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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多元一体民族化进程的贡献

时间:2022-03-1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恰那多吉虽然早逝,但在任期内仍然对西藏进一步纳入元朝体制作出了应有贡献。西藏从元代起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帝国主义加剧其在中国的掠夺,而清廷已经毫无还手之力,
对中国多元一体民族化进程的贡献_中国藏族

第三节 对中国多元一体民族化进程的贡献

一、吐蕃占领西域的贡献

唐朝是中华文明的繁盛时期,不仅表现于中原唐朝社会的繁荣发达,对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社会来说也同样处于强盛时期。唐玄宗到唐德宗在位时,也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将吐蕃王朝推向空前强大的阶段。此时,吐蕃从唐王朝的经营下夺取了对西域的控制权,并逐步完全占领了葱岭以东的地区及河西陇右地区。对西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占领,虽然难免给这一地区人民带来灾难,但从整个中华文明的维系上讲,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保护作用。

西域一直是少数民族林立的地区,历来各种文化交融,从汉武帝张骞出使西域以后,中原王朝历来重视对西域的经营。唐朝以来,相继在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玄宗时期又分设节度使管辖。然而安史之乱使唐王朝国力衰退,无暇顾及西域。在中亚,已然崛起的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在相继吞并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后,于642年推翻伊朗萨珊王朝,至751年,强盛的阿拉伯帝国在中亚怛罗斯河畔击败唐朝的军队,迫使唐朝势力退出葱岭以西地区。

客观地看,吐蕃为中原唐朝提供了喘息的机会。《旧唐书·大食传》记述道:“贞元中,与吐蕃为劲敌,蕃军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新唐书·南蛮传》则从侧面记载了吐蕃与大食交战之盛,以致唐朝军队俘获的吐蕃士兵中就有不少是“康黑大食士兵”,这些大食士兵应该是大食军队中被吐蕃俘虏后转而被唐朝军队俘获的。正如,史韦湘在《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一文中所撰,“公元786年,黑衣大食国王珂伦率兵东侵,吐蕃军队在河西、安西、北廷各族人民的支援下击退了大食人的入侵,保卫了祖国的领土”。

吐蕃占领西域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期。当时大食国方兴未艾,正欲乘胜东进;而另一方面唐朝又处于极度混乱的衰败时期,已无力抵御。因此如果没有吐蕃占领西域,以唐王朝当时的国力则毫无还手之力,如此可能对传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造成空前灾难。

因此,从中华文明多元统一的角度来看,此时,吐蕃对西域的占领,以武力阻止了大食的东向扩张,从文化上可以说不仅保护了吐蕃的佛教文化,还保护了西域以东整个中原的璀璨文明,使其不被断裂。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对此历史功绩不吝笔墨:“尽管如此,它(吐蕃)还是用最大力量去阻止大食势力到葱岭以东来,这个功劳是巨大的。”“吐蕃阻止武力传教的大食东侵,使汉族文化免于大破坏,又为后来的回纥西迁,定居天山南北做了准备,对中国历史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二、萨迦派在元朝统一中国进程中的贡献

(一)萨迦班智达对西藏纳入元朝统一版图的贡献

西藏自吐蕃王朝崩溃后400年间,青藏高原上封建领主群雄割据,教派纷争严重,几乎每一个封建领主后面都有一个与之相结合的佛教教派,西藏同当时处于分裂中的中原地区一样,需要统一安定的环境。

1239年,蒙古西凉王阔端派遣将领多达那波率军攻入西藏,一直打到拉萨地区的北部热振地方,蒙古对西藏的进攻,遭遇到西藏人民的强烈抵抗,这使阔端认识到要把西藏置于蒙古统治之下,必须扶植和利用西藏佛教的领袖人物,由于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学识渊博,精通佛法,声望又高,因而阔端决定迎请他到凉州。萨班出于各方面考虑决定赴行,并带去两个继他之后对统一产生重大影响的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

