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精神的文化反思

4　语文精神的文化反思

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中，郭绍虞对汉语语法的看法可谓独具慧眼，因为他是以其深厚的传统语文感受能力来捕捉和把握汉语的人文精神的。郭绍虞以一个古典文学批评史学者的眼光来审度现代语文分析，其语文批评往往别开生面，新颖宏富，给人深刻的感悟。郭绍虞的语文观处处显示出汉语的人文精神与西方语言的深刻对立，入木三分地针砭了汉语语法研究中照搬西方语言学科学主义立场和方法的时弊。

一、汉语的形式弹性与功能弹性

郭绍虞认为，汉语语法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语词的形式和功能都具有弹性^[9]。例如：

重言可以伸缩。伸则单音不足以摹物状声而衍为二音，如“关关”“洋洋”“茫茫”“呦呦”，或单词硬叠传神，如“高高”“低低”“大大”“小小”。所以《诗经》“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以单字释之：“直言曰言，论难曰语。”缩则《毛诗序》中“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在后世诗人中成“周道荡无章”(谢瞻《张子房诗》)。郭绍虞认为重言的伸缩是长言和短言的关系。

郭绍虞

连语可以伸缩。伸则《诗经·周南》“陟彼崔嵬”，《楚辞·九辩》“君不知兮可奈何”，缩则“崔嵬”疾言为“卒”(《诗经·小雅》“渐渐之石，维其卒矣”，郑玄笺：“卒者崔嵬也。”)，“奈何”疾言为“那”(《左传》所载华元骖乘之歌：“弃甲则那!”)。此外，“犹豫”单用为“豫”(《楚辞·九章》：“壹心而不豫兮。”)，“冯陵”单用为“冯”(《诗经·小竁》：“不敢冯河。”)。郭绍虞认为连语的伸缩是徐言和疾言的关系。

语缓可以增字。例如《诗经·小雅·车攻》：“徒御不惊，大庖不盈”，王引之《经义述闻》视“不”为发声。又如虞曰“有虞”，夏曰“有夏”，邦曰“有邦”，家曰“有家”，皆因一字不成辞，加“有”而为复音语词。郭绍虞认为语之伸缩缓急，视行文所宜而施。古今语法的不同在于：古语多以发声足句，后世语多以收声足句。如《诗经·商颂·烈祖》：“有秩斯祜”，秩训大，祜训福，译为后世语言即为“大哉福也”。

语急可以减字。例如古汉语中以“如”为“不如”，以“敢”为“不敢”，以“可”为“不可”。《论语·颜渊》“吾得而食诸”，《史记·孔子世家》引作“吾岂得而食诸”。王筠《毛诗双声叠韵说》云：“‘有卷者阿’，《传》曰‘卷曲也’，卷曲亦恒言也。‘爱而不见’，爱训仿佛，即暧昧也……凡此皆以一字代双声。”

复语可以单义。顾炎武《日知录》云：“古人之辞宽缓不迫，如得失，失也;利害，害也;缓急，急也;成败，败也;异同，异也;赢缩，缩也;祸福，祸也;皆此类。”又“嫉”与“妒”有害贤害色之分，《楚辞·离骚》“各兴心而嫉妒”偏指害贤，《毛诗·賬木序》“后妃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偏指害色。《马氏文通》指出：“古籍中诸名往往取双字同义者或两字对待者，较单辞只字其词气稍觉浑厚。”可见偏义复词正是语词的弹性在“词气”作用下的结果。

骈词可以分合。合如《礼记·曲礼》：“卜筮者……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分如《老子》：“与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诗经·郑风·子衿》“挑兮达兮”，《毛传》：“挑达，往来相见貌。”《诗经·周颂·有客》“有萋有且”，《毛传》：“萋且，敬慎貌。”

语词可以变化。连语变为复合的重言，如《诗经·召南·羔羊》“委蛇委蛇，退食自公”，《诗经·睟风·君子偕老》作“委委佗佗，如山如河”。王筠《毛诗重言》曰：“委蛇而长言之，即是委委佗佗。”《诗经·小雅·楚茨》“絆芬孝祀”，《诗经·信南山》作“絆絆芬芬，祀事孔明”。复合的重言也可以变为连语。如《楚辞》“登石峦兮远望，路渺渺兮默默”，后人作“眇默轨路长”(颜延年《还至梁城作》)。《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噂沓背憎”，《毛传》云：“噂犹噂噂然，沓犹沓沓然。”《礼记·乐记》：“《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顾炎武《日知录》曰：“《诗》本肃雍一字而引之二字者，长言之也。”一些连语和重言还可以任意拆并组合。如“激切明朗”缩为“激朗”(马融《长笛赋》“激朗清厉”，李善注云：“激切明朗。”);“牢落乖剌”缩为“牢剌”(马融《长笛赋》“牢剌拂戾”，李善注：“牢落乖剌。”)。“纷纷”为重言，“纷乱”为连语，又合为“乱纷纷”。“兢兢”为重言，“战兢”为连语，又合为“战兢兢”。

语词可以颠倒，例如《诗经·齐风·东方未明》：“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东方未?，颠倒裳衣。倒之颠之，自公令之。”又如《诗经·小雅·鱼藻》：“王在在镐，岂乐饮酒”，“王在在镐，饮酒乐岂。”古代汉语中类似“勉强”与“强勉”，“仪表”与“表仪”，“蒸黎(庶民)”与“黎蒸”这样的词素颠倒现象屡见不鲜。

以上事实表明，汉语的词在自身的组合和上下文中的组合中有很强的形式张力。这种张力是适应汉语组织中音韵谐调的要求而起作用的。汉语在单音节(一般是单个语素)基础上的各种组合变化，都有音律美的因素。词的复音化趋势除了适应交际表达清晰的要求外，也有声气上的原因。句子组织的音节也要求平稳。我们可以说“太守归而宾客从也”，却不能说“太守归而宾从也”;我们可以说“准备战斗”或“备战”，但不能说“准备战”或“备战斗”。这不是说意义上缺少什么，或组织上缺少什么，而是在音节上缺少了什么。这种音律上的要求为汉语语词的伸缩分合提供了自由的空间。

