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尼族历史人物

第二节　坚定维护祖国统一

哈尼族人民无限热爱自己的家园，向往与自己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祖国内地，表现了对祖国的向心力。在长期开发、建设和保卫祖国的过程中，形成了坚定不移、牢不可破的爱国主义信念。

哈尼族的族源传说和传统民间文艺作品，无一不表明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心理认同。哈尼族同今云南境内的彝语支民族一道，其主流均同源于古代羌部落族群，发祥于中国西北地区的大江源头青藏高原。哈尼族的许多民间史诗、传说故事描绘了一条哈尼族祖先由北向南迁徙的路线。如《哈尼阿培聪坡坡》《哈尼祖先过江来》《普嘎纳嘎》《雅尼雅嘎赞嘎》《翁色咪色》等，讲的都是哈尼族从遥远的北方努玛阿美平原，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来到现在的滇南哀牢、无量山区的历史。越南、老挝、缅甸、泰国的哈尼族也认为来自中国，《泰国丛林的游迁者——阿卡人》一书中指出，哈尼族先民住在今西藏东部地区，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时离开了这一山区，书中的迁徙路线图的起端为现代中国西北，即黄河、长江的源头地区。哈尼族有普遍追思、崇尚北方和游牧生活的民俗事项和心理意向，在丧葬仪式中，摩批为死者吟诵送魂经，一直要送到遥远的北方祖先发祥地努玛阿美为止。也有的哈尼族认为来自江西、江苏等地，强调与祖国内地及中华民族的渊源，表明哈尼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大家庭的一员。

史籍记载表明，哈尼族是很早就参与国家管理和归附中央集权政府的民族。和人的首领在以尧、舜、禹为帝执政的三代联邦中央政府中担任过很高的职位。《尧典》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羲与和这两个人的工作职位，在当时中央政府中是仅次于执政的最高职位。两个职位的设立，起始于五帝时期的颛顼帝时，这两个职位一直是由重、黎两大部族的首领来担任，直到尧帝时始作改变，改由羲、和两大部族的首领担任。

隋唐时期，哈尼族与彝族的先民同被称为“乌蛮”。这一时期，乌蛮归附中央集权政府的许多记载，实际上包含了哈尼族先民。唐代，哈尼族被称为“和泥”，开始从乌蛮中逐渐分化，散布于哀牢山、无量山广大地区，并出现在《新唐书·蛮传》《通鉴·唐纪》和《张曲江文集》记载中。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有和蛮大首领王罗祁与朗、昆、梨、盘四州大首领王伽冲和西洱河大首领杨栋附显等，一同向唐皇朝贡方物。相隔50多年，至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唐朝宰相张九龄为唐玄宗所写的《敕安南首领爨仁哲书》中所列衔名中，有和蛮大鬼主孟谷悮与安南首领归州刺史爨仁哲、潘州刺史潘明威、僚子首领阿迪、姚州首领左威卫将军爨彦徵、南宁州大鬼主爨崇道等九人并列，并说“虽在僻远，各有部落，俱属国家，并识王化”。说明孟谷悮已经是唐王朝的朝廷命官。

追求团结统一和共同发展是哈尼等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哈尼族的统治者都以统一中华为己任，以中华统一为正常，以分裂为异常。唐代后，滇东南六诏山区出现的“和蛮”部落，曾多次向唐朝贡方物，与中原有密切的联系。六诏山区强现部哈尼族领主龙海基“素为诸夷所服”（见《新纂云南通志》卷一七四《土司考·开化府》），统一了各部大小领主。宋皇祐时，因向导宋将杨文广过境有功，受宋王朝令世领六诏山区，世代为滇东南最高领主。13世纪中叶，元朝灭大理段氏政权，统一诸部，设云南行省。元宪宗六年（1256年）立阿万户府（至元十三年改为临安府），辖今红河州大部、文山州一带。龙海基九世龙健能曾一度被授为阿万户府总管，加强了与内地的联系。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沐英平定云南，龙氏土司龙者宁归服，其后人龙上登守边有功，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也日月可鉴。明崇祯六年，阿迷土知州普名声的小老婆万氏，在普死后拥兵自重，野心勃勃。她指派心腹赵奴买到阿雅游说龙上登反叛朝廷，攻打昆明。龙上登听后怒火中烧，说道：“我本汉臣，数百年受国家厚恩，累代敌挡安南，恨无尺寸之功，何恶从逆，以遗万代骂名！”其语掷地有声，见证了一名边关儿女的拳拳报国之心。

哈尼族对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的贡献，既表现为政治上明确归属、实现统一，军事上稳定疆域、巩固边防；也体现在经济上内地与边疆相需相靠，民族关系上和平交往、融洽相处，包括在文化交流、价值取向和习俗心理上相容认同，最终使哈尼族聚居的边疆地区成为祖国牢不可分的组成部分。1254年，忽必烈率大军攻云南并灭大理国，随即建立云南行省。元代中央封建王朝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对地处滇东南六诏山区和滇南哀牢山区的“和泥”各部纷纷设置大小不一的封建领土——土司制度。各地哈尼族首领被中央王朝封赏为“土司”之后，便将目光投向广阔而璀璨的汉文化，并付诸于实践——吸纳。毛佑全认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聘用内地极富智谋的汉族知识分子作土司衙门的师爷。师爷帮助土司出主意，办理外交事宜，筹划治理辖域内平民百姓的各项具体措施。连司署的房屋建筑风格、器物、军事装备、监狱、典章法规、办案大堂格局等，皆按内地汉文化模式构建和设置。师爷通过所从事的各项活动，将内地汉文化特质巧妙而潜移默化地注入到土司制度机体之中，哈尼族土司制度中汉文化色彩日益浓厚，成为酷似中原封建王朝的“土皇帝”。

