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克拉夫与全球世界历史体系的新构思

随着人类历史逐渐由局部的分散走向统一的整体，世界历史的进程表现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全球化趋势越来越鲜明。与此同时，全球化问题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而随着全球化逐渐成为学术热点，以全球史观为指导的全球史也备受重视，全球史学派主张将全球文明看成一个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整体，各种文明的冲突与共融，尤其是文明之间的生产技术和社会文化交流，才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真正动力。

在国际学术界，全球史学派的创始人当首推马克思，原因在于，150年前马克思关于全球资本对新型市场的拓展和追求，已经将全球紧密关联起来的理论论述，日益为全球化的现实所证明。全球史学派在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历史学界都有代表性人物，全球史观和全球史学派的影响早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各种重构世界史的编纂潮流中已经开始显现出来。20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ery Barraclough，1908—1984年)在《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等著述中对全球史问题作过较为系统的阐释。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美国，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3卷本)、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和《全球通史》)等都是典型代表，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对于世界历史进程做了深入考察，推进了全球化历史史学的发展。目前，由于全球化已成为21世纪的重要趋势，对全球史观和全球化的历史研究也将进入一个更深入的阶段。

实际上，在20世纪英国史学的发展历程中，巴勒克拉夫以全球史观为指导，对于当代史学中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的重要阐释，构成当代英国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引起人们高度重视。

生于英国约克郡布拉福特的巴勒克拉夫，1926年进入牛津大学贝里奥学院主攻中世纪史。此后，有过德国慕尼黑大学留学背景，凭借德国传统史学方法的严格训练，巴勒克拉夫来到罗马从事正统的教皇史研究。1934年巴勒克拉夫回国，先后在牛津大学墨顿学院和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继续研究中世纪史，曾经担任《中世纪史研究》主编，成为西方学术界以中世纪研究为专业方向的顶尖学者。像其他英国多数著名历史学家那样，巴勒克拉夫的人生经历也颇具戏剧传奇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供职于英国外交部，曾荣任英国皇家空军少校，直接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战争期间，他的专业兴趣不灭，刻苦撰写的《现代德国的起源》研究报告既产生相当大的学术影响，又被英国和美国政府部门采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盟国的战时决策，产生社会效用。战争结束后，巴勒克拉夫来到利物浦大学担任中世纪史教授，1956年接任汤因比受聘为伦敦大学“斯蒂芬森国际关系史研究讲座”教授，兼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研究部主任，并接管学会年刊《国际事务概览》主编事务。但是作为颇具学术个性和独立政治思想的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不满于现状，终究由于与当局政治见解相左，1962年辞去了以上职务，带着固有的学术理想回到了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从事更为纯正的学术研究。巴勒克拉夫一生笔耕不辍，成就斐然，其主要著作包括《中世纪的德意志》(1938年)、《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1955年)、《当代史论纲》(1964年)、《欧洲的考验》(1976年)、《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1978年)、《世界历史的转折点》(1979年)、《基督教世界》(1981年)等。巴勒克拉夫在1964年荣任英国历史协会主席，可谓达到学术殿堂至尊，成为20世纪英国史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巴勒克拉夫学术思想活跃，及至晚年仍然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他于1965年远赴美国，先后在得克萨斯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讲学，接着长期执教于马萨诸塞州布兰代斯大学直至退休。巴勒克拉夫的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宏观的历史视角对西方中心论予以驳斥，主张撰写全球史。1955年，当巴勒克拉夫以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最先明确提出全球史观问题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此后，他在《当代史导论》(1967年)、《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年)、《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1978年)等著作中对全球史观及全球历史历程进行了大力阐释和论证，开启了西方学术界新一轮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也直接刺激了历史学家在全球史观指导下试图撰写真正世界历史的祈望。在巴勒克拉夫看来，当代历史学著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其全球性，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则是建立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的全球史。而这里，全球史则以抑制和抛弃西方中心论偏见的面貌出现，以求达到公正客观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对人类历史的贡献。至少在巴勒克拉夫看来，历史学家应该特别强调考察世界历史进程时应具有“全球性眼光”。巴勒克拉夫正确地指出，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欧洲优势的衰退，世界重心向非欧地区发生转移，亚非地区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也得到非常大的提高。