汉语的语词不仅形式上有很大的灵活性，而且功能上对语境、上下文也有很强的适应性。郭绍虞举《红楼梦》中的一个例子，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宝玉听说，便猴向凤姐身上立刻要牌。”句中的“猴”，既是实体词，又表现宝玉像猴一样屈身攀抱、缠住不放的动作。郭绍虞认为，现有的词类区分法是依据洋格局抄来的，并不是从汉语的语言事实中归纳出来的，所以不适于实用。即使有些在术语的名称上加以改动，但是仍看不出汉语的特征。尤其是拿来分析古文、韵文、口语，更是捉襟见肘。郭绍虞对用“后世精密的语法”来解析古代文义曾有深刻的针砭：

古诗中之“言”，或解为“而”字，或解为“以”字，固然很妙;然而笼统地称为语词，也未尝有什么大不妥之处。《考工记》“梓人曰必深其爪，出於目，作其鳞之而”，而谓颊毛，言作“其鳞”与“而”也。《孟子》“得之不得曰有命”，言得与不得也。此类句中所用“之”字，若视同口语中之“来”字，也未尝不可。《诗经》中如“亦孔之将”，“亦孔之嘉”诸语，于副词形容词之间，犹且可用助词，何况在两个意义相并的词语中间。我并非赞同昔人笼统的解释，而不欲由语法以治训诂。我只觉得文辞中间每字每词，都可精密地分别其词性，乃是后起的事，而施于古籍则或不尽然。我又觉得每字每词之能确定其词性，只可施于散文中间，至施于韵语则又不尽然。大抵愈近于口语，则愈多助声之辞;愈是古代的语言，愈不适合于后世精密的语法;而愈是韵文，也愈须要利用助声之词以足成音句。……语法的推求，固然是一种途径，似也不必全重在这一方面。^[10]

其实，这正说明需要建立符合汉语特点的语法。

在论述汉语词的功能的灵活性或者说不确定性的时候，郭绍虞又指出，目前的语法分析在沿用西方的词类区分之后，又复采用古人的虚实说，定为虚实两大宗，是更陷入形而上学。因为汉语词的虚实是具有朴素的辩证性的。虚实可以互相转化，没有机械的对立。

拿实词来说，名词、动词、形容词中名词最实，形容词和动词较虚，而在形容词和动词之间也各有虚实之分。于是三者之间也就发生转化关系，如名词动化，动词名化等。从表面上看来，汉语因这种转化而显得无语法，其实只需说明虚实转化之例，就可见汉语语法的复杂性与特殊性。而这种实词的转化，又是可以从语序上一目了然的。

拿虚词来说，汉语的虚词还可以有实词性与虚词性之别。前者如指代词和部分副词，后者如介词、连词、助词、叹词。我们细观这两类区别，可以发现语法意义明确而固定的偏于实，语法意义含糊而随声气转变的偏于虚。声气不同，虚化的程度又不同。《马氏文通》在给虚词下定义的时候说：“凡字无义理可解，而惟用以助辞气之不足者曰虚字。”这里说出了汉语虚词注重声气的特点。而句子声气的宣泄有强弱缓急的不同，在语句组织中承担这种声气作用的虚词也就会随之自然演变，或由实到虚，如连词可以转化为助词;或由虚到实，如助词转化为连词、介词、代词、甚至副词。郭绍虞认为，汉语一大部分虚词的语法意义的固定明确，都经历了一个由词头、词尾、词间性质的发声词、收声词或语间词在长期宣泄声气的使用中逐渐在语句组织的联系中显示出语法作用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汉语虚词语法意义的形成，正是声气作用的长期积淀。汉语虚词的可用可不用，随宜而施，正是这种语气根性的独特表现。一般语法学者对汉语虚词的来源往往持实词虚化的观点。郭绍虞认为从汉语的特点看，必须承认许多虚词是由声气词转化而来的，因此即使汉语中有“介词”、“连词”这些类，也不能用西方语法的眼光来加以解说。

郭绍虞在《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中说得非常深刻：“汉语语法的灵活性是建立在单音孤立的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形态变化上的。各种语言都有多种多样的不同说法以表达极为复杂的思想情感，但是语言的本质不同，当然表达的形式也不会相同。在形态变化上表达多种多样的不同说法，那还是比较容易的。而汉语则是在同一形式上表达多种多样的复杂的思想情感，这就特别显出汉语语法的灵活性与复杂性了。”这一见解对汉语语法学纷繁多歧的表象有极强的穿透力。汉语语法的根本特点在于它以简易朴质的单位为基点，在不同的语言、社会、人文环境中做灵活多变的运作与发挥。个体的价值只有在整体环境中才能得到肯定。季羡林近年在中西文化、语言的比较中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他说：

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特别是那一类最古老的如吠陀语和梵文等等，形态变化异常复杂，只看一个词儿，就能判定它的含义。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只看单独一个词儿，你就不敢判定它的含义。必须把它放在一个词组中或句子中，它的含义才能判定，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观念。^[11]

汉语语词在形式和功能上的“弹性”，正是与汉民族的整体思维方式相联系的。

二、汉语的句读脉络和“名词重点”

语法是语言组织之法。要弄清一种语言的组织，必须从根本上把握该语言的“脉络”，而不是按照异域语言的生理解剖图来析解自己的语言。郭绍虞认为，汉语语法学迄今为止之所以枯燥无味不适实用，是因为没有找到汉语语法的脉络。找出了脉络来讲汉语语法，就会有刀劈竹迎刃而下的乐趣。那么如何寻找汉语的组织脉络呢?郭绍虞提出两条途径，一是词组，一是虚词。强调和突出词组在汉语组织中的关键作用，是郭绍虞对汉语语法学的一大贡献。

西方语法的格局一般分为词法和句法两部分，前者是词的变化规则，后者是用词造句的规则。用这种格局来分析汉语，只就词和词与词的组合来理解汉语的句子组织，在郭绍虞看来，至多只能举些简单的例句，无法面对丰富多样的汉语句型常态，因而学了这种语法不会有多少实用意义。汉语语法的真实脉络体现在词组的活动中，即在词法和句法之外，汉语还有词组这一级居于二者之间，作为词和句的桥梁。如果说西方语法是“双轴制”的，那么汉语语法则是三级制的。甚至不妨说词组问题是汉语语法的根本问题。

