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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出生率的变化

时间:2022-05-14 百科知识 联系我们
【摘要】:一个集团人口的扩张给其他集团造成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并引起了抵制。然而,导致这些冲突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在科索沃发生的人口变化。然而,阿尔巴尼亚族的出生率是欧洲国家中最高的,因此,科索沃便成为南斯拉夫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至80年代末,人口对比的变化导致了阿尔巴尼亚族提出科索沃享有南斯拉夫共和国地位的要求。声明要求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制止在科索沃发生的对塞尔维亚人的种族灭绝行为。

人口和政治

原因:历史、人口和政治

促成20世纪末断层线战争高潮,以及穆斯林在这些冲突中起主要作用的原因是什么?首先,这些战争有其历史根源。不同文明集团间过去发生的断断续续的断层线暴力冲突,仍然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这些记忆反过来又引起了双方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南亚次大陆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北高加索的俄罗斯人和高加索人,外高加索的亚美尼亚人和上耳其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巴尔干的天主教徒、穆斯林和东正教徒,从巴尔干到中亚的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遍布非洲大陆的阿拉伯人和黑人,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之间的全部关系要么是不信任地共处,要么是发生激烈的暴力冲突。历史遗留的冲突会被那些认为有理由这样做的人利用和使用。在这些关系中,历史是活生生的,完整的,并且是可怕的。

然而,历史上断断续续发生的屠杀本身并无法解释,为什么20世纪末暴力冲突又再次出现。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毕竟非常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印度的穆斯林教徒和印度教徒也是如此。除由政府造成的少数明显例外,苏联的许多民族和宗教集团都曾和平共处。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在一个常常被称为热带乐园的岛屿上也曾平静地共同生活着。历史并未阻止这种相对和平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优势,因此,它本身并不能解释和平被打破的原因。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一定是出现了其他一些因素。

人口对比的变化就是这样的因素之一。一个集团人口的扩张给其他集团造成了政治、经济社会压力,并引起了抵制。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人口增长较少的集团造成了军事压力。70年代初,黎巴嫩历时30年的法律秩序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是什叶派人口相对于马龙派基督教人口急剧增长所致。加里·富勒指出,在斯里兰卡,1970年僧伽罗民族主义分子暴动的高峰和80年代末泰米尔人暴动的高峰,与这些集团中15-24岁的“青年人口膨胀”超过斯里兰卡全部人口20%的年份完全吻合(见图10.1)。(注27)一位美国驻斯里兰卡外交官注意到,僧伽罗暴动分子事实上都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据报道,泰米尔猛虎组织“在依靠娃娃兵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它招募“甚至才11岁的男孩和女孩”,在战斗中被杀害者“有的死时尚不足10岁,仅有少数人超过18岁。”《经济学家》杂志评论道:猛虎组织止在发动一场“未成年人的战争”。(注28)同样,俄罗斯人与其南面的穆斯林之间的断层线战争,也是由于人口增长的重大差异造成的。90年代初,俄罗斯联邦的人口出生率是1.5%,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主要为穆斯林的中亚地区的人口出生率为4.4%,80年代未后者的人口净增长率(出生率减死亡率)是俄罗斯的5-6倍。80年代,车臣的人口增长了26%,而车臣地区是俄罗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它的高出生率导致了向外移民,并为战争提供了兵源。(注29)穆斯林的高出生率,以及从巴基斯坦向克什米尔的移民,再次刺激了对印度统治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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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斯里兰卡:僧伽罗人和奉米尔人青年人口膨胀
(15-24岁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

导致前南斯拉夫文明间战争的复杂过程有许多原因和爆发点。然而,导致这些冲突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在科索沃发生的人口变化。科索沃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自治省,除了脱离权外,它拥有6个南斯拉夫共和国事实上拥有的各项权利。1961年,科索沃人口中的67%为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24%为东正教塞尔维亚人。然而,阿尔巴尼亚族的出生率是欧洲国家中最高的,因此,科索沃便成为南斯拉夫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至80年代,将近50%的阿尔巴尼亚族人的年龄在20岁以下。在人口问题的压力下,塞尔维亚人从科索沃流向贝尔格莱德和其他地方以寻求经济机会。结果,至1991年,在科索沃的人口中90%为穆斯林,10%为塞尔维亚人。(注30)尽管如此,塞尔维亚人仍将科索沃视为他们的“圣地”或“耶路撒冷”,它是一些历史事件的遗址,其中包括于1389年6月28日发生的一场大战。在那场战争中,塞尔维亚人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击败,并在其后将近500年的时间里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

