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类属身份上努力谋求获得欧美诸国认可

1945—1969年，是日本在“政权类型”或“国家形式”这一类属身份^[3]上努力谋求归属和获得欧美诸国认可的阶段。这一阶段又可以细分为如下两个时期。

这一时期，虽然东久迩在其演说中依然视日本为世界大国，呼吁日本国民要保持大国国民的矜持，但其目的则是要日本国民遵守战败的约定，团结一致努力建设一个和平的新日本以取信于西方诸国。其后，历届首相在施政方针演说中强调最多的是号召日本国民要努力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日本，以期早日成为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一员。（参见表1）

至1956年1月30日第24届国会，日本国家的自我认知迎来了一个变化的节点，时任首相的鸠山一郎首次宣称日本已经成为自由主义国家的一员了。他在第24届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称：“毋庸赘言，我国外交的基本方针是，作为自由主义阵营的一员，当然要与以美国为首的其他民主主义诸国保持合作，政府今后还将进一步密切与这些国家的合作……我国要完善与国力与国情相应的自卫力量，准备好用自己的手来保卫自己的国家，做好美国驻军撤退的准备，这是毋庸赘言的事情。政府考虑在明年度也要在增强必要的自卫队人员和装备的同时，为完善相关防卫政策尽快确定国防会议的构成等。”^[4]

虽然鸠山一郎宣称日本已经是自由主义阵营的一员，但通过其演说可以推知，其中或许有很多言不由衷之处。例如，他还说：“我不止一次讲过，我国欲实现真正的自主独立，就需要把被占领时期制定的各种法令和制度按照我国国情予以修改。我在上次国会提出了两个施政目标，即修改宪法和改革行政机构。我坚信，这两个目标才是作为衷心期盼日本之独立的为政者在终战十年的今天最当优先考虑的事情。特别是关于规定国之大本的宪法，其内容与制定时的经纬和形式具有非常大的意义。我一直在考虑，为了推进日本国民用自己的手来制定自己的宪法的准备，首先内阁应该通过设立宪法调查会的手续，开始慎重地探讨此事。”^[5]在这方面，现任首相安倍晋三也有着相同的认知。例如，安倍曾在其著作中称：“《旧金山和约》不过是让日本形式上恢复了主权，战后日本的体制如宪法以及规定教育根本方针的《教育基本法》完全是被占领时期制定的。国家的框架必须由日本国民自己亲手从空白做起。只有这样才能恢复真正的独立。而修宪才是恢复独立的象征，是具体的手段和途径。”^[6]

此外，在这第一阶段的第一个时期，关于日本国家的自我认知不能不提到所谓的“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其实，恰如吉田茂在其1963年的著作中所述，所谓经济优先、建立“非武装国家”，这绝非其一成不变的既定国家建设方针。所谓的非武装，不过是限于当时的日本国情作出的临机判断而已。吉田茂认为，20世纪60年代时的日本，“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技术上乃至学术上均已经发展到了与世界一流为伍的独立国日本，已经早就过了那种依靠他国防卫力量的阶段，如果不改变这种一味依赖他国来保卫日本的现状，作为一个国家而言可谓是处于一种单个车轮运行的状态，在国际外交上也是绝不会受到尊重的”。^[7]因此，用日本著名政治家小泽一郎的话讲，后世人们都“误解了所谓的吉田路线”^[8]。也就是说，当时的吉田茂与今日的安倍晋三在谋求日本拥有独立的军事力量方面的想法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表1 日本首相施政方针演说中的相关表述（1945—1956年）

这一时期，日本历届内阁依然很注重在“政权类型”或“国家形式”这一类属身份上对欧美诸国的归属，强调要建设一个自由、和平、民主、独立的日本，与此同时，为了做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国家阵营之一员，开始强调以西方国家为目标把日本建设成“福利国家”。（参见表2）

“福利国家”最早由石桥湛山内阁在1957年2月4日第26届国会上提出。当时首相石桥湛山因病在疗养，由时任外务大臣的岸信介代为演说。其后的岸信介内阁也继承了“福利国家”这一发展目标。岸信介内阁时积极谋求修订《日美安保条约》以实现日美平等。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修订后，同年2月1日第34届国会上岸信介发表演说称：“由此日美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扫至今多少残存的战后色彩，完全进入了新的阶段。我国也成为自由主义诸国之一员。”^[9]但事实上，恐怕至今也不会有哪位日本政治家真的相信日美关系是平等的。岸信介之外孙、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声称要摆脱战后体制也正是因为其一直认为美主日从的日美关系是不平等的。

在这个时期，历届日本内阁除了像第一个时期那样依旧注重对西方国家的归属外，在判断“我是谁”，即在进行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的判断时，也开始关注地缘上属于亚洲国家之一员的类属身份。但是，这种国家认知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是，前者注重类属，后者更注重角色，即前者注重对西方阵营的归属，是在谋求一种国家形式上的类属身份，而后者强调其作为亚洲一员的身份时，则更多的是在追求一种以西方阵营之一员的姿态，在亚洲事务特别是经济事务方面发挥作用的角色身份。例如，在1962年1月19日第40届国会上，池田勇人在演说中就明确地讲：“我国作为亚洲的一员，要仔细斟酌如何参与到美国及其他自由诸国对亚洲诸国的援助计划中去，在努力推动增进与这些国家的贸易的同时，拥有积极地配合其经济和平建设的任务。”^[10]池田勇人内阁认为日本的福利国家建设水平赶上西方诸国已经为时不远，并开始探讨描绘独具日本特色的高度福利国家的建设蓝图。与此同时，池田内阁也开始更多地思考如何在亚洲发挥日本的作用。1964年1月21日第46届国会上池田勇人在施政方针演说中称：“我确信，我国只有作为坚定且有品位的民主主义国家持续发展下去，才会对亚洲的安定与繁荣作出有形无形的贡献……与中国大陆之间本着政经分离的原则进行民间层面的通常的贸易是我们的方针。”^[11]众所周知，依据“政经分离”原则处理中日关系至今依旧是中日两国各阶层广泛认可的重要原则，大概日本政府首次明确提出这一原则，就是在这次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其语意中的类属身份与角色身份之区分亦清晰可见。

表2 日本首相施政方针演说中的相关表述（1957—1969年）

续表

总体而言，1945—1969年这段时期，日本国家的自我认知大体上属于以追求在“政权类型”或“国家形式”这一类属身份上对欧美诸国的归属为主，为了获得这种类属身份，日本不仅在政治制度上尽量采纳欧美的民主制度，而且将西方的福利国家建设确定为日本国家的发展目标。当日本经济获得飞跃发展成为发达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从日本历届首相的施政方针演说来看，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的参照物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欧美国家，也开始强调日本作为亚洲一员的身份，探索在维护日美安保体制的前提下发挥其身居亚洲的地缘优势的同时与亚洲诸国进行超越意识形态的经贸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