郭绍虞认为汉语的造句是“积词组而成句”。以词组作为汉语造句的基本构件，汉语的句子分析就呈现出许多新的样态与特质。

(一)流块堆叠态

汉语句子的组织，好似儿童玩的积木，可以利用种种不同的词组，随心所欲地组成不同的语句。例如：“我们村庄上种地种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风里雨里，那里有个坐着的空儿?”(《红楼梦》第三十九回)“那一阵风起处，星月光辉之下，大吼了一声，忽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虎来。”(《水浒传》第四十三回)这两个句子都是由词组的流动堆叠而成的。就句子的每一个词组来说，好像“没头没脑”，然而词组与词组之间却有机联系，“藕断丝连”，流转出汉语句子特有的韵味。

为什么汉语语法依靠一个个“没头没脑”的词组，可以堆叠成完整的句子呢?郭绍虞认为顺序的自然是句子编码和解码的关键。拿《水浒传》那个句子来说，“那一阵风起处”是一个词组，这是先听到感到的情形;“星月光辉之下”是另一个词组，这是在听到和感到“风起”的情形之下，而接触到的当时的景色，它同时成为下文能够看得清楚的重要条件;“大吼了一声”也是一个词组，这是先听到虎的声音;然后“忽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虎来”，这又是一个词组，由听到而看到，依次写来，有条不紊。这就是汉语语法的叙事之妙。如果把这句话按西方语法的格式重组，说成“一只吊睛白额虎，在星月光辉之下，大吼一声，忽地随着一阵风跳出来了”，或者说成“李逵在星月光辉之下，猛觉一阵风起，听到一声大吼，看到一只吊睛白额虎跳了出来”，这样虽然前后紧密联系，但却没有了生气和韵味。以老虎作主语显得不自然，以李逵作主语则与该句的上文重复(李逵的行动已在上文提过)。因而在具体的上下文中，《水浒传》这个句子是最生动也最合适的组织。所以郭绍虞指出，汉语句子的流块堆叠看似随心所欲，其实是随客观事实的真实面貌，随当时事态变化需要的语言事实，自然地产生许多不同的语句来的。汉语的语法注重语序，而照事实发生的先后次序来描绘则自然生动，人们也容易理解。

根据我们对现代汉语句子常态的专书穷尽性调查，发现在汉语的动词句中，像西方语言那种S—V—D(主语——动词——宾语)或S—V型的句子远不如多动词、多词组铺排的句子数量多。即使在S—V—D型的句子中，大容量长宾语以至SV不过成了一个话头的句子也占了三分之一。因此严格意义上的“主动宾”或“主谓”句并非汉语句子的常态^[12]。从统计的情况来看，现代汉语的动词句以单段(含单动句和双动、三动句)和双段为常态，最长不超过六段。这是汉语句子正常容量的要求，也是汉语动词句施事语信息持续的最佳距离。名句的统计结果也大致如此。由此看来，西方句子分析所惯用的注重句子的形式内聚的方法，对于汉语的句子是一种偏“紧”的方法。为了适应汉语句子的实际面貌，我们的析句方法应偏“宽”，即以句读段为汉语句子的基本活动单位，以句读段服务于不同表达功能的不同铺排律为汉语句子的基本格局。例如汉语动词句的基本格局可以定为“时间语+地点语+施事语+动作语”。这个“动作语”就是句读单位的板块形态，而非动词细节。正如郭绍虞所指出的：必须把词组当作一个独立单位来分析句子，那才对句子的脉络能看得更清楚些。在看清了句子构造的脉络之后，当然对于说话写文也容易找到它的关键，不会感到困难了。汉语语法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受了洋框框的影响，一个词、一个词地加以分析，那就变得复杂而不可究诘了。

国内一些语法学者也谈到词组(短语)的重要性，但其理解与郭绍虞的理解有本质的不同。首先，郭绍虞从句子基本单位的横向铺排确认词组作为句子语法脉络的主要承担者，而其他学者从句法结构的纵向套叠确认词组在句子组合中的重要作用。例如吕叔湘认为：“西方古代语言有发达的形态变化，借以表达各种语法范畴，形态变化附丽于词，词在句子里的位置比较自由。这样，词就是天然的句法单位。以词为界，把语法分成两部分，讲词的内部情况的是词法，讲词和句之间的情况的是句法。这样划分，对于近代的西方语言已经不太合适，对于汉语就更不合适了。汉语里语法范畴主要依靠大小语言单位互相结合的次序和层次来表达。从语素到句子，如果说有一个中间站，那绝不是一般所说的词，而是一般所说的短语。”^[13]其次，郭绍虞理解的句子格局是“积词组而成句”，这样句子的结构分析或分类就以作为句子基本单位的短语(句读段)为起点。而其他学者理解的句子格局是“主语+谓语”，于是，“句子按结构分类，可以首先分为主谓句和非主谓句，主谓句再分为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名词谓语句，主谓谓语句。……非主谓句可以分为无主句，存现句，名词句。”尽管这些学者也提出“单句是由一个小句组成的句子”，“几个小句组成一个大句即句子”，“汉语口语里特多流水句，一个小句接一个小句，很多地方可断可连”，“语言的动态单位是：小句，句子(一个或几个小句)，小句是基本单位”^[14]，看来，要彻底摆脱西方语言句子理论框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使得一些研究者对汉语句子样态的特点的一些明智的识见，始终无法像郭绍虞这样贯彻句子分析的全过程。吕叔湘先生在与笔者谈到上述问题时曾说：“我在60年代就很想搞清楚，中国传统对句子的认识和西方语法对句子的认识，这二者在汉语句子分析中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我曾请两位同志做一下研究，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做下去。”其所以难以进行，我想是由于缺乏像郭绍虞这样对传统语文精神的深刻感悟和理解。

