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东征日本

忽必烈东征日本

元世祖忽必烈大帝很早就有令日本臣服的想法。至元三年（1266年）八月，忽必烈遣兵部侍郎里德、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结果高丽向导只是把蒙古使臣引至巨济岛就返回了，没能到达日本。第二年六月，忽必烈又一次派里德等出使日本，这次他命令高丽方面务必要将使臣护送到日本。于是高丽国王就派朝臣潘阜等代替蒙古使节传书至日本。结果当时的日本国执政镰仓幕府态度强硬，拒不答复元朝国书，潘阜等人只能无获而归。至元五年（1268年），忽必烈第三次派里德等人出使日本。然而元使到达对马岛之后，仍是被日本国拒之门外。至元八年和至元九年（1272年），忽必烈又两次派秘书监赵良弼出使日本，均被滞留于日本太宰府，未能入京都。

经过这么多年交涉，遣使五次出访均不成，忽必烈终于忍不住了，决心使用武力。其实早在至元七年（1270年），忽必烈就开始有武力攻打日本的念头，他曾下令在高丽屯田，并且储备攻日的粮饷。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命屯戍高丽的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率兵一万五千人，大小战船共计九百艘，出征攻打日本。随后又设立征东元帅府，以忻都、洪茶丘为都、副元帅，军队人员由原先的增加到两万五千人。十月，元军从合浦（今朝鲜马山）出发，直驱日本。日本天皇征集藩属兵约十万余人迎战。元军来势汹汹，攻占了对马、一岐两岛，最后在肥前国松浦郡、筑前国博多湾（今福冈附近）登陆。日军坚决抵抗，这使元军的首战只是小小获胜，并没能深入。不久元军在日本遭遇台风，大部分战船均遭到毁坏，加上兵疲箭尽，无心再战，只得仓促撤回。因该年为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所以这场战役在日本史上又被称为“文永之役”。

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忽必烈重新派出礼部侍郎杜世忠等出使日本。岂料杜世忠等人员一到日本，便被镰仓幕府处死。这一消息一直被封锁，直至至元十七年（1280年）才传回元朝。忽必烈大怒，决心再次征讨日本。这一年的下半年，元朝开始征调军队（包括结集南宋新附军），并成立了征东行省（亦称日本行省），用以主持征伐大计。

至元十八年（1281年）正月，忽必烈将元军分作两路远征日本。五月，又令征东行省右丞忻都、洪茶丘和都元帅金方庆，率蒙、汉、高丽军共四万人组成的东路军，驾战船九百艘，依然从高丽合浦出发，由筑前去驾岛登陆。遭到日军顽强抵抗后，东路元军退至鹰岛，又转攻对马、一岐、长门等地。到了六月，行省右丞相阿塔海，右丞范文虎，左丞李庭、张禧等率新附军和强行征发来的江南士兵共十万人组成的江南军，驶战船三千五百艘，从庆元（今宁波）、定海起航。两路大军约于六月之前会师于壹岐岛及平壶岛。至七月，两路大军按约在平壶岛会合后，主力驻屯在鹰岛，偏师则进屯平壶岛，计划兵分几路攻占太宰府。但是因为元军统帅之间产生了不和，直接影响了军务。同时因为日军戒备森严，元军在鹰岛持续滞留，时间竟达一月之久。八月初一夜，元军更遭遇了飓风袭击，致使大部分船只沉没，船上的军士亦溺死者无数。初五，范文虎（南宋降将）临阵脱逃，“独帆走高丽”。此人自行落跑后，竟把十多万元军将士都弃留在海岛上。待日军上岛后，两军展开激战，元军大部分将士战死沙场，数万士卒被俘。日军押了这些战俘前往八角岛留做奴隶。此次背水大战中生还的不足五分之一。因这一年为日本俊宇多天皇弘安四年，于是日本史志又称这一战役为“弘安之役”。

两次出师失利却未曾让忽必烈放弃征服日本的计划。至元二十年（1283年）年初，忽必烈再次下令重建攻日大军，并开始大肆建造船只，搜集粮草，这大大加重了江南民众的负担，引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强大的压力让忽必烈只能暂缓造船事宜。至元二十二年，忽必烈再次下令大造战船。到了年底，又征调江淮等地漕米百万石运向高丽合浦，并正式下令禁军五卫、江南、高丽等处军队准备在第二年春天出师，秋天集结军队于合浦。后因遭到了部分大臣的反对，同时也因为此时还要对安南用兵，因此忽必烈不得不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正月下诏罢征日本。这以后，元朝虽然还涉及过几次有关征伐日本的议论和准备，但终未能实现。一直到大元末，元朝和日本政府之间的僵局始终未破。中日交往主要依靠民间贸易及僧侣间的往来。元朝政府虽在政治上与日本僵持，但对这种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还是给予了支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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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两次征日失败，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是从元军而言，其向来善陆战，不善海战，临时征调，军队成分复杂，内部将卒不和，缺乏统一指挥，加之对于日本地形相当陌生，登陆地点选择也颇为不当。另一方面从日本来说，日本军民均为自告奋勇参加抗战，凝聚力强。加上中朝人民的反元斗争、武装起义频繁。有些史家把台风突发认作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但其实，台风袭击只影响了其失败的程度，绝非决定因素。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海洋性气候只能认定是元朝惨败的客观因素，但不是主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