义举例》。书中列举分析了古书中的88种疑义现象，后人刘师培、杨树达、马叙伦、姚维锐、黄侃等又作了补充。这些学者的论述中有许多地方涉及到了语境的问题。

古代训诂学家不仅在实际训释中注重语境的作用，而且提出了一些语境的概念。例如：魏晋时期的郭璞提出所谓的“随事为义”，就是根据具体的语境来确定意义；唐代孔颖达提出所谓“义势”和“文势”的概念，认为同一个词的训释会因其“义势”或“文势”的不同而不同；清代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明确提出“上下文”的概念，并根据具体的上下文语境进行释义；王引之在《经传释词自序》中提出“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同样强调了语境的重要性。

古代训诂学家不仅提出了一些文内语境的概念，而且论及到背景知识对于训释词义的重要作用。例如：宋代戴侗在《六书故·十四卷》中指出，“六书者，格物致知之学，不可徒以为小学而已也”。他认为训释语义不仅需要训诂方面的知识，而且需要百科知识。清代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也强调了背景知识在训诂中的作用。

然而，中国的学术传统，就文科而言，比较注重事实，强调爬梳，但理论意识不强，不像西方学者那样善于从事实（哪怕是有限的事实）中提炼出观点和理论（陆俭明，2001）。尽管中国的训诂学始终充满着语境的意识或思想，甚至可以说中国的训诂学就是建立在语境思想的基础之上的，遗憾的是中国古代的学者不仅没有对语境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更没有建立语境学的理论。直到1932年出版的陈望道的著作《修辞学发凡》一书，中国才有了比较系统的语境理论的论述。

陈望道的语境思想反映在他的修辞学理论之中。他在《修辞学发凡》中指出，修辞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他（1980：237）说：“在‘言随意遣’的时候，有的就是运用语辞，使同所欲传达的情意充分切当一件事，与其说是语辞的修饰，毋宁说是语辞的调整或适用。”即使是对语辞的斟酌推敲也是调整语辞以适应情意的传达，而不仅仅是对文字的修饰。因此，陈望道把修辞定义为“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1980：237）。

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认为，修辞所要适合的是“题旨和情境”，二者是衡量修辞的标准和依据。也就是说，修辞以适应题旨和情境为第一要义。“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应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陈望道，（1980：245）。总之，“切境切机”的修辞才是成功的。再者，语言文字本身是没有什么工拙可言的，只有在具体的题旨和情境之中才可能判断其工巧与拙劣。在具体的运用中，与题旨情境适应切当的语言文字是工巧的，而与题旨情境适应不切当的便是拙劣的。历史上出现的“黄犬奔马”句法工拙之争，（陈望道1980：293）认为，都是由于各自“意思有轻重，文辞有宾主之分”才使得各人的意见不能一致。所谓“子在颊则好，在颡则丑”正可以说明语词各有所宜，不能离题脱境而论。

陈望道（1932）所谓的题旨情境指的就是语境，其中主要涉及六个方面的问题：何故、何事、何人、何地、何时、何如。根据陈望道的解释，所谓“何故”就是写说的目的；“何事”就是写说的事项；“何人”就是写说者与读听者之间的关系；“何地”就是写说当时的地点；“何时”就是写说当时的时间；“何如”就是怎样写说。陈望道提出的情境概念不仅包括写说者和读听者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即双方共同的经验，而且包括写说者的心境和他（她）与读听者之间的亲疏关系、立场关系、经验关系以及其他种种关系。

在《修辞学发凡》中，陈望道把修辞划分为消极和积极两大分野，指出二者对题旨情境具有不同的适应。消极修辞的第一要义在于传达事理，要求言语处处适应事理。例如：谈论事实必须符合事情的实际，以自然的、社会的关系为常轨；解说理论必须合乎理论的联系，以因明逻辑的关系为常轨。因此，这一分野的修辞结果如何要看言语同事理的实际是否切合或切合的程度而定。言语要适应事理，就需要具备明确和通顺的条件。而言语要明确通顺不仅需要把意思分明地显现在语言文字上，而且需要考虑语句的前后顺序。语句的前后顺序不仅关乎语言的习惯，而且关乎现时的上下文情形。所谓上下文的情形，就是语句之间的彼此衔接和照应。这就涉及到了话语内的语境问题。陈望道（1980：295）指出：“照应的事，无论在材料的取舍上，语言的表出间，都颇重要。”与消极修辞不同，积极修辞“多诉诸我们的体验作用，多不用三段论法或什么分析，常照我们体验的想象的真感实觉直录下来”（陈望道，1980：283）。这一分野的常轨是意趣的连贯，修辞效果全凭意境的高低而定。因此，“只要能够体现生活的真理，反映生活的趋向，便是现实界所不曾经见的现象也可以出现，逻辑律所未能推定的意境也可以存在”（陈望道，1980：283）。不过，陈望道（1980：304）指出，积极修辞的内容大体都是基于经验的融合，“对于题旨、情境、遗产等等为综合的运用”，其中尤以情境的适应最为重要。

