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乡之河与低乡之浜的区别

虽然从遗存的各种旧方志地图来看，高乡的村宅与河浜也有着紧密的依存关系，体现出水乡聚落的一般特征，但具体到浜村体系的整体格局、单体聚落的内部结构以及背后的驱动机制，仍然存在一些差异。

（一）高乡聚落的形态

先以民国时期嘉定县方泰乡为例，来辨析高乡泾浜体系的形态特征。该乡地跨冈身，地势高亢，是名副其实的“高乡”，清志载其地“仅宜木棉”，而不见种稻的叙述（虽然事实上为棉与水稻轮种，所谓棉七稻三）^[19]。从民国十九年《嘉定县续志》所载的乡境地形图来看，宋元时期与大圩相适应的“纵浦横塘”格局遗迹尚存，村宅一般也位于河浜沿岸，保持着与低乡大抵相同的整体格局^[20]。

图2- 3：高乡水网的整体形态与聚落分布（1920年代嘉定县方泰乡）
（根据民国《嘉定县续志》，卷首，图说，“方泰乡图”改绘）

但方泰乡河浜与村宅的具体结构却与低乡不同。从图2-3可以看到，首先，纵向干河基本保持完整，而横向干河则趋于破碎和凌乱，且发散出数量众多的泾浜尾闾，构成十分发达的末端水体系统。其次，作为分支水体的泾浜形态也与低乡的“通浜”不同，低乡泾浜两端均与外河相通，而高乡泾浜则为一端不通且弯曲度较大的死胡同状，与滨岛所谓“浜”的概念恰好相合。再者，聚落分布也具有随机性和分散性，有些村宅甚至距离河浜较远。

先从该区的水文条件来解释上述特征的形成。明万历五年巡江御史林应训作《议处荒田疏》，讲的就是嘉定安亭、方泰一带的情况：“该区之内有吴塘、顾浦，皆干河也，北通刘家河以接海潮，南通吴淞江以吞潮水，三四十里之内俱赖引灌，就中起钱粮不亚三万余石。”^[21]从中可见高乡农田和民生对潮汐来水均十分依赖。根据《嘉定县续志》中对水道与水性的说明，南北向干河盐铁塘、吴塘、顾浦等为该区最重要的纳潮通道，逆浏河而上的长江潮和逆吴淞江进入的东海潮借此形成流通之势，然后再通过东西向的横塘分流，最后才进入末端小泾浜，深入到田间村头。另一方面，由于太湖东流的清水至此已势弱，加上地势较高排水不畅的缘故，形成“清不抵浑”的局面，所以每日上涨的潮汐成为该区河流重要的水源补充，可谓“支河承干河，潮汐通呼吸”^[22]。

另一方面，高乡的潮汐依赖也造成多方面的局限性。由于潮汐来水不稳定，潮沙沉积又易致河道淤塞，所以农田时常遭受干旱的影响，日久则成贫瘠之乡。明人归有光《论三区田赋役水利书》曰：“连亘嘉定迤东沿海之地，号为冈身，田土高仰，物产瘠薄，不宜五谷，多种木棉，土人争事纺织……夫高阜之地，远不如低洼之乡，虽遇大旱，有鱼鳖菱芡之利，长流采捕，可以度日。高乡之民，一遇亢旱，弥望黄茅白苇而已。低乡水退，次年以膏腴倍收，瘠土之民，艰难百倍也。”^[23] 顾士琏《论海口劝浚》则说：“高乡之河与低乡异，海口之河与内地异。低乡湖水清澈，又因罱泥致深。海口一日两潮，每潮淀积一篛，一岁淀七百二十篛。又无湖水冲激，潮益浑，一升水，二合泥。”^[24] 如此道出高乡缺水与河流失浚对民众生计的损害，稍遇干旱，则温饱难以相继。其次，潮水灌溉还有损田土肥力，对水稻生长不利。因此自明代以后高乡便负有瘠薄之名，这与该区水环境的转变以及农田水利和民生对潮汐的依赖有很大关系。

在这样的水文条件下，高乡小河浜的蓄潮功能显得尤为重要，甚至直接制约着聚落的构建方式。图2-3显示的小河浜数量很多，随处而就，这是因为开凿的小河浜越多，就越有利于农田的灌溉和村宅的用水，尾闾弯曲比直来直去更便于蓄水。反之，随着村宅数量的增加，泾浜尾闾系统就愈是复杂。