(二)大主语态

西方形态语言的句子要求主语和谓语动词在形态上有一致关系，这种以动词为中心的主语是一种小主语。汉语的造句既然是以句读段为基本砌块，那么汉语句子的“主语”就不是受核心动词制约的小主语，而是真正作为句子主脑的大主语。郭绍虞举过这样几个例子。

例一：“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马氏文通》认为，“议事论道之句读，如对语然，起词可省”。因而上述“四单句，皆无起词，盖泛论治国，起词即治国之人也。……大概论议句读，皆泛指，故无起词。此则华文所独也。泰西古今方言，凡句读，未有无起词者”(《马氏文通》卷十)。郭绍虞认为，马氏所言“起词(主语)即治国之人”是受洋框框的束缚。“假使照这样讲，那么汉语中的无主句真可说是太多了。尤其在古汉语中。汉语中有那么多的无主句，难道还不能从中找出它的规律来吗?”^[15]规律何在?就是“汉语中的词、词组和句这三级都可以作主语，也都可以作谓语，因为这是汉语语法的简易性和灵活性所决定的。因此，孔丘这句话就是以‘道千乘之国’这个述宾结构的词组作为主语的。下面则是说治千乘之国，应当注意的几项‘重要’工作。所以这一句话应当以‘道千乘之国’作为说话的主体，而其他则是谓语，这是无疑的。看作无主句，反而要加一番说明，又变成多余了。如果看作是治千乘之国之人，也将费一番解说，而这种解说，恰恰犯了古人所谓‘增学解经’之病”^[16]。

例二：“那一阵风过了，只听得乱树背后扑地一声响，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水浒传》)郭绍虞认为，汉语中时间词和空间词一方面离不开事，与名词同性质，因而在句首可以作主语，另一方面“事”不同于“物”，时空词又可与动词发生关系，因而在句中成为副词性的附加语。当时间词和空间词同时出现在句首时，如果我们彻底强调词组的重要性，那么时空结合共同作主语。汉语对事实的叙述描写，时空往往结合在一起。因此上一句话“那一阵风过了”讲的是时间，“乱树背后”指的是空间，它们共同作主语。

郭绍虞认为，以词组的观点理解汉语句子的主语，中国古代语言组织中许多看似无语法的地方，就显出了语法的脉络。例如《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前为主语，后为谓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也是如此。“殷其雷，在南山之阳”，“殷其雷，在南山之侧”，同样主谓分明。而“蔽芾甘棠，勿翦勿伐”，这不要翦不要伐的是甘棠，全句又是否定语气，因而“蔽芾甘棠”是主语。甚至在“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罞熊蹯不孰，杀之，蜫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左传·宣公二年》)这两个句子中，“晋灵公不君”都可以看作主语，在它之后的内容是以两个事例来说明它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郭绍虞所说的“主语”，其内涵完全不同于一般所谓“主动宾”格式中的小主语。小主语是以动词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大主语是以名词为中心建立起来，所谓“名词为中心”，实质上是以功能为中心，即从句首词组的名词性功能(作为陈述的话题)来确认它的句法地位。郭绍虞反复强调，“主谓式”比“主动宾式”更适合汉语的特点，因为汉语中多以词组作主语。尽管人们都承认句子形式可以作主语，但只要带一些“主动宾式”的影响，就往往不会把句首的句子形式看作主语。这一点说得非常深刻。从大主语的观点出发，郭绍虞指出：“主语谓语是两个造句的对立面，而我们的祖先却很早就看到这问题——造句法上最根本最主要的两个方面”;“汉语语法比较简易，抓住了主语和谓语这一语法中的主要环节，其他的句子成分则可不必细谈了。这样讲，不能说古人没有文法观点。”^[17]

汉语的块然状大主语的问题，涉及汉语语法的本质，即汉语与西方语言在语文精神上的根本差异。郭绍虞将这一本质差异形象地归结为“西洋语法是重在动词，汉语语法则重在名词”。以动词为重点，则形态变化成为语法中的重要问题，所以西方语法对动词讲得特别细：及物不及物、使动和被动，都有区别，还有时态等等许多区别。以名词为重点，则汉语中可以没有形态变化，而名、动、形三种词就可在语法组织的顺序中发生词性的相互转化。郭绍虞认为，汉语是以实词为中心的，而实词之中名词最实，所以名词可称体词，动词和形容词都是相词，而动词与形容词对名词而言，就都变成虚词。即就这两种虚词来讲，以动词与形容词相比，昔人还以形容词为实词，而以动词为虚词。这可见汉语的本质是不可能以动词为重点的。正因在性质上有这个重要区别，所以名词中的专门名词普通名词当然可以作说话的主题，即物质名词抽象名词也同样可作主题，取得语法中的主语资格。再进一步，即“事”也可作为说话的主题。讲到“事”，就不能不与时空二间发生关系，所以时空性的名词和词组也都有取得主语的资格，其他的词组结构一般也都可以作主语。

“名词重点”是一个深刻的命题。它包含着提出者对西方语法运用于汉语实际数十年历史的深刻反思。西方的句子分析框架面对汉语有两大障碍，一是骈文语法，一是小说、戏曲乃至口语中大量生动活泼的句式。这两种语言材料体现着汉语句子建构的精髓，其共同特征是“散”。这种“散”的形式在西方句子以动词为中心的框架中无法解决、无法认识，而郭绍虞从中国传统语文精神出发，跳出“主动宾”框架，以“名词重点”和“词组基点”为理解汉语的结构提供了一把钥匙，并使一些基本难题迎刃而解。汉语的词组音节并不太长，在任何一种词组之后都可以作一停顿。这一停顿，在语气上往往使句首的词组成为一种言谈的题目，从而暗示了全句的发展脉络。又由于汉语的流块建构的句子组织实质上是一个个实体感很强的词组的铺排，它在本质上是以实体词为重点而非以动词为核心的，所以块然大主语是汉语造句重实体而非重主动宾关系精神的一种表征。两种精神对汉语组织的解析是完全不同的。例如：“来了一个人，年纪不大，好俊样儿。”用动词精神看，这是两个句子。前为存现句，后句承前省略了主语。或者说这是“一个年纪不大，好俊样儿的人来了”的定语倒装。用名词精神看，“来了一个人”是一个表示存在物的大主语，后面两段是谓语。显然，两种解析中名词精神的解析更直接地观照汉族人的语感。动词精神的解析既繁琐别扭，又了无生气。郭绍虞所谓西方语言以动词为重点，汉语以名词为重点，本质上是参悟到两种语言在造句方略上原子单位与块状单位、空间关系框架与时间流程框架的根本对立。