修辞所利用的材料是“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就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陈望道，1980：242）。然而，语言文字的意义平时都是抽象的，都只表示概念。只有在具体的言语交际过程中，实际的说话或写字才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才使抽象的意义成为具体的意义。在实际的言语交际中，具体意义的体会常常随着个人生活经验的不同而出现差异。这样，语言文字的意义就存在着固有与临时两种因素之间的差异。为了区分语言文字的两种意义因素，陈望道（1932）在《修辞学发凡》中提出了“语言的内容”和“写说的内容”两个概念。所谓“语言的内容”指的是语言本身所具有的，与语言形式相对而言的意义。语言是由语音和意义构成的一个系统，其中语音是语言的形式，意义是语言的内容。所谓“写说的内容”是“意旨的内容、题旨的内容”，是交际主体在具体的言语交际中调节地使用语言而生的意思。写说的内容是与语言相对而言的。这样，在言语交际的过程中，存在着两层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一层是语言本身具有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一层是语言与写说的内容之间的关系。对于写说的内容来说，语言的内容只是一种形式的内容。不能把语言的内容混成写说的内容。陈望道指出：鸲鹆鹦鹉能够仿效人语，但是不能说出有内容的话语，其原因就在“禽类不能用有调节的声音，而人类却不特用调节的声音，还将那调节的声音调节地随应意思的需要来使用”（1980：273）。

陈望道关于语境的论述，不仅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第一个比较系统的语境理论，而且为中国的语境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许多观点和论述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尤其是他关于题旨情境的“六何说”更是为分析和研究语境的内部结构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基本框架。他所提出的“语言的内容”与“写说的内容”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分实际上就是国外一些语言学家所谓的“句子意义”和“话语意义”之间的区分，不过从时间上看，陈望道的划分和论述要比国外语言学家早得多。而且，他的语境理论特别强调修辞与语境的关系，指出了判断话语的修辞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它是否适应和贴切具体语境的条件。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修辞（或更广义的话语）与语境之间的适应律，尽管他所论及的只是适应律的一个方面，即修辞必须适应语境，而没有涉及到语境也要适应修辞（或话语）的问题。不过，陈望道的语境理论没有具体分析修辞适应语境的内在机制，而且他也是只从话语表达的角度论述了修辞与语境的适应规律，而没有涉及到话语理解的角度是否也存在语境适应的问题。这难免有点美中不足。

20世纪60年代，王德春从研究并确定言语规律出发，提出了语境及规律的看法。在纪念陈望道及其《修辞学发凡》一书出版五十周年之际，王德春（1982年）发表《语境学是修辞学的基础》一文，提出了建立语境学的建议。在2001年9月出版的《现代修辞学》一书中，他与陈晨合作，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语境学的基本理论。

两位学者指出，人们使用语言进行交际，必须懂得语言的词汇、语法、语音和语义的现行规范，要遵守共同的语言规律，正确地选择和组织语言体系的成分。但是，言语交际总是发生在特定的语境之中，于是即便交际主体都同样地严格遵守语言规范，他们说出的话语或写成的文章也会有不同的特点。两位学者认为，怎样选词造句，用什么方式交流思想，怎样提高表达效果，个人使用语言有什么特点，等等，都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些规律就是言语规律。他们指出，言语规律是使用语言的规律，同人们的言语活动紧密相连，所以研究言语规律要从分析言语活动入手。从各种言语活动中，他们概括出了三个基本特征：（1）言语活动总是发生在特定的交际环境之中，而且必须依赖特定的语境。（2）言语活动要正确地选择语言体系中的成分，组成话语以表达思想。（3）言语活动是为了达到特定的交际目的，完成特定的社会交际任务。

与言语活动的这三个基本特征相对应，他们又把言语规律归纳成了三个大类。

第一类，言语规律是言语活动与言语环境相适应的规律。言语活动总是离不开特定的语境，语境对言语活动有着直接的影响和约束作用。这样，言语活动必须适应语境的制约。言语活动适应语境的规律促成了语体、风格、文风的形成。而它们的形成又会指导人们的言语活动，约束人们对语言的使用。

第二类，言语规律是交际者选择语言成分组成话语的规律。要更加完善、有效地表达思想，实现交际效果，除了语言本身的规律之外，交际者还要懂得使用语言的规律，即选择词语、选择句式、组织话语的规律。词语和句式本身一般无所谓准确与含糊、鲜明与晦涩、生动与呆板、简练与累赘的区别。在具体的话语活动中，交际者对它们的选择都要依赖语境条件，都要受到言语规律的支配。

第三类，言语规律是言语活动与言语目的和交际任务相适应的规律。任何言语活动都有交际的目的和任务。语言成分的选择与组合必须受到与交际目的和任务相适应的规律的制约。修辞方法也要适合一定的交际目的和任务。单从语言结构讲究和研究修辞，而不考虑适应语境的要求，有时很难显示出修辞的效果。

总之，言语活动不可能脱离特定的语境，不可能不选择语言成分组成话语以表达思想，更不可能离开交际的目的和任务。因此，这三类言语规律是不可分的，也是必不可少的，更是任何言语交际者必须遵守的。语境这么重要，那么语境的内部结构是怎样的呢？王德春和陈晨把语境定义为使用语言的环境，也叫言语环境。他们认为语境的构成有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时间、地点、场合、对象等是客观因素；说话者的身份、职业、思想、修养以及处境、心情等是主观因素。

