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引导了中国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导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展。小康理论的提出与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结果。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理论准备也严重不足,当时并没有现代化科学的建设,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也没有深入研究,又受到来自苏联的压力,外交回旋空间有限,结果只好努力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经验。

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我们决定不再教条式地硬搬苏联经验,要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借鉴苏联”,自主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已经作出了初步的理论探索。1956年12月8日,毛泽东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明确提出,“我们信仰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我们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是硬搬苏联的经验。硬搬苏联的经验是错误的。”^[21]虽然如此,苏联模式一旦形成,要突破并不容易。邓小平指出,“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22]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思想指导下,我们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当时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但是,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我们满脑子框框”,^[23]不仅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以单一公有、计划经济、高度集权为核心特征的苏联模式,甚至可以说,是把苏联模式落后的一面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念、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相结合,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24]

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必须与中国实际真正结合,中国的事情要按中国的情况来办,不能套用任何国家现成的模式,更不能套用现成的理论模型。这是总结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得出的基本历史结论。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提出“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25]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得不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6]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27]“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28]小康社会,是从我们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与历史文化根基出发提出的一种发展目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成果。

中国地域较广,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并不多,区域发展又极其不平衡,现代化的实际起点又是一穷二白的经济水平、古代式的生产力水平和物质匮乏的生活水平。在这个很低的起点上,摆脱了西方殖民主义的束缚之后,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本该是解决温饱问题,第二个目标是小康,第三个目标才是现代化。小康是中国分阶段现代化的一个必然的和必要的阶段。然而,我们曾经设想,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1962年)实现现代化,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1963～1967年)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事实证明,这种一步到位、急于赶英超美的现代化战略与大同主义是极不现实的。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计开始,我们逐步确定分阶段现代化的战略。首先确定了两步走的现代化战略:第一步是到1980年为止,完成工业化,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这种高度现代化、全面现代化的战略虽然是分步完成的,但仍然不切合中国实际。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把20世纪末现代化的目标降低为小康,把现代化的目标移到21世纪中期,而且把高度现代化与全面现代化的目标降为基本现代化,逐步确定温饱、小康、基本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小康”与“更高程度的现代化”的两阶段现代化构想。邓小平认为,“只要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地、有秩序有步骤地前进,我们就能够更有信心经过20年的时间,使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发展达到小康水平,然后继续前进,逐步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29]1981年9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提出了“小康”与“达到美国水平”的现代化两阶段论。邓小平认为,“80年代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开始,到本世纪末,就有一个小康社会出现。但要达到美国的水平恐怕还要一个世纪。”^[30]1981年9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第十次访华代表团时,提出“小康”与“达到西方比较发达国家水平”的现代化两阶段论。邓小平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相当大的目标,要相当长的时间。本世纪末也只能搞一个小康社会,要达到西方比较发达国家的水平,至少还要再加上30～50年的时间,恐怕要到21世纪末。”^[31]1981年11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时,提出“小康”与“接近西方水平”的现代化两阶段论。邓小平认为,“根据现在的情况,到本世纪末,可以实现一个‘小康之家’的现代化……在这个基础上,在下个世纪再花30～50年,接近西方的水平。”^[32]1982年8月6 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时,提出“小康”与“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现代化两阶段论。邓小平说,“我们把本世纪末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放在争取达到800美元的水平上。到下一个世纪,再花30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33]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再次提到“小康”与“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现代化两阶段论。其中,第二阶段是2030～2050年接近发达国家水平。^[34]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现代化的三阶段论:第一步为20世纪80年代的“小变化”(温饱);第二步为到20世纪末的“中变化”(小康);第三步为到21世纪中叶的“大变化”(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35]1986年12月14日,邓小平在会见贝宁总统马厄蒂·克雷库时,提出小康与基本现代化的明晰数量指标。到20世纪末,出现一个小康社会,国民生产总值可能达到10 000亿美元,就是人均800～1 000美元;到2030～2050年,达到60 000亿美元(人口15亿),人均4 000美元。^[36]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时,进而明确了三步走的数量指标:第一步在20世纪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250美元为基数,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 000美元,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开始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第三步,到2030～2050年,再翻两番,大体达到人均4 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水平。^[37]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谈话时,指明我们改革开放的起点仍然是普遍性的极度贫困状态,第一步的明确目标是温饱,第二步才是小康,中国经济发展要分三步走,20世纪走两步,第三步是21世纪用3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38]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谈话时指出,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第二个目标是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三个目标是在21世纪的50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39]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在充分吸收邓小平分阶段现代化战略的基础上,正式提出我国经济建设的“三步走”战略部署: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现代化的模式多种多样。中国式现代化——小康社会,是中国根据自己的现代化起点与现代化发展实际而作出的合乎自己国情的选择。“用‘小康’来定位一个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是把现代社会价值观与传统社会理想结合起来的睿智的创造。”^[40]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正式区别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或“英国式现代化”的不同。邓小平认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这个“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尽管当时还没有正式冠名为“小康”,但内涵与“小康”已经很接近了。邓小平的解释是,“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50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70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就是达到这个水平,也还要做许多努力。由于缺乏经验,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困难些。”^[41]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深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要义,指出,由于中国具有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基本特点,因此,中国必须走“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最后,邓小平强调,“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42]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中国式现代化”作了数量论证,在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作数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数量标准,即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 000美元。邓小平说,“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据澳大利亚的一个统计材料说,1977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为8 700多美元,占世界第五位。第一位是科威特,11 000多美元,第二位是瑞士,10 000美元,第三位是瑞典,9 400多美元,第四位是挪威,8 800多美元。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前一时期我讲了一个意见,等到人均达到1 000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可能就比较好过了,就能花多一点力量来援助第三世界的穷国。现在我们力量不行。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300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就是降低原来的设想,完成低的目标,也得很好地抓紧工作,要全力以赴,抓得很细,很具体,很有效。”^[43]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区分了“中国式现代化”(小康)与“日本式的现代化”,把我们预期在20世纪末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正式降为“小康”,“中国式现代化”或“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从此有了一个正式的名称,那就是“小康”或“小康社会”。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44]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再次指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800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现代化。”^[45]我们要建设的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不是中国古典式小康社会,也不是两极分化的社会,当然也不是普遍的福利社会。在我国经济仍然不发达的基础上能够达到不穷不富、日子好过的小康社会,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同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搞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大力培育中产阶层,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坚持社会主义,我们的小康目标难以达到,小康社会就难以形成。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友好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明确指出,“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就形成不了。”^[46]从更长远的观点看,由于中国到2050年所能够达到的生产力水平,还不能保证达到或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只能使人民摆脱贫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因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47]

坚持社会主义,走小康之路,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48]“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任务来抓。^[49]其次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小康社会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会”。^[50]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51]1986年9月2日,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说,“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52]一旦中国建成小康社会,“那我们的日子比他们(如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等)要好过得多,比他们2 000美元还要好过。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制度,国民总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