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穆勒以后的中国论斯密、马尔萨斯以及后来的古典派经济学的最高峰的理论，要数J.S.穆勒的《经济学原理》。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穆勒的这种思考，另一方面以欧洲的落后地域印度为中心，产生了所谓历史学派的经济学。李希霍芬将中国调查的结果写成一部大著，叫《中国》，成为记载19世纪末叶中国关系最为详尽的著作。自李希霍芬的《中国》之后，各类学者开始进行调查研究，使欧洲对中国认识的积累更加丰富。
穆勒以后的中国论
斯密、马尔萨斯以及后来的古典派经济学的最高峰的理论，要数J.S.穆勒的《经济学原理》。可以说它是在资本主义转型期，听到社会主义的脚步声中完成的。该书的序言里指出，不仅依赖过去自由竞争来分配，而且还应当考虑所存在的历史环境的分配。由于这种见解，使得他关注亚洲社会，评价了印度国家的土地所有制。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穆勒的这种思考，另一方面以欧洲的落后地域印度为中心，产生了所谓历史学派的经济学。斯密等人基于英国先进条件下形成的思维，提倡自由贸易。但是，德国受到其压力，当然要发展保护贸易论。其代表人物是弗里德里希·里斯特。这些历史学派们的争论，在维护自己国家特殊性问题上，都有保守的倾向。可是，他们都很强调亚洲社会特殊性问题。在这个背景下，19世纪后期，德国地理学家F.李希霍芬[2]以国家资本为后援，来到中国调查。当时，他途经日本神户，看到“参觐交代”(定期参拜)，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给予日本和朝鲜很高的评价，说中国社会是一个特殊停滞的社会。说什么如果没有基督教作为基础，就无法解决停滞性问题。这个问题与后来的马克斯·韦伯有相同之处。李希霍芬将中国调查的结果写成一部大著，叫《中国》，成为记载19世纪末叶中国关系最为详尽的著作。自李希霍芬的《中国》之后，各类学者开始进行调查研究，使欧洲对中国认识的积累更加丰富。但同时也确定了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停滞性社会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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