言语交际总是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场合，在一定的人们之间进行。语言的使用脱离不开这些因素，它们是客观存在的构成言语环境的因素。首先，王德春和陈晨的时地概念有大小之分：大的指时代和社会，小的指具体的交际时间和具体的交际场所。他们认为，不同时代、不同世界的“社会政治环境、社会思潮，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支配着人们对语言的使用”（王德春，陈晨，2001：42）。这种语境的支配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决定所使用的语言材料，二是决定使用语言材料的方式”（王德春，陈晨，2001：42）。大的时地因素所构成的语境反映在当时当地的各种言语作品之中，就形成了言语的时代特点、时代风格。同时，具体的时地因素也对言语交际有着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总是与特定的场合联系在一起。二人的场合概念指的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具有某种特点的人相互交际的具体状况。除时间地点以外，场合还与交际的目的、范围、对象和方式有关。目的是交际者想要得到的交际结果，有强制性与非强制性两种；范围指人们社会活动的领域；对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交际对象，即听读者，一是谈话所涉及的对象，即谈论对象；方式指交际的形式，有口头方式和书面方式，即语音形式和文字形式。他们指出：“场合是一个富于变化的极其灵活的因素，在固定的时间地点可以因人和事的变化而出现不同的场合，从而导致语言使用的变化。”（王德春，陈晨，2001：45－46）

语境的构成除了客观因素以外，还有主观因素。王德春和陈晨认为，交际者的身份、职业、思想、修养这些主观因素往往使得个人的言语带上各自的特点，如惯用的词语、句式、独特的修辞方法甚至不同的发音特点等等，它们综合起来就构成了个人的言语风格。他们指出，“身份是说话者在社会或家庭中的政治经济地位或人际关系的地位”（王德春，陈晨，2001：48）。一般情况下，身份不同的交际者，说的话不同，说话的方式也不同。所谓“财大气粗”“人微言轻”反映的就是话语所具有的社会作用与说话者的社会地位或身份之间的价值关系。交际者的身份具有相对性，即同一个交际者的身份可以因交际对象的不同而发生关系转移。这时，这一交际者的语言也会发生相应的转移。职业是人们经常从事的事业。从事某种职业的交际者，在其话语中总是带上这一职业的印记，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这一职业的特点。交际者使用语言必然受其思想的支配，因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修养指交际者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文化程度和处世待人的总水平。

王德春和陈晨认为，交际者的处境和心情是言语交际的临时性主观因素。交际者的处境这一概念包括三层含义：（1）交际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他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身份地位。这与前面提到的时间、身份等因素都有联系。（2）交际者在具体事件或人际关系中的处境，例如工作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等等。（3）交际者在某一具体言语交际场合的处境。后两种处境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交际处境。这样，他们所谓的处境就可以分为社会处境、交际处境两种。关于交际者的心情，王德春和陈晨认为，它与交际者的其他方面（诸如处境、思想、修养等）有着各种联系，呈现出各种微妙曲折、复杂多变的状态。

在王德春和陈晨看来，在言语环境的各种主观因素中，交际者的身份、职业具有相对性和可变性。交际者的思想、修养一旦形成，便有一定的稳定性，成为交际者品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交际者的身份、思想、职业、修养这些主观因素相比，交际者的处境和心情是言语环境中容易变化的主观因素。一般情况下，如果交际者的处境、心情不处于极端状态，它们对言语交际的影响不会太明显。另外，交际者的处境和心情在语言上的反映与人的思想、修养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其中，交际者的思想修养起着主要的作用。

根据王德春和陈晨的观点，从本质上说，言语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变体，是社会环境在言语交际上的反映，因此与社会环境一样，言语环境也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之中。语境因素之间具有交互作用，它们总是交错在一起对言语交际起着影响作用，其中有些因素的具体样式、具体变化是极其丰富的。这样，特定的言语环境往往是变化多端的。然而，言语环境的类型却是确定的。他们说：“言语环境的类型影响到语言的使用，它关系到语言的语体、风格、文风以及修辞方法的变化与发展。”（王德春，陈晨，2001：53）

人们总是在特定的语境中为了特定的目的而进行言语交际的。不同类型的语境对语言的使用提出不同的要求。使用语言必须紧紧依赖语境，与不同的语境类型保持高度的适合关系。王德春和陈晨指出：不同语体就是语境的不同类型所形成的使用语言的特点体系。语境类型是语体产生和存在的基础，而语体是语境类型作用的必然结果。个人言语风格是个人使用语言特点的综合，它与语境的主观因素有着直接的联系。说话者的身份、职业、思想、修养、处境、心情对其词语和句式的选择、修辞方法的选用以及篇章布局的安排都始终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些特点在个人言语中有规律地不断重现，便形成了个人言语风格。文风是言语反映出的语言使用者的作风，它是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的辩证统一。文风总是受到社会环境中的时代特点、政治潮流、思想潮流的影响。总之，语言的各种表达方式和修辞手段都依赖于语境而形成。语体、风格、文风的形成也离不开语境。在实际言语交际中，衡量言语表达或修辞效果更离不开语境。所以语境学是现代修辞学的基础。

