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东征日本
元世祖忽必烈大帝很早就有令日本臣服的想法。至元三年(1266年)八月,忽必烈遣兵部侍郎里德、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结果高丽向导只是把蒙古使臣引至巨济岛就返回了,没能到达日本。第二年六月,忽必烈又一次派里德等出使日本,这次他命令高丽方面务必要将使臣护送到日本。于是高丽国王就派朝臣潘阜等代替蒙古使节传书至日本。结果当时的日本国执政镰仓幕府态度强硬,拒不答复元朝国书,潘阜等人只能无获而归。至元五年(1268年),忽必烈第三次派里德等人出使日本。然而元使到达对马岛之后,仍是被日本国拒之门外。至元八年和至元九年(1272年),忽必烈又两次派秘书监赵良弼出使日本,均被滞留于日本太宰府,未能入京都。
经过这么多年交涉,遣使五次出访均不成,忽必烈终于忍不住了,决心使用武力。其实早在至元七年(1270年),忽必烈就开始有武力攻打日本的念头,他曾下令在高丽屯田,并且储备攻日的粮饷。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命屯戍高丽的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率兵一万五千人,大小战船共计九百艘,出征攻打日本。随后又设立征东元帅府,以忻都、洪茶丘为都、副元帅,军队人员由原先的增加到两万五千人。十月,元军从合浦(今朝鲜马山)出发,直驱日本。日本天皇征集藩属兵约十万余人迎战。元军来势汹汹,攻占了对马、一岐两岛,最后在肥前国松浦郡、筑前国博多湾(今福冈附近)登陆。日军坚决抵抗,这使元军的首战只是小小获胜,并没能深入。不久元军在日本遭遇台风,大部分战船均遭到毁坏,加上兵疲箭尽,无心再战,只得仓促撤回。因该年为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所以这场战役在日本史上又被称为“文永之役”。
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忽必烈重新派出礼部侍郎杜世忠等出使日本。岂料杜世忠等人员一到日本,便被镰仓幕府处死。这一消息一直被封锁,直至至元十七年(1280年)才传回元朝。忽必烈大怒,决心再次征讨日本。这一年的下半年,元朝开始征调军队(包括结集南宋新附军),并成立了征东行省(亦称日本行省),用以主持征伐大计。
至元十八年(1281年)正月,忽必烈将元军分作两路远征日本。五月,又令征东行省右丞忻都、洪茶丘和都元帅金方庆,率蒙、汉、高丽军共四万人组成的东路军,驾战船九百艘,依然从高丽合浦出发,由筑前去驾岛登陆。遭到日军顽强抵抗后,东路元军退至鹰岛,又转攻对马、一岐、长门等地。到了六月,行省右丞相阿塔海,右丞范文虎,左丞李庭、张禧等率新附军和强行征发来的江南士兵共十万人组成的江南军,驶战船三千五百艘,从庆元(今宁波)、定海起航。两路大军约于六月之前会师于壹岐岛及平壶岛。至七月,两路大军按约在平壶岛会合后,主力驻屯在鹰岛,偏师则进屯平壶岛,计划兵分几路攻占太宰府。但是因为元军统帅之间产生了不和,直接影响了军务。同时因为日军戒备森严,元军在鹰岛持续滞留,时间竟达一月之久。八月初一夜,元军更遭遇了飓风袭击,致使大部分船只沉没,船上的军士亦溺死者无数。初五,范文虎(南宋降将)临阵脱逃,“独帆走高丽”。此人自行落跑后,竟把十多万元军将士都弃留在海岛上。待日军上岛后,两军展开激战,元军大部分将士战死沙场,数万士卒被俘。日军押了这些战俘前往八角岛留做奴隶。此次背水大战中生还的不足五分之一。因这一年为日本俊宇多天皇弘安四年,于是日本史志又称这一战役为“弘安之役”。
两次出师失利却未曾让忽必烈放弃征服日本的计划。至元二十年(1283年)年初,忽必烈再次下令重建攻日大军,并开始大肆建造船只,搜集粮草,这大大加重了江南民众的负担,引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强大的压力让忽必烈只能暂缓造船事宜。至元二十二年,忽必烈再次下令大造战船。到了年底,又征调江淮等地漕米百万石运向高丽合浦,并正式下令禁军五卫、江南、高丽等处军队准备在第二年春天出师,秋天集结军队于合浦。后因遭到了部分大臣的反对,同时也因为此时还要对安南用兵,因此忽必烈不得不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正月下诏罢征日本。这以后,元朝虽然还涉及过几次有关征伐日本的议论和准备,但终未能实现。一直到大元末,元朝和日本政府之间的僵局始终未破。中日交往主要依靠民间贸易及僧侣间的往来。元朝政府虽在政治上与日本僵持,但对这种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还是给予了支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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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两次征日失败,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是从元军而言,其向来善陆战,不善海战,临时征调,军队成分复杂,内部将卒不和,缺乏统一指挥,加之对于日本地形相当陌生,登陆地点选择也颇为不当。另一方面从日本来说,日本军民均为自告奋勇参加抗战,凝聚力强。加上中朝人民的反元斗争、武装起义频繁。有些史家把台风突发认作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但其实,台风袭击只影响了其失败的程度,绝非决定因素。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海洋性气候只能认定是元朝惨败的客观因素,但不是主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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