至于高乡单体聚落内部房屋与河浜的微观格局，则可以民国时期松江县的薛家埭等村为例来说明。

图2- 4：高乡聚落内部的小河浜与房屋格局
（1940年代松江县华阳桥薛家埭等6个自然村）
（根据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150页插图改绘，中华书局，2000年）

在地处高乡的薛家埭等村，通潮小河浜不仅为农田所赖，而且是村庄的重要水源，所以乡村房屋一般聚集在小河浜附近。但与低乡村宅房屋沿河浜一线排开的形态有所不同，华阳桥村宅的房屋呈不规则的簇状分布，甚至距离河浜较远，没有明显的几何中心。这一特征促使笔者进一步从地理环境变迁的角度追溯高乡人们开凿小河浜的最初动机，以及开浜与建宅的先后次序。

（二）高乡聚落的发生机制

低乡人们开凿河浜的目的，首先是疏通和排除积水，只有排干沼泽，才有足够的干爽地面以供建造住宅，所以低乡聚落营造的原则是以开浚河浜为先，宅随浜而就。低乡的丰水环境也造就了河浜的通达性，因此船只成为主要的交通方式，屋宅沿浜分布，交通的便利显而易见。而高乡人们开凿河浜的目的，则首先是引潮和蓄水。相对高亢的地势与窄小的河流，使得营造聚落所需的干爽地面并不缺乏，所以形成以屋宅为中心、浜随宅就的局面。环绕住宅开凿河浜，主要为解决生活水源，距离虽远也并不影响河水的取用。又由于河道浅窄不利于行船，即使大河里的船只也常常候潮而行^[25]，所以住宅没必要非建在河浜岸边。

考诸史料，高、低乡农田水利与聚落环境的差异是在南宋后开始显现的。

唐五代时期太湖以东平原的农田水利系统尚具有一体化的特征，在官方力量主导下，整个区域都形成了完善的大圩田制和塘浦泾浜体系，具有植稻的丰水环境^[26]。当时吴淞江排水通畅，两岸农田水利秩序井然。地跨冈身的嘉定一带地势虽高，但并未出现后来的旱象。嘉定一带的干河练祁塘，最早是因“澄澈如练”而得名，因为早期太湖来水的排泄尚且通畅，浑潮势力并不强大^[27]。另一条干河吴塘两岸遍种水稻，具有与低乡相似的水土特征。宋游君传《吴塘晚泊》歌咏两岸秋色曰“稻随秋雨熟，水带晚潮浑”^[28]；元代流寓江南的陈达观夜泊嘉定练祁水，作诗曰“黄芦叶响双溪雨，白稻花香两岸田”^[29]，均说明当时高乡的稻田景观令人印象深刻。这种景象一直持续到明初，当时嘉定县境内“塘浦、泾港大小三千余条，水道流通，犹可车戽，民间种稻者十分而九”。

宋南渡后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农田开发强度增大，低乡的大圩田体制首先开始崩坏，上游湖水出现壅塞难排的局面，纵浦横塘的格局日益向破碎的泾浜化发育，正如郏亶所云：“今昆山诸浦之间，有半里或一里二里而为小泾，命之为某家浜者，皆破古堤而为之也。浦日益坏，故水道湮而流迟，泾日益多，故田堤坏而不固”^[30]。地处上游的低乡排水不畅，使过境客水减少，导致高乡的泾浜河道大量湮没干涸，到清中叶，古人遗留的泾浜已消失过半。嘉庆《嘉定县志》对高乡河浜的减少有如下追溯：

唐以前，（嘉定）概为平陆。赵宋时，浚导之功始兴，纵而为沥，横而为塘，大者为港，次者为浦，转而为泾，分而为浜，回而为湾，合而为汇，派而为沟、为漕。杨《志》谓支河昔有三千余条，今湮其半。姑指可名者，百有奇。韩《志》增至二百有七十。赵《志》增补，统计九百。分县之后，尚应四五百条，迄今又多湮没者也。^[31]

高乡以种棉花为主的旱作格局实际始自明初，是伴随着塘浦泾浜的减少和湮没而发生的。乾隆《嘉定县志》记：“江湖壅塞，清水不下，沙土日积，既不宜于禾稻，姑取办于木棉。” ^[32]可见，高乡丰水环境的消失是稻转棉的主因。明中期以后，松江府东境的高地也形成以棉花为主的种植结构。华亭县东南一带跨越冈身，自冈身以至沿海，棉花种植日渐增加，据光绪《华亭县志》记：“邑境向惟浦北朱家行、浦南沿海等处，田高土燥，多种木棉，其余各乡，只于沟塍隙地种之。今六磊塘北种花，已十之三，再东北，十之七矣。大洋泾南种花，亦十之三，再东南，十之六矣。”^[33]