关于建立语境学，王德春和陈晨归纳出了五个方面的意义：（1）明确语言全民性和言语阶级性的关系；（2）明确语言规范性和言语创造性的关系；（3）明确语言和思维的辩证统一关系；（4）指导文艺创作和文艺欣赏；（5）指导语言教学。另外，他们还论述了修辞方法与语境，语言美、言语修养与语境的关系。不论是修辞方法，还是语言美和言语修养，它们都遵循着与言语环境相适应的基本规律。

20世纪60年代以来，语境问题也成为了中国的逻辑学家，尤其是研究语言逻辑的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20世纪60年代，周礼全首先提出从逻辑的角度研究语境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陈宗明也从语言逻辑的角度提出了他对语境的看法。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王建平于1992年出版了《语言交际中的艺术——语境的逻辑功能》这一专著，而周礼全也积多年的思考，于1994年出版了《逻辑——正确思维和有效交际的理论》一书。两位学者都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语境思想。

周礼全（1994）认为，话语的意谓、意思、表达、传达和理解都属于语言的语用方面，所以他的“语用语境”概念是指有助于确定交际中话语表达的命题、命题态度、意谓和意思，并且有助于正确地表达、传达和理解的语境。在他看来，语用语境是比语义语境更宽的概念，因为语用语境中除了包含了语义语境的各种因素以外，还包含了更多的内容。

周礼全（1994）所说的语义语境指的是明确引词和抽象语句的所指谓的语境，因为他认为语词和抽象语句的指谓和所指谓都属于语言的语义方面。话语中经常出现一些引词，例如“我”“你”“这里”“那里”“今天”“明天”等。一个引词的指谓中包含了说出这个引词的活动，因而一个引词的所指谓要根据说出这个引词的活动才能决定。例如，在“我明天去开会。”这句话语中，就有引词“我”和“明天”。“我”的所指谓是哪一个人，要根据说出语词“我”这一活动的人来确定。“明天”的所指谓是什么时间，要根据说出语词“明天”这一活动的时间来决定。话语中还有一些引词，它们的所指谓需要根据包含它们的话语的上下文才能决定。例如，在“前者是道德的问题，而后者是法律的问题”这句话语中，“前者”“后者”都是引词。它们的所指谓，要根据说出它们之前的话语才能决定。周礼全（1994）认为，最初的语境概念只包含那些决定引词所指谓的因素，后来语言逻辑家逐渐扩大了语境概念，使语境不仅能够明确引词的所指谓，而且能够明确抽象语句的所指谓。

除了包含上述语义语境的内容，周礼全（1994）所谓的语用语境还包含了说话者和听话者的主观认识。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说话者的认识可能不同于听话者的认识，因而说话者的语境就可能不同于听话者的语境。为了保证说话者的语境与听话者的语境具有共同性，为了保证正确地表达、传达和理解话语意思，有的语言逻辑家就把语境看作说话者和听话者互相知道、相信或接受的一组命题或一个命题集合：

说话者S和听话者H互相知道命题A，当且仅当：

（1）S知道A

（2）H知道A

（3）S知道H知道A

（4）H知道S知道A

（5）S知道H知道S知道A

并且

（6）H知道S知道H知道A

……

周礼全（1994）认为：这样的语境概念，一方面太强了，因为正确传达和正确理解话语的意思并不要这样强的语境；另一方面又太笼统，因为它不能说明语境中的各种因素对话语所表达和传达的命题、命题态度、意谓和意思的具体影响。为了避免语境概念太强或太笼统，他把语用语境分为四种：（1）一句话语客观存在的语境Co，（2）说话者所认识的语境Cs，（3）听话者所认识的语境Ch，（4）交际双方共同认识的语境Csh。他的语境概念主要是一句话语或—段话语的语境，有时也指一句话语中的一个子句、短语或语词的语境。

—句话语“U（FA）”的语境Co，包含了五种因素。A.当前情境（即谈话时说话者和听话者能直接感知的事物和事态）：A1.说出“U（FA）”的时间；A2.说出“U（FA）”的地点；A3.“U（FA）”的说话者和听话者；A4.其他的当前能直接感知的事物和事态，特别是说话者说出“U（FA）”时的面部表情、身体姿势等。B.上下文：谈话中在“U（FA）”之前或之后出现的话语。C.“U（FA）”涉及的事物和事态：可以包括当前说话者能直接感知的事物或事态；也可以包括时间上或空间上遥远的事物和事态；可以包括现实世界的事物和事态，也可以包括想象或虚构的事物和事态。D.说话者的情况：包括说话者的历史情况和目前情况，特别是说话者日前的思想感情情况。E.听话者的情况：包括听话者的历史情况和目前情况，特别是听话者目前的思想感情情况。