萨班以63岁高龄于1247年抵达凉州,很快与阔端举行会谈,萨班同意西藏地方归顺蒙古,并在会盟后向西藏僧俗发表公开信,这就是著名的《萨迦班智达告蕃人书》。在信中,萨班详细说明了西藏归附蒙古的意义以及归顺办法。萨班的公开信,在西藏引起了积极的反响,各地僧俗首领权衡利弊之后,表示愿意归顺蒙古,为元朝统一西藏奠定了基础。从此西藏正式成为元朝的一个行政区域,也是萨迦地方政权开始统治西藏的标志。

萨班所处的时代,正是祖国由分裂走向大统一的时期。新兴的蒙古,已经拥有统一中国的实力,而萨迦班智达顺应历史潮流,以63岁的高龄,不顾个人安危,前往凉州,建立了西藏地方与蒙古王室直接的政治联系。由于他的努力,阔端不再把军队开入西藏,西藏地方也没有组织武装反抗,藏族人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得以保证,西藏的封建经济也因此得以持续发展,这既符合藏族人民利益,也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为元朝统一所作贡献

1251年萨班在凉州去世后,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兄弟便继承其伯父的遗志担当起蒙藏之间的桥梁。1252年,忽必烈召见留居凉州的八思巴,当时八思巴年仅16岁,却深得忽必烈信任,将他留在身边。1260年忽必烈继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授玉印,并由八思巴主持为忽必烈举行“灌顶”(受戒)仪式。在忽必烈的影响下,皇子、皇妃、大臣以至许多蒙古牧民也改信佛教,使藏传佛教成为蒙藏关系的纽带,也进一步促进了元朝对西藏的统一。1264年,忽必烈迁都大都,同年在中央设总制院,命八思巴以国师兼总制院使,八思巴成为元朝中央管理全国佛教和西藏地方行政事务的高级官员。以后又晋封为“帝师”。至于八思巴之弟恰那多吉,25岁时忽必烈命他返回西藏主持西藏行政事务,即西藏地方首席行政官员。恰那多吉虽然早逝,但在任期内仍然对西藏进一步纳入元朝体制作出了应有贡献。

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协助元朝中央在西藏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第一,设置管理西藏军政事务的地方政权机构“乌斯藏纳里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都元帅府”和“十三万户府”。第二,清查户口,根据户口的多少规定每年向元政府交纳的赋税与贡物数量。元代在西藏进行过三次户口清查,前两次都是在八思巴兄弟主持下进行的。第三,设立甲姆(驿站)。共计27个大站,朵思麻地区7个骚站,朵甘思地区9个释站,卫藏地区11个驿站。第四,驻屯军队。元朝在西藏常驻一部分蒙古军队,由“乌斯藏蒙古军都元帅”和“纳里速古鲁孙元帅”统帅指挥。由此可见,从凉州会盟发布《萨迦班智达告蕃人书》开始到此时,元朝中央政府已然在萨迦派的协助下完成了对西藏事实上的统治。西藏从元代起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

三、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两次抗英斗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清朝统治末年。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统治下国力衰竭、政权摇摇欲坠。帝国主义加剧其在中国的掠夺,而清廷已经毫无还手之力,一味妥协退让,甚至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以延续统治。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而此时英帝国主义攫取西藏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它企图以种种手段控制西藏,打开中国的西南大门,将其在印度与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连成一片,进而把中国的中部和南部也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藏族人民因此和祖国人民一道肩负起反抗帝国主义入侵的历史重任,特别是1888年和1904年掀起的两次抗英斗争的高潮,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西南边陲的安全,在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保卫祖国的伟大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第一次抗英斗争——隆吐山保卫战

1888年隆吐山之战,是西藏人民为了抵抗侵略、捍卫国土而进行的一次正义战争,也是19世纪末中国各族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入侵重要组成部分。