第二，充分阐述当代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提出一系列颇有新意的观点。《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是巴勒克拉夫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主持撰写的最能够体现作者关于当代史学问题的理解的著作。就当代史学的发展途径来看，当代历史学要更全面、更客观地研究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和规律，就应该关注生物学、气候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丰富研究成果，关注传统史学所忽视的各种历史因素和力量，充分利用其他社会学科为历史学研究提供的研究成果，促进历史学自身的演变。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旁征博引，广泛评析当代国际史学发展潮流中的各个主要派别，认为当代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就是以社会学为核心的其他社会科学和历史学联盟并逐渐融合。巴勒克拉夫正确地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新史学正是在社会科学的推动下才蓬勃发展起来的事实。一方面，他看到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发展目标方向上具有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却由于19世纪以来德国历史主义的人为因素而遭到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德国历史主义的破产，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才再度联手，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另一方面，巴勒克拉夫十分赞赏法国年鉴学派对新史学的巨大努力，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年鉴学派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成为当代史学的重要促进力量，主要就是因为年鉴史家们重视跨学科的联合，提倡历史学跳出自身的自留地，打破学科边界。年鉴学派和其他西方史学流派的共同努力，扩展了历史学研究的领域，成功地实现了传统史学研究范式向新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第三，巴勒克拉夫非常重视历史研究的组织化和机构化，强调广泛的国际合作和交流，提倡专业研究领域中的重点攻关。他认为当代史学的专业化并没有减弱，而档案机构作用的加强，新型技术手段的发展，更需要诸多历史学家联合起来，而联合的基本方式是组织化机构的建立。不过巴勒克拉夫在充分肯定史学研究组织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的同时，并不忽视历史学家个体在历史研究中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最后，在经过多年思考和资料准备后，为适应当代世界范围的社会变动和全球化趋势，巴勒克拉夫提出了关于当代世界体系的一些重要观点，内容涉及宏富，包括世界历史的性质、全球政治格局的形成、欧洲全球中心地位的没落、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亚非拉革命和民主社会的兴起等诸多重大主题。而这些内容主要体现于他1964年出版的《当代史导论》这部著作之中。

巴勒克拉夫著述的基本认识前提在于，在新的世界格局和历史条件下，当代历史学家必须从遵循这种时代变化的需要出发，重构和解释世界历史。从理论上看，在当代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西方中心论的逐渐破灭，宏观世界历史体系的建立需求日益鲜明，历史学家只有采取全球史观的视角，寻求全新的世界历史解释体系，揭示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和未来趋向。事实上，《当代史导论》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从多个角度综合分析世界历史运动的基本内容、基本框架和结构特征，时间跨19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百余年。这部著作最大的理论贡献，就在于它形成了一种新的宏观世界史体系理论，充分反映了当时西方史学界盛行的反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从宏观世界史和全球历史的角度，重新进行世界史研究的新思潮。在这里，全球史观与世界历史新体系合二为一，统一于巴勒克拉夫的史学思想体系之中。

英国各派史学家对20世纪英国史学发展问题进行了诸多思考，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见解，有些见解是直接针对19世纪史学研究的弊端而提出来的，接触到了一些历史过程和史学发展的实质性问题，有些颇能代表当代西方史学的新趋向。

20世纪英国史学给人印象至深的地方，是其史学成就和史学发展趋势的基本变化，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于传统历史观的演变，史学研究范式在学派纷争中逐渐发生转换，在经历了自由主义史学派、保守主义史学派和工党史学派之间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的对立与相异历史观的纷争之后，英国史学发展的价值旨趣之一，是从传统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关注国家政治、工人运动等重大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史范式向着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更多地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关注长期存在的社会深层结构与趋势的经济史、社会史范式的转变。英国史学的发展自然是和20世纪英国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史学出现新的发展方向的两股趋势:一是历史人口学的短期繁荣与发展;二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突破性进展。特别是六七十年代，随着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创立，在其代表人物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等人所倡导的自上而下研究历史与自下而上研究历史的整体历史观指导下，更注重“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史学研究范式，使得20世纪英国史学呈现出具有现代史学标识性意义的整体史发展趋势。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没有回避英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着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其代表人物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使自己史学观念和历史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更新，由此促成了20世纪中期以来波及国际史学界的一场马克思主义史学革命。从此，史学研究者开始把目光投放到更为广阔的领域，由此带来了史学认识主体在提出问题、解读新史料和形成新的解释路径方面，尤其是有史学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探索和解释框架的更新诸方面，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种从传统的政治史过渡到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路径，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再到相互整合的整体历史观的研究范式的演进，是20世纪英国史学发展具有根本的和国际意义的变化，值得总结和借鉴。