周礼全（1994）进一步解释说：语境Co中的A，B，C，D和E这五种因素都是客观存在的。D和E虽然包括了说话者S和听话者H的思想感情，但是S和H具有某种思想感情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Co可以看作一个命题集合，即指谓A，B，C，D和E这五种因素的命题集合。Co包含了命题，例如“说某句话语‘U（FA）’的时间是1990年12月28日”“说某句话语‘U（FA）’的地点是哲学所302房间”“说话人是张教授”“海湾正在进行战争”“说话者S是一个诚实的人”“听话者H是很聪明的”“S知道H相信命题A”“H相信S知道命题B”……

对于语境Co客观存在的因素，说话者S或听话者H很难有完全的认识，S和H更难有完全共同的认识。因此，在语境Co之外，周礼全（1994）还提出了说话者S所认识的语境Cs，听话者所认识的语境C_H以及S与H共同认识的语境C_SH。说话者语境Cs是一个命题集合，其中任一命题都是关于话语语境Co中的因素的命题并且都是S知道、相信或接受的命题。听话者语境C_H也是一个命题集合，其中任—命题都是关于话语语境Co中的因素的命题并且都是H知道、相信或接受的命题。交际双方的共同语境C_SH也是一个命题集合，其中任一命题都是关于话语语境Co中的因素的命题并且都是S和H共同知道、相信或接受的命题。周先生提醒，说话者语境Cs中可以有“H相信命题A”“H知道S相信命题A”这样的命题。同样，听话者语境C_H中可以有“S知道命题B”“S相信H知道命题B”这样的命题。

周礼全（1994）认为，语境Co、Cs、C_H和C_SH这四个命题集合常常是相交的，常常有一些命题同时是这四个命题集合的分子。例如，Co中有“说某一话语‘U（FA）’的时间是1990年8月15日”这一命题。如果说话者S知道这一命题，并且听话者也知道这一命题，那么Cs，C_H和C_SH中就都有这一命题作为分子。而且C_SH是Cs的子集，也是C_H的子集。

在言语交际过程中，语境Co、Cs、C_H和C_SH总是不断发生变化的。随着交际时间的延长、交际内容的增多和交际主体思想感情的变化，语境就会跟着不断变化。正确地了解话语的语境及其变化，是正确表达、传达和理解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条件，也是成功交际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条件。

我们可以看到，在周礼全的语境理论中，他首先区分了“语义语境”和“语用语境”。除了语用语境所包含的因素要比语义语境的因素多以外，二者的区别体现在各自的功能上。在周礼全看来，语用语境不仅有助于确定交际中的话语所表达的命题、命题态度、意谓和意思，而且有助于正确地表达、传达和理解，而语义语境的功能则是明确引词和抽象语句的所指谓。其实，语词的所指谓也是一个语用问题，因为只有在具体的语用行为之中，语词才能有具体明确的所指谓，离开了具体的语用行为，任何语词或句子都只能表示一般或抽象的语义，不可能与具体的事或物（即使是想象的事或物）发生指谓和所指谓的关系。从语用学的角度看，语词或语句的所指谓“实际上是交际双方共同参与和合作的一种言语行为”（何兆熊，2000：49）。

再者，周礼全把语用语境分为四种。它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是：语境Co是客观存在的语境，而语境Cs和语境C_H分别是说话者和听话者对语境Co的主观认知。说话者和听话者对语境Co的主观认知有彼此一致的，也有彼此不一致的。二者之间的共同认知构成了语境C_SH。从周礼全对语境的这一区分之中，我们可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具体的话语是与四个语境中的哪一个发生对应和一致的适应关系的？任何事物的发生与存在都是以相应的环境为条件的，而且都与各自的环境保持相互对应和一致的适应关系。环境不仅决定事物的存在与否，而且决定事物的具体形态。话语与其语境的关系也是如此，它的发生和具体形态（包括具体的话语形式和话语意义）都取决于与之对应的语境。按照周礼全的区分，既然与话语对应的是语境Co，那么话语就当然受到语境Co的作用，而且要与语境Co保持对应和一致的适应关系，而与语境Cs、语境C_H和语境C_SH却似乎没有什么关系。然而事实上，任何话语都不单纯是客观的存在，因为它们都是具体的交际者说或写出来的，而且都是需要具体的交际者听或读而获得话语价值的，其中不可避免的包含交际者的主观心理的因素。话语的具体形态所包含的交际者的主观心理因素说明，它所对应的语境也不可能仅仅是客观存在的语境，即周礼全所谓的语境Co，而应该是既有语境Co，又有语境Cs、C_H和C_SH的一个动态结构。这个动态结构伴随着言语行为的运行而呈现不同的形态：对于话语的表达而言，它的语境是客观存在的语境因素与说话者的心理认知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对于话语的理解而言，它的语境是客观存在的语境因素与听话者的心理认知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此，周礼全已经意识到了语用语境具有客观性和认知性的特征，却又没有把它们辩证地统一起来。事实上，任何语用语境都是客观存在的环境因素与主观存在的环境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第二个问题是：交际者之间的语境差异对于话语意义的表达与理解具有怎样的作用？从周礼全对语用语境的四个区分可以看出，交际者对客观存在的语境因素的认知有彼此一致和相同的地方，同时也有彼此不一致和不相同的地方。如果把交际者的心理认知也看作构成语境的因素，那么交际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语境差异。周礼全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一般说来，话语意义的表达与理解之间的通达是建立在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共同或一致语境的基础之上的。说话者的语境与听话者的语境越是一致或是相同，说话者的话语也越能获得听话者的准确理解，而听话者的理解也越能符合说话者的真正意图。然而事实是，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语境不可能完全一致或相同。话语意义的表达和理解就是在交际者之间存在语境差异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不禁要问：话语意义的表达与理解是如何在交际者之间存在语境差异的情况下进行的？语境差异对于话语意义的表达和理解有着怎样的影响？言语交际对于交际者之间的语境差异有着怎样的容忍程度？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外语界的学者开始引进国外语用学理论，其中也涉及到语境问题。在借鉴国外语用学思想的基础上，也有学者开始了以汉语为对象的语用学研究。钱冠连（1997）出版《汉语文化语用学》一书，提出了“人文网络言语学”的理论，从汉语文化语用学的角度探讨了语境的问题。