鸦片战争不仅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而且帝国主义列强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取得了从中国内地进入西藏的特权。英、法、俄等国纷纷借游历、通商、探险为名,展开对西藏地区的侵略,英国还通过占据印度、尼泊尔边境的便利条件从西面进入西藏加紧掠夺。这种行为遭到西藏各族人民的反对。噶厦政府召开前后藏僧俗头人会议,并由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八世班禅领衔,率领呼克图,三大寺堪布、僧俗官员军民等向驻藏大臣呈递公禀,表明“纵有男尽女绝之忧,惟当复仇抵御,永远力阻,别无所思”。

1880~1888年,在川藏孔道巴塘、三岩地区的藏族人民掀起了反对外人进藏的运动,英帝国主义感到派人入藏并不能如愿以偿,于是提出了更具侵略性的“通商”问题。1888年3月20日,英军头目纳哈姆亲率英军由隆吐山下扎鲁隘口突然向藏防地进攻,点燃了第一次武装侵略西藏的战火。藏族官兵以落后原始的土枪、刀、矛、飞蝗石等武器,利用有利地形坚守阵地,誓死抵抗,击毙英军头目1名,藏兵无一损伤,顽强地阻击敌人的进犯,给敌人以重创。21日清晨,英军又一次从原路发动进攻,藏军“誓死抵御,鏖战许久”。24日,英军再次进攻,隆吐山被英军侵占,藏军遂在提娥可那高地继续构筑防御工事,后被英军发现,开炮轰击,纳汤失守,藏军撤至春丕(今亚东)。隆吐山、纳汤相继失守,噶厦和僧俗民众决心抵抗到底,从工布、山南等地征调民兵、僧兵2800多人,增设后勤机构,选拔下级士官,前后派民兵约万余人增援前线。十三世达赖还接见全体官兵,赐予护身符、标帜、衣物等,并要求他们把凶残的敌人驱逐出去。时任清朝驻藏大臣文硕则亲临前线,制定作战计划,坚决反对撤卡退兵。正当西藏军民英勇抗敌之时,清政府却于1888年8月,将支持抗英斗争的驻藏大臣文硕革去职务,以升泰为驻藏帮办大臣,执行撤兵命令。升泰到藏后,完全执行了清政府的妥协让步政策,力促西藏地方政府与英人妥协,强令藏军撤回帕里一线待命。清政府的懦弱和升泰的可耻行为,最终导致了西藏人民第一次抗英战争的失败。值得庆幸的是,失败并未使噶厦和三大寺及僧俗民众屈服,他们收集散军,征召新兵,又聚得万人,积极准备反攻。在升泰的退让下,英军又多次用大炮进攻藏军阵地,机将哲孟雄(今尼泊尔)全被占领,并一举攻占了则利拉、亚东、朗热等地。藏军虽然屡遭战败,但西藏地方政府和广大僧俗民众并未屈服。1890年3月17日,清政府正式派升泰去加尔各答与英印总督兰斯顿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西藏军民第一次抗英战争结束。

(二)第二次抗英斗争——江孜保卫战

江孜保卫战是西藏近代史上抗击外国侵略者规模最大、最为惨烈悲壮的战斗之一,反映了藏族人民热爱祖国、维护祖国的尊严、保卫领土完整、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03年7月,英军派出由荣赫鹏率领的一支千人大军,由麦克唐纳少将指挥,开始了第二次对西藏的武装侵略。12月12日,英军偷越了则里拉山口,14日进驻仁青岗,21日占领帕里。1904年1月,英军又相继占领了堆拉、嘎吾等地,矛头直指江孜。一场以江孜人民为主的西藏人民反抗英帝国主义武装入侵的第二次抗英战争爆发了。西藏人民同仇敌忾,坚决遵奉抗击英国侵略军的神圣誓言:“全藏僧俗人民,不惜重大牺牲,誓与佛教之大敌英国侵略军决以死战!”在骨鲁等地进行了英勇的狙击。藏军中无论军官还是士兵,都没有受过近代的军事训练,他们用土枪、大刀、“吾多”做武器,一时阻挡了英国侵略军的推进。然而,荣赫鹏欺骗藏军进行和谈,却在谈判之时命令500多名英军偷偷包围队形密集的藏军,英军的枪炮向藏军猛烈开火,数分钟内藏军即被英军射杀500多人,受伤200多人,仅逃出380余人,曲米新谷失守,屠杀使藏军主力受到重创。英军开始向江孜迈进。藏军积极备战,一面收容组织溃散部队,一面招募新兵,号召“凡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无病男子,都应为国效劳”,得到民众积极响应。

