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思潮

20世纪上半期，人类经历了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经济危机、世界大战等复杂的社会历史进程，这些在形形色色的哲学思潮中的反映，形成了诸多哲学流派，但都可以归纳到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想体系之中。人本主义哲学着力探讨人的存在、人的处境和人的本质，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实用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学和存在主义等，都属于人本主义哲学范畴。它们共同的哲学特征首先是关注个体存在的价值，尼采、雅斯贝尔斯、柏格森、胡塞尔等在自己的著述中，都较系统地论述过这个问题；其次，人本主义哲学强调从非理性理解人的本质，而摒弃了理性主义。如叔本华认为，人最本质的东西是意志，理性不过是实现人的意志的工具。弗洛伊德则认为，人无意识中的本能性欲，赋予了人的全部行为以动机和力量。

20世纪一系列科学理论的提出，推动了科学主义思潮的蓬勃发展。科学主义哲学强调自然科学知识是最精确、最可靠的知识；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唯一正确有效的方法，一些学者力图将科学方法引入哲学领域，希望通过经验分析使哲学科学化、精确化。这一哲学流派被统称为分析哲学。它们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实证。分析哲学流派众多，其中逻辑实证主义有较广泛的代表性，它倡导科学，反对形而上学，催生并推动了哲学科学化运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科学哲学是一种思想和行动。20世纪50年代后，逻辑实证主义因狭隘的经验论和极端相对主义的倾向逐渐走向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新科学主义、科学实在论、反实在论和后现代科学主义哲学等。

凯恩斯主义，即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因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经济学思想而得名。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积极的干预政策，以消除经济危机和维持充分就业，而不是传统的“自由放任”。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首次系统阐发凯恩斯主义基本经济理论，被认为是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凯恩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产物。1929年，资本主义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急剧下降，贸易额锐减，失业人数激增，紧随危机之后是经济长期萧条。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对此束手无策，迫切需要有新的理论以挽救资本主义危局。凯恩斯主义否定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萨伊定律”。按照该定律，“供给会自行创造自己的需求”，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可以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的自发调节，从而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资本主义经济因此不会出现普遍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在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危机和慢性萧条的局面下，凯恩斯—反萨伊定律力主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具体内容是实行赤字财政，增加公共投资；通过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通过税收政策，促进国民收入再分配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凯恩斯主义的问世，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二战”后推行凯恩斯主义，对西方大国的经济复兴成效显著，70年代后走向衰落。

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粉碎了西方盛行一时的盲目乐观主义情绪，一些人尝试以新的视角探究西方文明的前途，文化形态史观应运而生。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的代表作《西方的没落》于1918年问世时轰动一时，成为“文化形态史观”奠基性著作。斯宾格勒认为，“文化是贯通过去与未来的世界历史的基本现象”，所谓世界历史就是各种文化的“集体传记”。文化是一种有机体，具有生物有机体一样的生命周期，它们的兴亡盛衰构成了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开展文化形态学研究，必须破除西方传统的史学观念，摆脱以西欧为中心，沿用“古代—中古—近代”这种体系来编纂世界历史，忽略或贬低其他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斯宾格勒把这种体系比作历史领域的托勒密体系，而他要进行“哥白尼革命”，以展现一群伟大文化竞相发展的生动图景。斯宾格勒认为8种业已存在过的高级文化类型：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希腊罗马文化）、伊斯兰文化、墨西哥文化、西方文化。前7种已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只有西方文化生命尚存，但它最终也会走向消亡。继斯宾格勒之后，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多卷本的《历史研究》中，承袭并发展了文化形态史观。汤因比将人类近6000年的文明史划分为21个文明社会，后来，他又增加了5个“停滞发展的文明”。汤因比还以“挑战与应战”的解释模式阐述文明社会的演进历程和兴衰动力。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在20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党内外一批知识分子在西方哲学的视阈中，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和分析社会现实的产物。其基本主张，是用各种西方社会思潮来解释、补充、重建马克思主义，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现代化”。 20世纪2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萌生时期。卢卡奇等人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只是国际共运中的一种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20世纪30—6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迅速发展，出现了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流派。他们致力于用各种西方社会思潮解释、补充、重建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步演化成具有国际性影响的社会思潮。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了“转向”。主要表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多元化发展，在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分化的同时，出现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等，着重探讨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和生态危机等。90年代冷战结束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点从哲学、文化问题转向政治、经济等现实问题；研究重心从对资本主义批判转向研究市场社会主义，而且出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原苏联东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合流的现象。

新自由主义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影响不大，一直处于边缘地位。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国家出现了以“滞胀”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失效。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执政时，美英等国经济学界出现了否定凯恩斯主义的热潮。为应对70年代经济危机，国际垄断资本把新自由主义视作灵丹妙药，加紧向全球传播。新自由主义的重要特征是把反对国家干预上升到理论化的高度，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是“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所以又称其为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是“三化”，即“市场化”、 “自由化”和“私有化”，强调把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都交给市场去自发调节；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将国有企业及公共服务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广义新自由主义，除伦敦学派外，还包括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和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发展的重要特征是愈益凸显意识形态化，如美国政府1990年炮制的 “华盛顿共识”，被西方学者认为有 “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三重特性。

早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美术界在批判印象主义画派时，一些画家最早使用了“后现代”。一般认为，以19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源头。尼采所宣扬的非理性主义和虚无主义，成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20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著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提出了有广泛影响的“后工业社会理论”； 1979年，法国哲学家J.F.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公开否定本体、本源和基础、原则；否认世界的整体性、统一性和确定性。这些在哲学、人文学科中引起广泛反响。 “后现代主义”形成于20世纪中叶，但时至今日，“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仍歧义纷呈，模糊不清。在西方学术界，它可表征社会形态、时代特征、思维方式，也指文化态度、精神价值、前沿的或怀旧的模式，等等。“后现代”强调所谓“永恒的变化”，力主一切都没有确定性，而只有模糊性、间断性、散漫性、不确定性、无序和凌乱、反叛与变形，以及断裂和倒错等。 “后现代主义”问世后，成为文学、音乐、美术、摄影、建筑设计、美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律学、人类学、地理学、史学等的时髦思潮。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是解构主义的创始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解构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彻底否定“结构主义”所强调的相对稳定性、有序性和确定性，追求真理不过是“一大幻想”而已。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人们反思西方的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的基本主张却是否定一切，否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文化发展的传承性，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否认客观的历史真理的存在，否认历史矛盾运动的规律性内容。他认为历史呈现出历史哲学的形态，所以历史不可能只有一种，有多少种理论的阐释，就会有多少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