钱冠连（1997：74）把语境定义为言语行为赖以表现的物质和社会环境，认为这个环境由语言上下文（linguistic context）和非语言性环境（extra－linguistic context）两个大的部分组成。其中前者是语言符号内的环境因素，也就是上下语（可听的）或上下文（可见的）；后者是语言符号外的环境因素，包括显性的、可见的现场，如地点、对象、场合、自在物体、意外出现的人或物（意外符号）、自然环境等等，也包括隐性的、不可见的背景，如社会文化、风俗习惯、行为准则、价值观念与历史事件等等。

在他的语境理论中，钱冠连提出了“意外符号”的概念，即“一切可以当话题或者可以被话题借用的突然因素，意外出现的人或物，都可算作意外符号”（1997：74）。这些意外符号可能对言语交际产生作用，但是必须具备两个特点才能传达语用意义：一是能介入说话过程，二是突然闯进语境，并作为语境的构成部分。例如，在会话进行的过程中，某物或某人不期而至地闯进交际现场，说者灵机一动，把这一物或人用作符号参与谈话。

钱冠连不同意一些研究者把交际目的和交际者之间的相互认识和假设看作语境的观点。他指出：“交际目的与对彼此的认识和假设，尤其是前者，是话语活动的本体部分，不是环境与背景”（1997：74）。钱冠连认为，知识状态或认知属于智力干涉，是话语活动过程的本身，而不是一些研究者所认为的一种语境。

另外，钱冠连指出：“客观存在的广阔的社会背景本身并不是话语情景，只是在它面前有语言符号‘流动’（使用起来）时，它才能变成话语情景。没有语符流动经过它面前，它只能是一般意义的社会背景”（1997：95）。语境并不是完全自立的，而是依言语交际的发生而生成的。语境是与言语交际活动同时产生的。只有在有言语交际活动的时候，客观的环境因素才能转化为语境；没有言语交际的发生，也就无所谓什么语境。

语境的实质是什么？钱冠连（1997：75）认为，语境的实质是“文网语阱”，即言语交际受制于语境。这其中包含三层意思：一是言语交际要在语境之中进行，二是语境制约交际者的话语与理解，三是语境表白交际者的意思。

言语交际为什么要受制于语境？钱冠连（1997：83）认为，这是因为语言符号具有局限性。语言符号的局限性表现为：一、客观世界的存在是共时的、多维的，而言语是历时的、单维的；二者对照，反映了语言状物、叙事的无能。二、客观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而语言符号是有限的，不能与世界的丰富多彩一一对应，所以对世界的描写往往是“挂一漏万”的。三、语言总是落后于现实，不能时时产生与现实的新生事物相适应的表达。四、人类情感世界进入语言世界时往往受到更多的亏损，这反映了语言传情、说理的无能。

关于语言局限性的原因，钱冠连认为是语言符号的粒散性和线条性。他（1997：88）指出：语言符号提供给我们的世界和意义是很模糊的。如果用语言来勾画一个事物，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疏略的框架。这个框架由颗粒组成，而且颗粒很大，线性排列中的各个语义点之间，在其前后左右，都有空白，所以单凭语言，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颗粒以下的细部。另外，语言符号的线条性使得话语具有历时性和单维性。这也使语言的表达、认知和储存作用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语言符号的局限性使得语境的介入或干涉成为言语交际的必需。为了解释语境的作用，钱冠连（1997）提出了“语境干涉”的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非语言语境对语言符号的干涉。简单地说，就是社会人文网络对交际者使用语言符号的干涉。他说：“社会关系、文化传统、道德准则、行为规范、物质环境与自然力量组成一个无形的恢恢的网，人不过是自以为自由的网中之鸟而已”（1997：76）。二是语言语境对语言符号的干涉。这种干涉是上下文、上下语对使用语言符号（说与写）的限制与制约，对理解语言符号（听与读）的帮助与推动。根据钱冠连的观点，表面上看，交际者是语言符号的使用者，是语言的主人，而实际上，语境才是真正的主人。交际者都“是在做语言环境的奴隶，不折不扣的奴隶”（1997：76）。他们的言行都要受到非语言环境和语言性环境（上下文）的左右。