1904年4月11日,英军抵达江孜。江孜是从亚东到拉萨的必经之地,向东越过卡若拉山通往拉萨,在当时是仅次于拉萨和日喀则的西藏第三大城市。英军一旦攻占了江孜,便可直驱拉萨。这种形势无论对拉萨还是对整个西藏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西藏人民因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江孜保卫战。江孜宗政府位于江孜平原靠西的一个突出的山上,是江孜平原的制高点。宗山上碉堡式的建筑,极为坚固,藏军以宗山城堡为凭借阻挡英军的进攻。7月5日,英军以则城寺、帕拉村和江洛林卡为基地,三面包围了江孜宗政府及江孜街的藏军,英军在炮火支援下发起进攻。

5000名藏军和民兵与英军顽强对抗,整个战斗过程激烈残酷。宗山守军弹尽粮绝,藏族军民就用石块阻击;没有一个藏族士兵被俘,也没有一个藏族士兵投降,英军断了总府饮水,藏族守军就乘夜间用绳子将人放下山,取水塘里的污水喝,甚至以尿解渴。最后,英军用炮火引爆了山上的火药,趁机突入藏军阵地,守军仍以刀、矛、棍棒等与英军展开白刃搏斗。经过三昼夜鏖战,英军攻上了宗山,来不及突围的藏军全部跳崖殉国。英军想不到,攻打江孜竟花了3个多月时间,这是前所未有的代价。随着江孜失守,拉萨也在不久后沦陷,被迫签订了《拉萨条约》。但是,在整个抗英斗争中,藏族人民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宁死不屈的精神是值得铭记的。

西藏人民为了赶走敌人,不分昼夜帮助自己的军队运粮、运草、挖战壕、修工事,不卖给敌人粮食、饲草,不给敌人办事、带路。到处都可以听到喇嘛们念经诅咒敌人,群众自动组织起来站岗、放哨、监视敌人,从各方面封锁敌人。曲米新谷大屠杀以后,国外的藏人也极力配合,以“达杰”为首的群众在大吉岭组织在印度的西藏工人实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并破坏英军的后防建设和交通要道,以实际行动声援祖国人民的斗争。

西藏人民通过两次抗英斗争,与祖国共同经历了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苦难命运。虽然以弱对强,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西藏军民的反侵略斗争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反而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更加融入祖国怀抱,为今天的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政治局面,铺垫下坚实的历史基础。里昂节夫在《英国对西藏的武装干涉》中指出:“西藏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正义战争是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的总斗争的一部分。”

四、抗日战争中藏族的贡献

抗日战争的胜利,既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胜利,又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藏族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虽然西藏地理位置偏僻边远,日军也未曾入侵西藏,但从十三世达赖、九世班禅及第五世热振活佛的态度和行动上看,他们号召藏族各界、各阶层加入抗日战争的行列,藏族人民也为祖国将日寇赶出国境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宗教界人士的抗日爱国举动