(三)节律声态

汉语句子建构以词组(句读段)为基点，这同汉语句子的节律有密切的联系。郭绍虞认为，汉语是一种很讲究音乐性的语言。汉语的句子组织在语法规律之外，还有着音节上平稳的规律。无论骈文、散文、口语都是如此。就“宾客”二字来说，有时单用一字才平稳，如“贵宾”，“太守与客来饮于此”;有时连用二字才平稳，如“今天宾客很多”，“太守归而宾客从也”。这就是所谓“偶语易安，奇字难适”，“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则音节迥异。”(刘大鏪《论文偶记》)《马氏文通》亦云：“古籍中，诸名往往取双字同义者，或两字对待者，较单辞只字，其辞气稍感浑厚。”由双音节的平稳，发展到以双音步为基础的词组节律的平稳。例如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凡植物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由于音节整齐，所以古文不用标点符号而能使人自然断句，自然明了意义。词组作为意义单位的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其音律形式得到肯定的。汉语的广泛使用的四言成语形式也是配合音节上的需要产生的，以致许多奇数的意义单位不得不衍伸为偶数(如“短兵(相)接”，“绸缎布(匹)”“桌椅(板)凳”)，或作偶数的理解(如“谈何容易”实为“谈—何容—易”，却被理解为“谈何—容易”)。正因为讲究音节节律，所以汉语的句读比较简短，一顿一顿地作流动状，念起来轻快利落。如《红楼梦》第六十五回：“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笑着，脚底下就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他都占全了!”又如：“年轻力壮，吃得饱，睡得着，干得猛，有出息，那孩子!”句中的三音节两两相配，也显出有声有色的节奏来。

郭绍虞特别指出，汉语的音乐性比西方语言突出，这种音乐性绝不是文学作家人为地创造出来的，而是人民大众在口头语言中自然形成的。它说明汉族人习惯堆砌一连串的词组(句读)来表达复杂的思想，用词组与词组之间的先后顺序和一个个停顿来启示语法脉络。音乐性与顺序性相结合，显示出汉语语法的简易性和灵活性。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郭绍虞提出“中国文辞重在音句而不重在义句”的观点。所谓“音句”，是词组的自然形态，是受节律制约的句读单位。音句与音句组合起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义，就形成一个义句。汉语的造句就是一个由音句进入义句的过程，一个积词组而成句的过程。所以汉语中可以有如此生动的表达：

四边厢往来击柝，一周遭昼夜提铃。往来击柝，只见那穷光棍闭着眼敲木皮，一下下道：怕怕他，怕怕他。昼夜提铃，只见他碜油花，背着手，摇铁片，一声声道：定定锋，定定锋。高挑着，竿上灯，里千盏，外千盏，明晃晃，红荡荡，都做了火天火地;紧挨着，天下士，前一层，后一层，喘吁吁，闹炒炒，都做了人海人山。……有一般亨亨亨，呀呀呀，扭不来，捏不出，撇弄的灵魂儿，虚飘飘在九霄云外;有一般双双双，察察察，写不停，煞不住，丢答的笔尖儿，滴溜溜在八面风中。(明杂剧《不服老》)

以上这段话，说的人口若悬河，似倾筐倒箧而出，然而听的人却能理解，这主要是节律匀整在启示语法脉络。而节律的匀整正是在音句的排列经营中实现的。郭绍虞认为，昔人作文先要注意到断句，骈文无论矣，即在散文也是如此。一般古文家所研练揣摩者，大都不外句法的问题。句读可以成诵者，古文即能成功。否则句读且不易确定，教人如何懂得。一般古文家的作品，凡句涩言艰者，往往不传，即传也不易普遍。所以汉语的表达以音句的简短匀整为先，本质上是以语法脉络的清晰自然为务。

有些人认为近代白话文的欧化是由于近人不满于以往文辞只重平面的铺排，而欲求其意义之复杂包孕。郭绍虞指出，此种要求并不自今日始。以前翻译佛经的时候，也早已创造出这种包孕的子句，但为什么这种句法不会影响到其他文体，而且佛经也必须四字为句呢?说到底还是一个节律和语法有机统一的问题。现代的书面语由于有标点符号以为辅佐，则不完全的句子插在中间，便不会有上下文不相衔接之感。不整齐的句子错落杂用，也不会有佶屈聱牙之感。这是书面语言不妨欧化之故。但如果过度欧化乃至硬译西方语言，那也会比天书还难懂，因为它太不顾及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性。事实上，汉语的造句简短，绝不是缺点。它不但可以把曲折的事物、动作表达得形象化、具体化，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而且可以使复杂的思想表达得逻辑化、精密化，条理井然，鞭辟入里，铿锵有力。汉语为了讲究音节，就音句而言，一般是比较短的，但并不妨碍它的精密。解放以来我国外交使节在历次重要会议上的一些发言，侃侃而谈，义正词严，何等豪迈亦何等响亮，真令人在这些语句组织所表达的意义之外，再体会到一种民族的尊严、民族的气概，这种语言是贫乏的语言吗?是低等的语言吗?是具有重大缺陷的语言吗?一些人只看到西语的句子较长，往往在大句子中包孕着小句子，于是就认为是复杂，是精密，于是在学到了西方语法的分析方法之后就奉为至宝，以为可以解决学生对语法课感到枯燥的问题，但是效果怎样呢?