水环境变化对聚落的影响在明初以后也得到显著体现。这时高乡河道渐渐从宽深的塘浦演变为细港狭流，湿地积水环境退化，出现了大面积的干爽地面，从而提高了建屋造宅的自由度。塘浦变“细港”的现象实则于元代已经初露端倪，元人王逢《简夏嘉定》诗曰：“百里绕吴烟，重过喜地偏。深城迟闭户，细港倒回船。”^[34]时至清中叶，嘉定一带河港窄小弯曲、种植以棉豆为主的景观已经十分突出，时人何平《盐铁道中》如此描绘：“百折疁城水，牵舟渡几湾。种棉培塿上，壅土菽麻间。岸曲疑无路，青来若有山。”^[35]河港与积水面的减少为村聚分布提供了更大的地理空间，人们以农田和村宅为核心来开挖泾浜水道，进而形成浜随宅就的格局。

上述高乡聚落环境的变化还可找到地名学的证据。

其一，明清嘉定乡镇志中多有“原”字之谓，系指称傍河高爽而开敞的土地，需要高爽土地的冢墓、家祠常常建于原上。例如，乾嘉间《续外冈志》记，高邑县知县金洲墓在“漳浦之原”^[36]，浙江分巡宁绍台海防兵备道印宪曾墓在昆山县李区一图乌字圩“瓦浦之原”^[37]。在塘浦纵横的水乡地带，“原”能够作为方位指称而得到普遍运用，也可证明湿地丰水环境向干旱化的转变。

其二，低乡“浜村同名、村聚以浜为名”的地名规律在高乡极少存在，高乡聚落一般以“村”、“宅”为通名，以地理意象的原理来看，这是高乡缺水环境在地名上的意象反映。

清代的黄渡镇位于嘉定县与青浦县交界处，地跨冈身两侧，地势高阜，适合种棉，是典型的高乡市镇。镇之名始于明嘉靖年间，但在宋元以前镇区北半部已形成聚落，名卜家湾^[38]。黄渡为大镇，编于咸丰三年（1853年）的《黄渡镇志》所载村庄众多，此处仅列举其中两图（三十一保二区一、二图）的村落名称如下：

蔡家桥、塌桥南村、陶家村、钱家村、杨林寺前、龚家村、印家村、餐桥头、张家村、周家村、徐家村、杨家荡、骆家村、童家村、北田村、坍石桥、姜家村、八仙泾、赵巷、李家村、马墙角、北谢家村、长潭村、许家村。^[39]

江湾镇靠近吴淞口，属于地势较高的滨海平原，河流感潮明显，土壤沙质，适合种植棉花和杂粮。在政区隶属上，清中期以前属嘉定，清雍正十年宝山设县后改隶宝山。该镇以虬江之湾得名，成市于南宋中期。民国十年《江湾里志》所载村宅如下：

雨十五图内：严家宅，郭家宅，小场庙宅，李家宅，俞家厍，叶家宅，卞家宅，印家弄，东夏家荡，西夏家荡，八房宅，金家圈，中夏家荡，绵虾宅，杨家堰，孙家宅；

雨二十六图内：大沈家宅，印家宅，梁印宅，丁家宅，周家宅，马家宅，白漾宅，蔡家宅，顾家宅，苏家宅，唐家池，唐家宅，何家宅；

剑二十八图内：姚家宅，麦家宅，小沈家宅，周家宅，钱家宅，侯家木桥，坟山宅，楼下宅，新宅，西宅，金家宅；

剑三十图内：西颜中桥，钱张宅，东颜中桥，瞿家宅，郁家宅，孙家巷，冯家浜，大周浜，陆家桥，木行宅，小宅，朱家宅，小杨宅。^[40]

高乡聚落以“村”“宅”命名的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村庄大量被城市化覆盖的时期。例如， 2011年出版的《浦东新区金桥镇三桥村志》所列举的村落名称有灵道庵、桂家宅、姚家弄、张家宅、叶家宅、凌家宅、王家堰、丁家宅、杨家宅、周家宅、倪家宅、北叶家宅、前后龚家门、东西丁家阁、俞家宅、南北张家宅、三桥宅、新宅、丁家门、陈家门、曹家门^[41] 。据该志载，这些村落多起源于清中期，最早的是明末，可见明代以来高乡的干旱化环境开始凸显，与之相适应的聚落形态得到较长期的延续。只不过在最近城市化的冲击下，传统村落所依存的地理环境被大幅度地改变了，由此引起乡村聚落的快速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