1.九世班禅的抗日爱国举动

(1)积极宣传抗日

抗日战争爆发时,九世班禅恰好在内地,他迅速地投入到了反帝爱国的行列中去,不遗余力地宣传抗日。他首先通电全国,严正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接着发表了告边疆民众书,告诫祖国西陲的各族同胞,一定要认清这场战争是我们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争生存的战争;随后又呼吁后方民众应同仇敌忾、团结一致抗战,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加强生产,振兴经济,做前方将士的坚强后盾;后来又号令蒙古诸旗军队及僧众加强团结,严守疆土,密防敌之奸细,誓愿执戈报国,共驱倭寇。九世班禅的抗日宣传极大地鼓舞了西藏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信心和斗志。

(2)出资捐助抗日前线

面对如火如荼的抗日形势,九世班禅除了振臂疾呼,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以外,还以身作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捐助抗战前线。当他闻知上海“八一三”抗战中战士伤亡惨重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沉重,立即奉上大洋1000圆,并时常为国家平安祈祷,诵经追悼为国牺牲的忠魂。他在弥留之际,仍然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为抗战捐款30000圆,购公债30000圆并发动行辕全体同仁踊跃捐款汇寄前线,慰劳抗战将士及救济伤兵与难民。

另外,九世班禅为了抗日大局,不顾自己在外漂泊多年,毅然遵照国民政府命令,推迟进藏行程,真正做到了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毫不计较个人恩怨荣辱,全力以赴支持抗日。九世班禅不遗余力地宣传和支持抗日,成为藏族人民抗日的楷模和典范。国民政府后来追封他为“护国宣化广慧圆觉大师”。

2.十三世达赖的抗日爱国举动

(1)努力治理西藏,间接支持抗日

日本侵华初期,西藏正值十三世达赖亲政期间。当时,国际上列强争霸,国内形势动荡不安,十三世达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治理西藏、同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图谋作斗争上。在治理西藏时,他励精图治,推行新政,整饬黄教,重振西藏民族、政教事业。在同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斗争中,他在纷繁的社会中时而巧妙周旋,时而果断刚毅,使英帝国主义图谋西藏的野心终成泡影。另外,他还曾带领西藏人民坚决抗击外敌入侵,多次表示与中央政府改善关系的热切愿望。十三世达赖的作为本来就是维持后方安定,维护祖国主权的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间接支持了抗日战争。当然,十三世达赖在抗日的态度上是相当明确的。当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十三世达赖都曾致电中央,表示坚决支持中央,并呼吁全国团结抗日。

(2)主动和第九世班禅和解,促进西藏内部团结抗日

抗日战争初期,西藏还有一个极为不利于全民抗日的因素存在,这就是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之间的矛盾。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原本属师徒,共处患难,他们在倾心向内,抗御英国侵略势力方面,最初还是一致的。后来英帝多次挑拨离间,终于挑起了十三世达赖对九世班禅的猜忌,最终逼迫九世班禅出走内地。但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全国抗日形势风起云涌,十三世达赖在全国抗日的感召下,态度迅速转变,很快于1932年通过西藏驻京办事处,向国民政府提出欢迎九世班禅回藏的主张。西藏人民为之欢欣鼓舞,西藏内部的团结顿现光明。十三世达赖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能够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大局为重,不计个人恩怨,主动和九世班禅重归于好,使得西藏内部的混乱纷争局面归于结束,西藏人民能够团结一致,全力以赴支持抗日,这是十三世达赖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3.第五世热振活佛的抗日爱国举措