郭绍虞的见解发人深省。我们的语法研究者应该思考这样几个问题：(1)中西语法是否存在差异?以往我们不愿承认差异，以为承认差异就是承认落后，以致把西方一些汉学家论述的中国语文的特点斥为诬蔑，以致殚思竭虑寻找汉语中的类似西方语法的形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陈旧的文化进化观。(2)中西语法的差异是否是文化差异?如果说语言是一种单纯的生理或物理现象，那么对中西语法的差异确可以有一种验之于形式的尺度。然而语言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人类各民族的语法差异本质上是各民族文化的丰富性。任何试图简化这种丰富性的努力都是对语言人文精神的误解。(3)中西语法的文化差异是否决定了研究方法(范型)的差异?中西语言研究传统使用了迥然不同的范畴和方法。这种研究范型的差异同样是一种文化差异。它是由不同特点的语言和文化决定的。这同样决定了中国语言研究传统的现代化在积极引进异文化语言学理论方法的同时，必须坚定不移地走本土文化独立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割断传统去复制异文化的语文范式。只有这样，中西语文传统才能建立起对话、理解的基础，并在积极的对话中使双方共同受益，健康发展。

三、汉语语法的修辞内涵与综合知解

《马氏文通》以来，我国大部分语法论著都按西方语法学的惯例，从形式入手分析汉语。而郭绍虞在他的《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及其他论著中却反复强调语法与逻辑、修辞相结合。似乎离开了修辞和逻辑，汉语语法就无从谈起。郭绍虞指出，古人的语法观点如《墨子》、《荀子》、《公孙龙子》是从词汇与逻辑的关系来论语法的，而《公羊传》、《穀梁传》又是从修辞与逻辑的关系来论语法的。可见汉语语法的形式因素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语法的内涵。这种处理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方式，套用一句中国艺术表现的术语，可以称为“以神统形”。与之相较，西方语言的语法就显出“以形摄神”的特点。用“形摄”的语法来看“神摄”的语法，总是雾里看花，隔开一层。例如“主动宾”的格局在西方语言有形态变化的形式基础。汉语中也可以找到“主动宾”的结构，但却无法作为一种通例，更谈不上“主动宾”的分析对说话作文有什么实用。关键在于“主动宾”说游离于汉语组织的“神”之外。而不理解和把握汉语组织之“神”，是无法认识、贯通汉语之形的。

语法和修辞本是两门不同的学科。由于郭绍虞在他的语文分析实践中感受到汉语浓郁的人文精神，在西方语法观念在我国现代语言学先入为主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反思和补偿，他力主把修辞因素搀和进现有的单薄、刻板的语法分析中。他认为，汉语利用词语的单音节性和双音化倾向发展了词组(音句)这种独特的形态，造成汉语的音乐性、顺序性、灵活性、复杂性。这就使修辞作用超过了语法作用，而语法修辞浑然一体，难以分家。这些现象错综复杂，乍一看去目迷五色，于是或者说汉语没有语法，或者用西方现成的语法来曲解汉语语法，这都是没有理解汉语的实质。“只因语法之讲规矩方圆，是外来的，‘尺寸不合’，所以由于不合适而不切实用;而修辞又以辞格为中心，那么既不能包含心营意造的全貌，同时又把心营意造的学问当作规矩方圆来讲，根本不对头，同样也不收效果。所以我们之主张合并讲授，不是把性质不同者强欲混而为一，而是就汉语的特征问题说明二者的作用本有相通之处。”^[18]这个“相通之处”，质言之，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语法”，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修辞”，而是真正体现汉语精神的汉语语法，是汉语语法的本来面目。所以，语法修辞的结合，不是“物理的组合”，而是“化学的化合”。这里的问题实质不是要混淆两门不同的学科，而是要打破旧学科规范的洋框框，建立符合汉语特征的，有中国特色的语法学。

郭绍虞“语法修辞结合论”的立足点是汉语事实。换句话说，他是从汉语的特殊性来说明汉语语法与修辞关系之密。汉语的语素大都是单音节的。单音节的语素在组合中具有较强的音节作用、语气作用和修辞性质。进到双音词时这种现象更为突出，再进到词组又再突出一些。汉语语法的一切修辞内涵，都是因为汉语的词汇容易组成形式整齐的词组。这种词组本体上的音乐性和音句动感以及它流动中的清晰的逻辑性，体现出汉语语法的全部真实性。从组块(语素组成词组)到流块(词组作为音句铺排成句子)而形成的汉语各种不同的句子形式，这看来是“语法”问题，而其所以造成这种不同句子形式的原因，仍在于“修辞”。因此，“修辞”在汉语句子的编码和译码的心理层次上高于“语法”。这也就是为什么汉语“语法”在表面上灵活多变，常有例外，近乎无“语法”，而从修辞或逻辑的角度看这些例外都是有其所以然的。说到底，汉语语法是和修辞、逻辑相结合的统一体。

郭绍虞在论述汉语句子组织规律时用了一个很有中医色彩的术语：“脉络”。他发现，在汉语中固然有不少标志语法脉络的虚词，但只要一用音句，尤其是骈句的形式，标志语法关系(脉络)的虚词就可以不用，语法脉络自然而然在音句间的停顿处体现出来。例如：“这院子干净而凉爽”，“这院子既干净又凉爽”，都用了虚词标志。而“这院子，凉爽得很，干净得很”，就不需要虚词了。又比如：“不信由他不信，事实总是事实。”这两个词组之间存在着转折关系，按西方语言的习惯要以相应的转折连词来标志，但汉语不用连词，于词组的对应间清晰地呈现了转折关系，表达形式又十分生动利落。我们以为，汉语词组(音句)之间的关系启示，是汉语语法的一大特色。这种于单位的关系场中确定一个单位的涵义的方法，与汉民族的整体思维方式有深刻的联系，是汉语对世界进行叙述的一种独特的方式。郭绍虞认为，西语的脉络必须在用虚词处才能看出。汉语则利用词组的停顿作用，代替这种联系的关系词，在不用虚词处看出它的脉络作用。而词组形式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修辞的考虑。