二是启用汉姓。当哈尼族传统社会尚未受到内地汉文化的撞击时，按其父子连名历史惯制，男女成员均无姓氏而只有名（多为二音）。各部首领被中央王朝封为土司之后，为消除自己与汉族官员的差异，或为表明自己的进步，便纷纷启用汉姓，诸如李、罗、龙、钱、白、张、王等。土司开创了哈尼族使用汉姓的历史先河，平民百姓纷纷仿效。从此，汉族的姓氏在哈尼族民间全面普及。

三是开办汉文学校，直接吸纳汉文化知识。土司们因缺乏汉文化知识饱尝其苦。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便不断从内地高薪聘请汉族知识分子到所属辖域内当教师，兴办略带私塾性质的各类小学校，传授汉文化知识，将土司和其他富裕家庭的子弟送入学校读书，以期培养土司承袭人才和各级地方官员。

在各地哈尼族土司中，思陀末代土司李呈祥堪称乐于兴办教育事业的杰出人士。他曾先后到内地的石屏、昆明、南京求学深造，接触到不少新知识和新思想，较其父辈更加开明、进步，不仅对平民百姓采取了一些让步政策，鼓励发展手工业和农贸集市，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而且不惜斥巨资创办“思陀高等小学堂”，购置教学设备，到内地高薪聘请文化知识较高的汉族教师开放教授《三民主义》课程，为哈尼族系统吸纳汉文化创造了良好条件，受到各阶层人士的信赖和称赞，附近左能、落恐、瓦渣、溪处等土司区及元江县的猪街、羊街、浪堤、车古、安吕等地哈尼族青年慕名来思陀求学者甚众。对家境贫寒而学业成绩优异的学生，有的以现金奖励，有的则以“官费”的名义保送到内地大学深造，不仅造就了一代哈尼族知识分子，也为20世纪40年代后期共产党领导下活跃在滇南地区的边纵十支队输送了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哈尼族上层积极参与地方政府工作，维护统一。1951年5月，李和才被任命为蒙自专署第一副专员。同年8月，蒙自地委、专署组织蒙自专区访问团，李和才和李呈祥任副团长，率领文工团等100多人，先后到边疆各县少数民族地区访问，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争取民族上层人士，开展对敌斗争。访问团到红河县时，李和才想到红河县有部分土司没交过一支枪，不但不交枪，有些土司头目还组织暴乱的情况时，在上层人士会上义正词严地说：“论财产，论田地，论枪支，论骡马，我比你们哪个土司都多，我都舍得交给共产党，你们还舍不得？我李和才都跟着共产党，你们还不能跟？”在场的土司纷纷议论说：“李和才说的是实话，不要说是一个土司，就是我们五个土司合起来也比不过他。人家李和才都服共产党管，看来我们不服也得服了。”

李和才与李呈祥，在边疆土司头目中威望很高，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对边疆土司头目产生着极大的影响。通过这次访问边疆民族地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争取上层人士回乡，原准备逃到国外谋生的民族上层，放弃了原来的打算，安定下来；原逃到边境线上，准备万不得已时逃到国外谋生的民族上层人士，纷纷弃暗投明，回乡向人民政府投诚自新；逃匿到深山密林或内地城市的民族上层人士也先后回归故里，协助政府开展工作。就这样，边疆地区的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了。中共蒙自地委第二书记的岳世华深有体会地说：“我们派多少工作队，开多少会，不如李和才、李呈祥走一趟，说句话，他们在边疆民族工作中有着我们无法取代的特殊作用。”（见《阿波李和才》）

1957年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成立

历届全国和地方哈尼族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极维护祖国统一。1959年4月，李和才、李呈祥与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的云南省少数民族代表、委员共同发言，严正地斥责了西藏反动集团的叛国行为，坚决拥护国务院关于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和彻底平息叛乱的命令，并全力支持西藏人民建设新西藏的斗争，表示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是各族人民彻底摆脱被奴役被压迫的命运、胜利前进的基本保证。强调我们国家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谁要是真正维护本民族人民的利益，首先就应当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这种统一和团结是各民族人民的最高利益，破坏了这种统一和团结，也就是破坏了本民族人民的最高利益。

1980年11月22日，元江举行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成立庆祝大会，李和才率省祝贺团前往祝贺。在庆典大会上，李和才讲到：“我们元江县，是滇南革命的老根据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在解放战争中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各族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水利、电站、公路、城市、糖厂等方面的建设很突出。水果和农作物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老百姓一年比一年富。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各民族是一家人，要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团结起来，把我们元江建设好！”李和才的讲话，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李和才在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县庆和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成立大会上都讲到：要跟着共产党，跟共产党不能三心二意，要坚持到底；要加强民族大团结，努力发展生产，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