(1)抗击英帝国主义入侵西藏,与抗日战争遥相呼应

英帝国主义把抗日战争时期看做是侵略西藏的最有利时机。十三世达赖去世后,西藏地方事务由摄政王第五世热振呼图克图(即第五世热振活佛)代理。1934年,第五世热振活佛刚开始执政,英帝国主义就在拉萨强设办事处,建立了医院和无线电技术学校,派驻士兵和情报人员,以监视西藏地方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政府办事处之间的往来。1944年,英帝国主义更进一步,公然派驻锡金行政长官古德等人到拉萨,明目张胆地向西藏地方政府提出领土要求,威胁西藏地方政府承认并把白马岗及门达旺以南地区割让给英国。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也不甘落后,于1942年派遣了一个军事代表团刺探情报,进行活动。面对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第五世热振活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于英帝国主义提出的无理要求,第五世热振活佛坚决予以回绝;对于英美帝国主义的情报活动,第五世热振活佛打击和削弱了西藏上层人物中的亲英美势力,罢免或处罚了这些民族败类,切断了英美帝国主义情报活动的内应;对于英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第五世热振活佛积极支持西藏僧俗爱国人士,坚决反对英帝国主义在拉萨办学校等。在第五世热振活佛的坚决斗争下,英美帝国主义入侵西藏的图谋纷纷破产。第五世热振活佛把主要精力用在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上,缓解并消除中央政府对西藏边陲的顾虑,使国民政府专心抗日,这是对抗日战争最大的贡献和支持。

(2)努力管理西藏地方政务,为抗日战争提供稳定的后方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面对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形势,面对西藏纷繁复杂的社会局势,第五世热振活佛一方面表示积极支持抗日,另一方面他又把大量精力用在了治理西藏地方政务上。首先,他一上任就向国民政府禀报了十三世达赖圆寂和自己就职的情况,表明了他对中央政府的尊崇和听命之意。其次,他对中央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办事处表示了极大的赞同和支持。另外,他还派人到内地各大城市募捐修葺热振寺,客观上沟通了藏汉之间的往来。最为重要的是,在寻访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一事上,他多次向上呈报情况,以求得国民政府的帮助和批准,加强了西藏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第五世热振活佛的所作所为,促进了西藏的发展,维护了西藏的安定,密切了西藏同中央的关系,这种安定团结的局面为抗日战争提供了稳定的大后方。

(3)诵经祈祷抗战胜利

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五世热振活佛亲自领导三大寺的僧人日夜念经,祈祷抗日战争胜利。1939年6月7日,第五世热振活佛致电蒋介石:“兹设坛修法事,已择自国历五月陷日起经,开始在三大寺、二密院、各古刹诸处一律广修玄法,同时进行,奉我军得胜之经,诅倭寇立灭之咒,继续忏诵到最后之胜利。”在他的影响下,西藏各寺庙喇嘛也曾多次诵经祈祷中国军队抗战胜利。西藏人民的抗战心情和盼望抗战胜利的心愿由此可见一斑。需要指出的是,以诵经的方式抗日,对宗教界人士来讲,这已是用了自己最为特殊重要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最虔诚的心愿了,是表达抗日态度最直接的行动。

西藏上层人士的抗日爱国举动深深地感染和鼓舞了西藏人民,对西藏社会各界的抗日行动起了十分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在他们的影响下,西藏社会各界也都纷纷行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积极支持抗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二)藏族人民群众的抗日爱国行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宗教界人士抗日爱国行为的感召下,藏族人民群众纷纷行动起来,自觉地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去。

1.支持红军长征,保留抗日火种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一方面奉行对日不抵抗主义,一方面大肆“围剿”主张抗日的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途经四川、西康藏区时,红军得到了藏族人民的积极支持和无私奉献。以白利寺著名活佛格达活佛为首的藏族同胞,在听到红军的抗日宣传和看到了红军严明的纪律后,认识到红军才是藏族人民的亲人,穷人的救星,抗日的希望,于是就竭尽全力支援红军。他们征集了大量的粮秣、皮毛等补充了红军的吃穿,他们把当地必需的辣椒、青稞酒等拿来为红军御寒,他们为红军当向导、当翻译,一大批青年还踊跃参加了红军,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1936年5月,藏族历史上第一个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博巴(藏族)政府”在甘孜县庄严宣告成立,格达活佛当选为自治政府副主席。自治政府提出的施政纲领的第一条就是“推翻国民党、蒋介石在藏区的衙门,打倒英日帝国主义”,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抗日主张。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先后北上之后,面对国民政府、各省军阀和地方反动僧俗上层的镇压与屠杀,藏族人民没有退却,他们不顾白色恐怖与迫害,想方设法掩护红军滞留人员和伤病人员。