从某种意义上说，汉语的语法十分简易，所以古人没有“语法学”，一样可以写文章。但汉语的文章要想真正适用，并不容易，必须经过一番修饰润色。汉语语法在汉语的实际运用中几乎处处与修辞和逻辑浑然一体。因此语言的运用不能单靠语法，而须兼顾修辞。郭绍虞说，“五四”以后，有些人不注意用整齐形式来组织长句，偏要写一些“谁也不懂”的欧化语句，结果自然被淘汰。他们不懂汉语语法的灵活变化都有修辞上的依据。这种修辞因素的介入使汉语语法在实际运用中又很复杂。语法学者如果蔽于语法的成见，要想找到汉语组织的规律性，只能是越说越糊涂。正如郭绍虞所说：“我们所谓语法与修辞的结合，还是以语法为主，在语法中自然结合到修辞的问题，并不是强语法以迁就修辞，更不是为修辞曲解语法。汉语的语言事实是如此嘛!汉语的语法实际也是如此嘛!”^[19]

基于语法修辞相结合的立场，郭绍虞对汉语研究的方法论作了多方面的探讨。

(一)文学和语言的沟通

语言功能最完美的体现在文学语言上。郭绍虞认为，无论哪一国的文学，其基础总是建筑在这一国的语言文字的特性上。由于语言文字的特性不同，各国的语法文法也有些出入，因此各国文学的修辞规律不得不因其语文法之不同而有所出入。近世研究语言学者分世界语言为三大类，而以中国语言属于单音节语一类。此类语言，一字一音，一音一义，并无语尾变化。语言文字的特性既是单音的，故其孳乳演化的结果也常有单音的倾向。汉语词在音方面的孳化不外乎四种途径。一是单音重复成为重音，二是单音附加成为附加语词的相属连语，三是单音分合成为合音或双声叠韵，四是单音变化成为平仄。汉语的诗歌利用汉语音节的这些特点，使读者在韵律中意识到作者所表现的境界。这种境界，完全在语言文字之外，同时也仍寄托于语言文字之中，即语言文字本身已成为一种恰好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之中给我们一种音乐美的快感。汉语的骈文建立在古汉语中一些整齐词组的基础上，尤其是四言词组、联合结构的词组。这种比较整齐的句式至今仍活在汉语的文学作品和日常口语中。汉语的散文则建立在虚词的语气作用的基础上。它不像骈文以运用实词见长而以虚词作为通篇的脉络，而是以运用虚词见长，使先后照顾，脉络分明，同时又利用词组的灵活性，既可运用整齐形式的词组使语句整而不乱，简而不烦;也可以运用不整齐的词组，在词组本身看出它的脉络，也就更增强了虚词在语句中的脉络作用。

汉语的其他特点也在文学语言中有典型的表现。例如汉语以名词为重点，造句中就可以有不用动词的名词句。由于名词比动词更具体形象，状景抒情特别适宜。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杨柳岸晓风残月”，“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都是用名词句组合意象，音调铿锵，有独特的表现力。而在以动词为重点的语言中无法想象能有这样的音乐性、形象化的名词句。反过来，从文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又可以从不同的文体风格和艺术表现力透视汉语“组块”和“流块”中融音乐性、顺序性为一体的独特规律。

把文学的研究和语言的研究结合起来，语法规律的概括就有了丰润的土壤，对汉语特点的认识也有了深厚的文化背景，而文学的研究也能在对语言的分析中获得新的洞察力。

(二)古语与今语的沟通

汉语语法的特点需要把古语和今语沟通起来看才能看得更清。例如古汉语的文体有骈体，有散体。而从《马氏文通》开始就没有讲到骈文的文法。为什么讲文法不肯触及骈俪的体制?骈文的体制与汉语语法的特点有没有联系?显然，用西方语法理论讲骈文的语法是磗格难通的。而郭绍虞正是从这一点入手，看到汉语词组是产生骈语的根苗，而这种整齐简短的词组至今仍在口语中活着，它是体现汉语语法脉络的独特形式。过去骈文家的声律说与古文家的文气说实在是可以相通的，只不过骈文将汉语词组的语法作用作了畸形的发展而已。郭绍虞主张，为了要在汉语特征的基础上来研究汉语语法，必须从多方面看问题，不必太严格时代和文体这些区别。

我国古代的语文研究对汉语语法有着独特的理解。郭绍虞从《墨子》、《荀子》、《公羊传》、《穀梁传》以及后来刘勰、柳宗元、洪迈、陈骙、王若虚等人的研究中发现，古人的语法分析大都是结合修辞进行的。诗文评类中论文之文式，论诗之诗格，论赋之赋例，也都是从语法修辞结合引人入门的。正因为汉语的词以单音为主，西方语言的词以多音为主;汉语构词造句之法以名词为主，西方语言以动词为主，所以中国语文传统很早提出了“修辞”这个术语，却没有“文法”这个术语，更不用说“语法”这个术语了。很可能古人是把文法语法之意都包括在“修辞”一词之中了。加上中国古代通行的是文言文而非语体文，作为一种书面语，文言文为历行久远，更要注重修辞，所以中国语文传统只能是修辞涵摄语法，而绝不可能语法重于修辞。

郭绍虞痛感传统语文精神在现代西方语言学规范下的失落。他指出，不忽视古人对语法的意见才更容易建立汉语语法学。因为古人的意见往往体现了汉语的特征，它能使我们的语法研究更有实用意义。我国语法学界一直强调洋为中用，但洋为中用的前提是明了汉语的特征。合于汉语特征就能“为中用”，不合就不能“为中用”。郭绍虞认为，就语法的实用意义而言，应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次要的。这一观点的背景和依据正是中国现代语法学对西方理论的盲目认同和汉语之于西方语言的极大特殊性。郭绍虞深刻地论述了人类语言研究的历史观点。他说：

一种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有它本民族自己创造的特征。屈己徇人，固然不对;强人就己，也为事实上所不可能。但是任何一种语言文字，都有它的历史因素，则是肯定的。文化的建立，必须建立在它的语言文字基础之上，则也是肯定的。在这肯定的条件之下，于是有发展，有改进，从而产生变化的迹象，造成历史上的不同阶段，再在不同阶段中看出它演进的不同倾向，这更是当然的，必然的标准。从时间言，是历史观点;从空间言，是当时的社会现象。不能片面看问题，也不应看到了一些小问题，轻率地作些牵强的武断。^[20]