语境的干涉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钱冠连，1997）：（1）语境对语言符号的使用（说与写）有强制、制约的作用；（2）语境对语言符号的理解（听与读）具有帮助、推动的作用；（3）语言符号的信息量和意义（语面的或隐含的）是在语境之中得以澄清的；（4）语境对说话者具有特殊的要求和限制。

语境干涉或介入的作用主要是克服语言符号颗粒性与线条性所造成的缺陷，填补空白的。钱冠连（1997）分析了语境干涉的具体作用：（1）语境具有填补粗疏、补充信息的作用。语境本身就有信息量。它就像一个磁场，使进入其中的一切句子增加了许多附加信息。（2）语境补充指示语的含义，使其明确所指。（3）语境创造话语的前提，作为交际双方的共知填补话语留下的空白。（4）语境解释了隐性行事性语句，帮助区分不同的施为语句（performative）。（5）会话含义在语境之中被推导出来，因为一个语境只有一个话语含义的选择，变换语境可能导致同一话语产生不同的会话含义。（6）听者对语言信息的超载部分的推导实际上是一种语境搜索过程。（7）语境克服了语言符号的线条性造成的线性歧义。（8）语境使语言符号的信息量膨胀，使语词产生附加信息，例如：时代联系，语言社团，中国文化，等等。（9）语境可以使同一句子结构产生不同的功能，因为语言结构的功能规则总是受语境制约的。（10）语境影响词语的价值，因为任何一个词的价值都决定于它周围的环境。

随着语言学的不断发展，语境的研究越来越受到语言学家的重视。在中国语言学的不同研究领域，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语境的定义、结构、性质及作用展开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涌现出大量的专门研究语境的论文和一批语境学专著。不仅如此，对语境的分析方法也从语言语境——即上下文，经由二元化——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三元化——语言语境、物理语境和共享知识，走向多元化（世界知识、集体知识、特定知识、参与者、正式程度及媒体等）的趋势（胡壮麟，2002）。

北京语言学院（现在的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于1992年11月出版的西光正（日）主编的《语境研究论文集》被认为是“第一部语境研究论文专集”（王建华等，2002：47）。它收集了44篇专门研究语境的论文，可以说是当时的语境研究之集大成，比较全面地反映出了几十年语境研究的概貌。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了王占馥的《语境学导论》。该书从宏观的角度对语境进行了探讨，涉及到语境内部之间的关系（决定与被决定、影响与被影响、限制与被限制、作用与被作用）和语境的性质（语境的传承性、渐变性、突变性、独特性、客观性），对心境的主观性、地方习惯的特殊性、交际对象的多变性、语用环境的灵活性和语境的交叉性也给予了论述。后来王占馥对《语境学导论》进行了扩充，于1998年出版了《汉语语境学概论》（南方出版社）一书，分章专门讨论了语境的特点（差异性、显现性、隐含性和层级性）和语境的功能（语境对语言表达、语言理解和分析词性及句法结构的作用）。另外，王占馥还于1995年出版了《语境与语言运用》（内蒙古教育出版社）一书，分析了语言成分对语境的适应，探讨了语境在言语交际中对语言的影响与制约规律。

1998年12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冯广艺主编的《汉语语境学概论》一书。冯广艺指出，语境学主要研究语境的内容、语境的分类、语境的性质、语境对言语表达的制约、言语表达者适应语境的手段以及语境的各种功能。他以陈望道先生的“六何说”为依据，把构成语境的要素分成一般性要素（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和特殊性要素（何如、伴随要素、传媒要素），然后又从八个方面对语境作出分类：（1）微观语境与宏观语境；（2）显性语境与隐性语境；（3）简单语境与复杂语境；（4）题旨语境与情境语境；（5）情绪语境与理智语境；（6）逻辑语境与人为语境；（7）模拟语境与零度语境；（8）单语语境与双语语境、多语语境。在这个基础上，冯广艺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从言语表达者与语境的关系，从言语接受者与语境的关系，分析了不同语境的特点和作用以及交际者对语境的适应。

1999年9月，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冯广艺的另一部语境学专著《语境适应论》。他认为：语境是语言赖以生存、运用和发展的环境；语境制约着语言，决定着语言的命运；在语言运用中，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语境的制约，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适应语境；言语适应语境是语言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基于下面几点认识，冯广艺提出了语境适应的理论：（1）从语言运用的动态进程看，无论是言语表达者发出言语信息，还是言语接受者接受言语信息，他们都要依赖语境。参与交际的任何一方忽视或者脱离语境，言语交际都不会成功。语境是连接言语交际双方的纽带。在言语交际中，交际者都必须不断调整自己，适应语境。（2）语境是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参数。它不是语言学的哪一具体学科的专门术语和专门对象，而是整个语言学的共同术语和共同内容。语境和适应语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言语交际中，如果一个人注意到了语境，那么他实际上就已经在适应语境了。尽管语境的构成不仅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它仍然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适应语境则是一种主观行为，它是言语表达者的主观能动性在言语实践中的反映。交际者的主观行为依赖于客观存在的现实，即语境适应依赖于语境。语境不同，适应语境的方式也不同；语境发生变化，适应语境的方式也会发生变化。（3）适应语境是有规律的。语境的详细分类和各类语境特征的分析有助于认识不同语境的不同适应规律。这其中涉及三个结合：（1）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既要分析语言运用的实际适应广阔的社会环境，如政治制度、经济生活方式、时代背景、人文地理环境、民族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宗教信仰等的规律，又要分析语言运用的实际适应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因素的规律。（2）语言因素与非语言因素的结合。语境的构成既有语言的因素，也有非语言的因素，适应语境的研究必须把这两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才能有针对性。（3）共时与历时的结合。既要借鉴适应语境研究的历史经验，又要借鉴现代的不同观点；既要注重不同语种的横向比较，又要注重汉语材料的纵向研究。