藏族人民在红军长征途中,为祖国的革命事业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后来成为全民族抗日的中流砥柱,是全民族利益的最坚定的维护者,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藏族人民积极帮助红军长征,客观上起到了保留抗日火种,间接支持抗日战争的作用。一大批藏族优秀分子参加了长征,为党和红军输送了新鲜血液,更是直接地投入到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去。

2.捐助慰问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藏族人民十分关心抗战,他们纷纷行动,为抗日前线捐钱捐物,以示慰问。最突出的代表是康区著名政治活动家格桑次仁和拉卜楞寺著名活佛第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

1938年,康区著名政治活动家格桑次仁,联合在重庆的康藏人士青攘呼图克图、刘曼卿等人发起组织了“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赴各大战区慰劳宣传。他们将在藏区募捐所得的金银首饰、钱币、氆氇等献给国家,并在各大战区举行慰劳前线官兵的活动。后来格桑次仁又在重庆向周恩来副主席敬献锦旗和哈达,向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将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慰问。1942年他又发动群众和学生,在家乡龙王潭修建了“抗战建国纪念塔”,激励前方抗日将士奋勇杀敌。

1940年,拉卜楞寺著名活佛洛桑嘉木样·益西丹贝坚赞(即第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自拉萨学法回到安多本寺后,随即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中。他借助自己活佛的身份,游说于甘、青、川、康4省边区,每到一地,随时随地向边区广泛地宣传抗日救国的纲领,揭露日寇的暴行,号召4省边区藏族同胞团结起来,忠诚拥护中央。1941年,第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下令拉卜楞寺所属108寺组织慰劳抗日前线将士代表团前往重庆献旗致敬,并献羊皮万张。两年后,他又委派其长兄黄正清(即洛桑泽旺)带队,率所属寺庙藏族僧民致敬团抵渝致敬,至各战区看望慰劳前线将士。为资助抗击日寇,他捐献飞机30架,计国币600余万元,创边民向国家献礼最高纪录。

藏族人民对抗日前线的慰问,从精神上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抗日热情和抗日斗志,他们对抗日的捐助更是从物质上对抗日前线的最有力支持,这都有利于激励前方将士奋勇杀敌,报效祖国,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3.组建民间抗日武装

在抗日战争中,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把反抗阶级压迫的斗争同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组建了许多民间武装,在同统治阶级的斗争中,逐渐地走上了抗日的道路,这其中首推肋巴佛领导的甘南农民起义军。

1942年陇南大旱,民不聊生,饿殍载道,怀来仓·肋巴佛秘密召集各族兄弟,建立“饥民团”,并决定成立“反蒋抗日民族联军”。翌年2月,肋巴佛率领以“草登草哇”为核心的临夏、卓尼两县藏族、汉族、土族等各族儿女3000人起义,他本人被众人推举为“反蒋抗日民族联军”总司令。在攻破洮州城后,肋巴佛率领义军同王仲甲义军会合,联合组成了“西北各民族抗日义勇军”,由张英杰担任总司令,肋巴佛、王仲甲为副总司令,肋巴佛兼任洮泯路藏军司令。肋巴佛率领义军一路斩关夺隘,连获胜利,使得国民党惊恐万分,蒋介石急调胡宗南7个正规军、2个骑兵旅,马步芳3个团,并联合当地驻军共同围剿义军。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起义失败,肋巴佛和手下官兵分散隐蔽,并加紧寻找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另外,1936年同仁县藏族人民反对青海军阀拦阻红军,拒绝摊派出工,3个乡的藏胞被迫逃亡到甘南。1938年果洛藏族人民因驻军横行不法,聚众包围了白玉寺,将一团驻军全部消灭。1936年中甸藏族农民组织暴动,反对苛捐杂税。这些农民起义武装,都和肋巴佛领导的甘南农民起义军一样,起初都是为了反对阶级压迫,后来在抗日形势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下,都逐渐倾向了抗日,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直接投入到抗日战争的前线,同日本帝国主义浴血奋战。这是藏族人民直接参加抗日战争的代表和证明,也是藏族人民对抗日战争所作的最为直接的贡献。