第二，在基于历史学自身发展进程的思考的史学理论更新方面，20世纪英国史学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典型成就是关于人类文明史的思考和全球史观的研究取向。在20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热衷于关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因此，史学理论的发展是英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20世纪英国史学发展的明显特征。相对于19世纪英国历史学发展历程中的辉格党人自由派史学理论研究的沉闷状况，随着20世纪新世纪的到来，一方面，英国新生代史学家如乔治·古奇最为典型地站在19世纪末的高度，理性地总结一个世纪西方史学的基本状况，也包括英国史学发展的进程、特点、规律及经验和教训，表现出英国历史学家们所具有的宏观理论思考的胸怀气度、综合能力和人格魄力;另一方面，对20世纪英国史学理论的反思、开拓与史学前景的展望，以卡尔的基于进步史观的史学理论探索和汤因比的基于“文化形态”史观对世界文明史或人类文明体系的历史学考察为代表，英国史学界对历史学学科特性的反省与探讨，从世界性的角度，对人类历史的整体性分析，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但人类世界历史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要求历史学家还需要拥有更为宏观的理论思考的思维品质乃至全球大尺度的历史眼光和视野，对人类社会发展历程进行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综合研究。

这实际上涉及“全球史观”的问题。从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区界限的“全球历史观”角度来说，最早系统提出“全球史观”的就是当代英国史家巴勒克拉夫，他从宏观上对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作了理论回顾、反思和阐释，提倡史学研究要跳出欧洲和西方思维局限，将历史研究的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与所有的时代。呼吁彻底抛弃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形态，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观，在更加广泛的世界历史视野中，即以“全球历史观”来考察历史。随后，在对待人类文明与世界历史的东西方发展进程与作用的态度问题上，许多西方学者呼吁树立全球历史观作为看待人类文明进程的基本理论，人们逐渐认识到，历史学家确实需要建立超越单一民族和某个中心地区的狭隘界限的世界历史体系，才能正确分析世界历史的各种力量因素，从而准确地诠释人类的历史，重现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分析西方历史编纂著作中的历史观和历史视野，可以发现这样的结果，就是世界历史观念已经实现了由“西方中心论”阶段，经由“文明多元论”阶段，向着“全球历史观”阶段的转变，其结果，在世界历史的编纂理论发展和史学实践过程中，“全球史观”和全球史写作的时代已露端倪。

应该说，20世纪世界历史时代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英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是英国史学界发生变革的基本前提，而20世纪新生的史学家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促成了英国史学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些变化，改变和打破了延续将近一个世纪的英国辉格党自由主义史学的沉闷氛围，表现出了宝贵的进步史学特点。20世纪60年代以卡尔发其端的英国进化史观风行一时，使20世纪英国现代历史研究面貌焕然一新，与19世纪传统史学明显区别开来。

第三，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日增，唯物史观得到广泛传播，并在英国历史学界确立了自身独特地位。

以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当是对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新认识与理解，并把它作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这本身就是一个理论创新和阐释的过程，也是确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独特地位的过程。

概括地讲，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成员在史学思想方法上当然各有独到之处，甚至特色鲜明自成一体，然而该群体最大的共同点则是拥有一种为他们自己丰富与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马克思唯物史观则仍然是其基本的理论核心。汤普森就坦诚表明，他们都坚定不移地认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交流，无论如何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历史过程的核心。汤普森还多次在与前苏东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同行的学术交流中强调，在英国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从事历史研究，就意味着按照马克思创立的传统进行研究。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任何可能的理由为拥有这种传统感到羞愧。甚至汤普森认为，这种传统正是首先由威廉·莫里斯所丰富和补充，它的内涵后来又为包括自己在内的诸如查尔德(V.Gordon Childe)、莫里斯·多布、多纳·托尔和乔治·汤姆逊(George Thomson)、希尔、希尔顿、霍布斯鲍姆、基尔南和萨维尔等一大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按照他们特有的专业研究方式所扩充，扩大了影响。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家就必须坚持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否则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者。

由是观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有一个较为深刻的理解和较为系统的言说。霍布斯鲍姆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其一，它的唯物史观立场，其理论基础直接扎根于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其二，它的思想工具性作用，致力于改变世界而不只是解释世界，而且像马克思那样是根据对社会及其变化的科学分析去进行改变。其三，它的全球史取向，试图形成关于世界的前后一贯和全面的观点。其四，它是开放性的体系，具有灵活的和可以无限发展的特点。这样的认识和观点从总体上反映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把握程度，也正是在这种理论认识基础上，他们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方法和行动的指南，而不是一堆教义和现成结论，用于指导历史研究，又在史学实践中进一步提升，进而确立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国际史学中的独特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