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于李鸿章的评价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评价自己的写作“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着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他的很多传记作品都是笔锋带着情感，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使这些人物传记产生魔力呢？是爱国的政治情感。如《记江西康女士》，在于树立一位“唯以中国之积弱，引为深耻，处发大心，为二万万人请命”的新型知识女性形象；为戊戌六君子立传，意在以英雄舍生取义之气概唤醒民众，振兴民气；为意大利建国三杰作传，在于“求其爱国者之所志所事，可以为今日之中国国民法”。可见，所谓“文贵载道，学贵致用”，明确的爱国情感在梁启超的传记作品中有着深刻的体现。《李鸿章》传同样如此，仔细阅读这部传记，梁启超希望通过评价李鸿章来传达自身政治理想的意愿跃然纸上。为历史人物作传，不是以人物本身为侧重点，而是以抒发作者的政治理想为第一要义，似乎有些跑题。然而梁启超本身就是政治家，政治家谈政见，无可厚非。重要的是，此时的梁启超想要通过这部《李鸿章》传表达什么样的政见？他又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政见？

除《李鸿章》传之外，《南海康先生传》是梁启超在1901年的另外一篇传记，李鸿章和康有为也是梁启超笔下为数不多的时政人物中的两位。一位是洋务运动的中坚力量，一位是维新变法的领袖，作为同一时期的作品，两部传记带有明显的对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的利弊得失进行反思的色彩。与《南海康先生传》不同的是，《李鸿章》传和之后几年的人物传记，或多或少地体现出梁启超彼时正在酝酿的新民思想。基于这一思想，以“新民子”自称的梁启超在评论历史人物时，很大程度上把他们当作宣传“新民说”的个案来写，包括一些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梁启超却对他们情有独衷，为历史翻案、为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洗净旧史家笔下的“污点”，以此来抒发心中对晚清政治的不满和用史学救国的政治新理想。

为此，梁启超不遗余力地为李鸿章翻案，尤其是对众人誉谤的焦点——李鸿章的外交。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着洋务运动的破产，梁启超将此看作是李鸿章一生历程的转折点，“盖代之勋名，自中日战争没”，^[161]在评点李鸿章在这场战争中的责任时，梁启超批评李鸿章“失机者固多”，但笔锋一转，赞其虽败犹荣，原因有二：其一在于“日本三十年来刻意经营，上下一心”；其二在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从未有人“筹一饷出一旅相急难”。^[162]所以这场战争，实际上是李鸿章“以一人而战一国”，“虽败亦豪哉”！正如梁启超所说，李鸿章“兵事上之声誉终，而外交上之困难起”，战争失败之后，李鸿章前往马关议和，从此成为众矢之的，“人皆欲杀”。梁启超为李鸿章翻案之心彰然纸上，他把此时的李鸿章比作“应龙入井，蝼蚁困人，老骥在枥，驽骀目笑”，他认为，李鸿章之所以不能成为近代中国的外交英雄，不在于其个人没有手段，“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腐化、衰落的程度之深，非李鸿章一人能够改变，弱国无外交，在当时情境下，李鸿章“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可谓是“英雄无用武之地”。^[163]事实上，梁启超对于李鸿章的外交作为表示同情和理解，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1895年李鸿章以白银千两要求加入“强学会”时，梁启超就认为并不能以外交的失败作为否定李鸿章的全部依据。实际上，在戊戌变法最后的危急时刻，光绪皇帝也曾十分后悔当时将李鸿章贬为两广总督，从而缺少了一位与慈禧太后及其他保守派沟通的人物，这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最终惨淡收场。

梁启超到达日本后，当他带着“新民”的思想对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失败重新进行审视时，是不是也带着和光绪皇帝一样的心情看待李鸿章，我们现在不得而知。1901年，经历过戊戌变法的失败，梁启超开始沿着权力、人才、民智的基本思路去反思这场维新运动。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就不难理解梁启超此时对李鸿章的认知及其为李鸿章翻案的动机，在梁启超看来：如果说洋务运动是经济改革，那么维新变法是其政治上的延续，二者一脉相承，失败都是必然的，因此一方面梁启超对李鸿章的境遇惺惺相惜，认为在十九世纪的中国，李鸿章可以算是当时的英雄，映射自己流亡海外的无耐和愤懑。另一方面，反思两场运动失败的共同原因，用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评点洋务运动的一句话概括，“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164]观其义，作为在近代中国有着强大号召力的启蒙思想家和政治家，梁启超在有意识地把这部传记和自己日后的“新民”理想结合起来：“为中国今日计，必非恃一时之贤君可以弭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则外不能为患，吾何为而患之”，^[165]鲜明地体现着他进步的社会政治理想和观念。

既然同情和理解李鸿章的外交作为，梁启超又把李鸿章称为“小狡狯之外交家”，与西人称赞李鸿章为“大手段之外交家”的评价完全相反，这又是什么原因？“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而后梁启超一语切中要害，如何办中国的外交？“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166]两句话的共同含义：先要“内修”、新民启智，方能救亡图存。这与“新民”思想再次不谋而合：“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167]所以文章最后，梁启超的忧患意识无以言表：“呜呼！李鸿章往矣，而天下多难将更有甚于李鸿章时代者，后之君子，何以待之？”^[168]言下之义，李鸿章是“时势所造的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二十世纪的中国需要的是带着“新民”血液的“英雄”来挽救中国。梁启超曾说：“吾亦尝欲借言论以造成一种人物，然所欲造成者，则吾理想中之政治人物也”，从这个层面上看，显然，这部《李鸿章》传中的观点与梁启超日后的新民思想如出一辙，梁启超在借评论李鸿章的同时，也在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呼唤“新民”、呼唤“英雄”，也就是此书“意不古人，在来者也”的真实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