抗战爆发之时,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综观藏族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表现,可以说,藏族人民的各个阶层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积极地参加抗日,藏族人民在战争中能够以抗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坚决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最终与全国人民一道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也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历史功绩。民族团结和祖国的独立来之不易,藏族不仅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继续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出力。

五、藏族人民投身于全国解放事业

1945年以后,中国进入第三次国民革命时期,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奋斗。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人民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藏族民众以大量人力、物力支援解放大军。为了支援部队进藏,西康各地都成立了运输队,藏族人民餐风卧雪,日夜兼程,按时把物资、粮食运到解放军驻地。云南滇西组织1000多人,600多匹驮畜,为部队运输。青海玉树地区雇用4000多头牲畜,组织300民兵,随军担负运输任务。解放军进藏部队到达甘孜时,藏族同胞宁愿自己忍饥挨饿,也千方百计向解放军供应粮食,为解放军运柴草、筹马料,德格县一个地区的藏族人民在20天内就集中了7万多斤马草和10多万斤干柴。在藏区,像这样倾全力支援人民解放军的事例不胜枚举。有的藏族同胞还直接加入解放军队伍,解放其他地区。在解放滇西北的游击战争中,云南“边纵”第七支队首先成立的31团、33团、35团中,就有一支来自云南、四川、青海、西藏等省区的藏族战士组成的藏族骑兵队,他们英勇战斗、军功卓著。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状,决定采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这时西藏地方政府内部分立两派,以摄政达扎·阿旺松绕等人为首的主战派不顾国家和西藏人民的利益,拒不接受与中央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他们企图在藏东昌都一线抵御人民解放军,1950年10月昌都解放。中央人民政府再次敦促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到北京谈判,这使西藏爱国力量受到巨大鼓舞,在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代表的爱国上层人士的推动下,提前亲政的十四世达赖接受了和平谈判的意见,并全权委派阿沛·阿旺晋美赴北京处理谈判事宜。行前,十四世达赖致信中央人民政府表示愿意“和平达成人民之愿望”。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订,受到西藏人民的热烈拥护,西藏噶厦政府召开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代表大会,会后呈文给达赖说:“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对于达赖之宏业,西藏之佛法、政治、经济诸方面,大有裨益,无与伦比,理当遵照执行。”达赖随即于10月24日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愿“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班禅和堪布也表示对人民解放军进藏的支持和拥护。究其历史原因,固然与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晚年倾心向内,心系祖国统一密切相关。

西藏和平解放后,在中央人民政府指导下,西藏上层爱国力量为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做了大量工作。1954年达赖和班禅联袂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上达赖喇嘛对3年多来执行《十七条协议》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并对会议所审议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中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和规定表示热烈拥护。这表明,西藏的两大宗教领袖已经一同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旗帜之下,开始为新中国建设行使权利和义务。在这次大会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当选为委员,他们以行动支持新中国、新西藏的建设。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全面贯彻实施,对西藏和平解放和自治区成立付出巨大努力的西藏民众为此欢欣鼓舞。他们推动了西藏各地各级的普选,选举产生了各级政权。随着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爱国人士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周仁山、帕巴拉·格列朗杰、郭锡兰等当选副主席,一大批翻身农奴第一次以自由人的姿态参与到西藏建设中来,与全国人民一道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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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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