(三)分析与综合的沟通

汉语的诸多特征本身是一个统一体。汉语语法分析必须从多方面去看问题。孤立地讲语法，尤其是束缚于洋格局洋框框的语法，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汉语不仅能表达极为复杂的思想，而且能把这种复杂的思想描绘得有声有色，抒写得有条有理，合于修辞也合于逻辑，达到准确、鲜明、生动的高度，因此汉语不可能有像西方语言那样有形态变化的单纯、独立的语法学。汉语的语法分析只能是综合指导下的分析。郭绍虞从各个方面论述了这一点。

就中西语言的比较而言，汉语的词汇有音节伸缩变化的弹性作用，汉语的语法有虚用、实用、死用、活用这些方法，汉语的修辞最容易组成音乐性的文辞，因此汉语的语法与词汇和修辞密不可分。西方民族的语言也有语法、修辞相互关联的地方，但总不如汉语这样的格外突出。人家可以从词汇的形态变化来讲语法，而我们则必须兼顾到修辞的要求，才能使汉语语法学发挥它的实用意义。人家的虚词一般都是非用不可的，而我们的虚词则是随语气的变化而加以取舍的。这所谓语气的变化，事实上正是汉语的修辞现象。所以我们绝不能生搬硬套，先存一个外国语法学的框框。这样一个框框对于汉语的事实而言舍弃得太多了。

就汉语的复杂性而言，汉语的基本语法范畴的确是简易的，但惟其简易，在运用中就生出许多灵活性来。而这些灵活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修辞的考虑。汉语中“字”的单位是清晰的，单音节的语言一字(音节)一义。但要分辨汉语的词和词组又很困难。一般认为上古汉语里组合的复音词是词组，后来逐渐固定为词。这样判断一个组合的“成词性”就有许多复杂的因素。有人用扩展法来分辨词和词组，但汉语的所谓“扩展”又十分自由。如：“荒乎其唐”，“慷他人之慨”，“滑天下之大稽”，“果不其然”，“其容且易”。很难根据能否扩展来给词的形式下定义。而词的这种形式变化又是修辞造成的。修辞的介入使汉语语法呈现种种不确定的现象。例如“迅雷不及掩耳”，“迅雷”是指“迅雷之声”，而非“掩耳”的主体。以名词为重点，以修辞惯例为依据，比句很容易分析。如果以动词为重点，囿于“主动宾”的框架，则“迅雷”成了动作的主体，变得有耳可掩了。同样，“酒逢知己千杯少”，“酒”指饮酒之事，这也是名词重点的认识，或曰一种修辞手法，但以“主动宾”概之，则“酒”变得有知己可逢了。总之，汉语语法一旦涉及运用中的词汇、修辞，就变得非常复杂。

郭绍虞特别谈到汉语中虚词的综合性。虚词问题，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将虚词与实词分开，然后将虚词分成好几类，再从所分的几类中就每类虚词逐个说明它在语句结构中的关系。《马氏文通》以来所有的语法书都如此。这样理解，不是没有它的意义和作用，但对汉语的实际总有一些隔膜，因而实用意义不大。问题在于规定某些词类为虚词之后，便不再看到虚词的类同意义与作用，也不再顾及虚词之间的转化作用。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看不到虚词的全貌，也就不容易理解虚词的综合作用。

另一种理解，是不否定将虚词分成几类，但从汉语的特征上看这种分类还有不够的地方。既看到汉语实词也有虚实的问题，又看到汉语虚词在语句组织上还有其综合的作用。也就是说，对虚词既看到它的分歧处，又看到它的关联处，将分析与综合结合起来。

虚词的关键问题首先是汉语词类中虚实转化的问题。汉语中许多虚词从实词转化而来，汉语中一些实词又往往在语句中起语法脉络的作用(如“看来”、“接着”等)，汉语的虚词中许多词又是从极虚的语气词转化为较虚的有语法意义的词。虚词的关联问题又是汉语词类的综合作用问题。所有的汉语虚词或多或少都有表达语气的作用。汉语虚词固然可以有介词、连词之分，这是一般语言的普遍性;但有时又并不一定要严格这些分别，这是汉语的特殊性。汉语虚词在语气作用上有相通之处。如果依照洋格局去分门别类，即使有道着处，但由于不能观其会通，不能看到虚词的语气作用，就无法把握虚词的“要害”。综合考虑语气的作用，汉语的介词、连词可以合称“关系词”，汉语的助词、叹词可以合称“语气词”。汉语的介词由于有语气的作用，往往在使用中可以随语气的缓急、音节的长短而可有可无。一般来说，介词大都从动词转化而来，这是由实转虚。但部分介词可能是由助词转化而来(如动宾倒装句中的“之”字“是”字，《马氏文通》看作介词，《词诠》看作助词)，这是由虚转实。加上汉语中连词、介词性质不明，所以汉语的介词或多或少有表示声气的作用。

郭绍虞特别指出，中国人的思想方法是辩证的。汉语语法中的简单与复杂、实与虚，无不处于相互转化的辩证运动中。汉语语法学要做到科学和实用，就不能离开这种辩证运动来析解汉语的组织和单位。拿虚词来说，它的关联处比分别处更重要，综合性比分析性更强烈，对它的分析就必须在综合指导下进行。

郭绍虞的语文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深厚的文化哲学内涵。他对中国语文精神的独到的探究浸润着这位大师对本民族文化的博洽而精深的理解。在世界语言学史上，任何辉煌的语言学说都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和哲学精神;而任何机械模仿的语言研究，即使它有恢宏的构架，精致的外壳，它在哲学上必然是苍白无力的，在文化渊源上必然是断裂的，它的土壤必然是滥施化肥后的一片板结与贫瘠。在这样一种苍白的背景上，郭绍虞对中国语文精神的感悟和阐发弥足珍贵。它反映出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语言生命和语文智慧。尽管郭绍虞的学说在体系的严密、范畴的清晰、语料的完备上还存在许多缺点，并因此而受到现代语法学的冷落，但他所阐发的中国语文精神，无疑为迷茫困顿中的中国现代语言学指示了一条摆脱困境、健康发展的希望之路。这条路质言之就是中国文化语言学之路，亦即中国语言学以自己的民族方式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正由于它的全部哲学是华夏民族的，它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拥抱了整个人类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