2002年12月，王建华、周明强和盛爱萍合作出版《现代汉语语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三位学者首先回顾了现代汉语语境研究的历史，然后对语境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语用交际系统由三大要素构成——语用主体、话语实体和语境因素。语境“是与具体的语用行为密切联系的、同语用过程相始终的、对语用活动有重要影响的条件和背景；它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相对独立的客观存在，又同语用主体和话语实体互相渗透；它既是确定的，又是动态的，以语境场的方式在语用活动中发挥作用”（王建华等，2002：59）。语境的性质包括：现实性、整体性、动态性、差异性和规律性。

语境本身是一个系统，其构成因素具有相应的结构性。三位学者（2002：70）区分出核心语境构成因素和外围语境构成因素。前者指在现实交际中与语用过程同现的并与之伴随始终的种种因素，常见的有时间、地点、场合、境况、话题、事件、目的、对象等不可少的现场语境因素，另外还有社会心理、时代环境、民族习俗、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等。后者主要指在语用交际中出现的一些带有临时性质的因素，例如交际者的身势、体态、关系、情绪，语用的载体、语体、风格等。

在三位学者的语境理论中，语境是一个层级性的结构。第一层：他们立足于语境与语言的关系，把语境划分为“言内语境”、“言伴语境”和“言外语境”。第二层：言内语境分为“句际语境”和“语篇语境”；言伴语境分为“现场语境”和“伴随语境”；言外语境分为“社会文化语境”和“认知背景语境”。第三层：句际语境分为“前句、后句”或“上文、下文”；语篇语境分为“段落、语篇”；现场语境分为“时间、地点、场合、境况、话题、事件、目的、对象”；伴随语境分为“情绪、体态、关系、媒介、语体、风格以及各种临时语境”；社会文化语境分为“社会心理、时代环境、思维方式、民族习俗、文化传统”；认知背景语境分为“整个现实世界的百科知识、非现实的虚拟世界的知识”。

与语境结构的层级性相对应，语境的功能也具有层级性。不同的语境因素，不同的语境结构，它们的功能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功能之间存在相互演变和渗透的动态关系。语境功能的实现是有条件的：一是语境本身的显隐程度和关联程度；二是寻求语境的最佳关联，并进行语用推理。

三位学者利用六个章目详细分析了语境的具体功能之后，又在第九章探讨了语境结构的几个函变关系：（1）内部语境与外部语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内部语境义有时需要从外部语境得到补充；内部语境义依靠外部语境而得到解释；内部语境义经常随着外部语境而发生变化；外部语境义的产生要以内部语境为基础；外部语境义比内部语境义灵活、生动。（2）显性语境与隐性语境之间的依存关系：有时隐性语境义必须由显性语境义引申而来；有时隐性语境义是了解显性语境义的依据。（3）语境结构的稳定与动态的辩证关系：稳定语境通过动态语境得到展示；动态语境在稳定语境中得到聚焦。（4）现实语境与可能语境之间的辩证关系：现实语境为可能语境提供想象的基础；可能语境为现实语境开辟想象的空间。

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寻找的东西是什么，那是无法找到它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或者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所谓的研究是无法进行的，即便勉强进行了，也不会取得什么结果。那么此时此刻，我们在寻找什么呢？答案是明确的：我们在寻找语境。紧接着又有了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寻找的语境在哪儿呢？提出这个问题并不奇怪。第一章对语境问题的历史回顾只是中外语境研究之一斑，却也已经显示出来，那么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认识出发，采用不同的方法，提出了那么多的语境理论或观点，似乎语境随处可见，文化有语境，语言有语境，言语有语境，逻辑有语境，修辞有语境，语用有语境，认知有语境，如此等等。但是，我们所要寻找并要研究的语境在哪儿呢？这就要看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正如索绪尔（1980：29）说的那样，我们面对的是纷繁复杂的语言现象，其中既有个人的属性也有社会的属性，既有个体的生理属性也有个体的心理属性，既有人的主观属性也有外界的物理属性。从这么复杂的现象之中，我们既不是寻找索绪尔所谓的语言，也不是寻找他所谓的言语；既不是心理学关心的主体心理机制，也不是物理学关心的声学现象。我们寻找的是言语交际这一活动赖以发生和继续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