至80年代末,人口对比的变化导致了阿尔巴尼亚族提出科索沃享有南斯拉夫共和国地位的要求。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政府抵制了这一要求,担心科索沃一旦拥有脱离权便会如此实行,或者与阿尔巴尼亚合并。1981年3月,阿尔巴尼亚族人中爆发了抗议和骚乱以支持获得共和国地位的要求。按照塞尔维亚人的说法,阿尔巴尼亚族针对塞尔维亚人的歧视、迫害和暴力的活动不断增加。一位克罗地亚新教徒说:“70年代末以来发生了无数起暴力事件,包括毁坏财产、使人丧失工作、骚扰、奸淫、打斗和屠杀。”这一事态的后果是,“塞尔维亚人宣称他们面临的威胁具有种族灭绝的性质,这是他们再也无法忍受的。”科索沃塞尔维亚人的誓言得到了塞尔维亚境内其他地方的响应,其结果是1986年发表了由200人签名的声明,签名者有著名的塞尔维亚知识分子、政治家、宗教领袖、军官,还包括自由反对派杂志《实践》的编辑。声明要求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制止在科索沃发生的对塞尔维亚人的种族灭绝行为。根据对种族灭绝所作的任何合理定义,塞尔维亚人的指控应当说是极度地夸大其辞,然而一位同情阿尔巴尼亚族的外国观察家说:“在80年代,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分子应当对大量针对塞尔维亚人的暴力攻击,以及对一些塞尔维亚人的财产破坏负责”。(注31)

所有这一切激起了塞尔维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而米洛舍维奇则看到了他的机会。1987年,他在科索沃发表了一个重要讲活,呼吁塞尔维亚人对自已的土地和历史提出权利要求。“紧接着,大批的塞尔维亚人——共产主义者,非共产主义者,甚至反共产主义者——开始聚集在他的周围,决心不仅保护科索沃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而且要镇压那里的阿尔巴尼亚族,将他们变为二等公民。米洛舍维奇很快地被公认为民族领袖。”(注32)两年之后,于1989年6月28日,米洛舍维奇带领着100万—200万塞尔维亚人回到科索沃,参加历史上那场标志着他们与穆斯林之间要不断进行战争的伟大战役600周年纪念活动。

阿尔巴尼亚族人口和力量的增长在塞尔维亚人中引起的恐慌和民族主义情绪,由于波斯尼亚的人口变化而进一步加剧了。1961年,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的人口中,43%为塞尔维亚族,26%为穆斯林;至1991年,那里的人口比率几乎完全相反:塞尔维亚族人口所占比率降至31%,而穆斯林人口升至44%。在这30年中,克罗地亚族人口所占比率从22%降至17%。一个种族集团人口的扩张导致了另一个集团的种族清洗。“我们为什么要杀害儿童?”,一个塞尔维亚族战士在1992年自问自答道:“因为总有一天他们会长大,到那时我们还得去杀他们。”不那么残忍的波斯尼亚克罗地亚族当局,则采取了行动阻止它们的地域被穆斯林“人口占领”。(注33)

人口对比的变化和青年人以20%或更高比率的增长,是导致20世纪末许多文明间冲突的原因。然而,它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冲突。例如,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战斗就不能归结为人口。这个问题只有一部分可以归因于历史,因为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克罗地亚乌斯塔什分子屠杀塞尔维亚人之前,两个民族一直相对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在这里以及在其他地方,政治也是造成冲突的一个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引致了各后继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种族和文明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法国和荷兰帝国的崩溃也造成了同样的后果。冷战结束时,共产主义政权在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垮台所造成的后果亦不例外。当人们已不再可能自认为是共产主义者、苏联公民或者南斯拉夫人之时,便迫切地需要寻求一种新的认同。他们在旧有的族性和宗教中找到了这种认同。压制的然而是和平的国家秩序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信奉不同上帝的民族不以暴力取代他人的上帝。

正在形成的政治实体推行民主的需要加速了这一进程。当苏联和南斯拉夫已开始分裂时,权力精英们便不再组织全国大选。如果他们这样做了,政治领袖们就会为夺取中央权力而展开竞争,向选民呼吁建立多民族和多文明的政权,并在议会中建立类似的多数联盟。但是,苏联和南斯拉夫的选举首先是以共和国为基础的,这就不可抗拒地刺激了政治领袖们去进行反对中央的运动,调动本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促进自身所在的共和国的独立。甚至在波斯尼亚1990年的大选中,民众的选票也是严格地按照种族来划分的。多民族的改革党和前共产党各自所得的选票都不足10%。穆斯林民主行动党的得票率为34%,塞尔维亚民主党为30%,克罗地亚民主联盟为18%。这个比例大致接近于穆斯林、塞族和克族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所有共和国进行的第一次公平竞争的选举中,得胜者几乎都是能够调动起民族情绪,并许诺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反对其他种族集团、捍卫本民族特性的政治领袖们。竞选提高了民族主义的号召力,并促使断层线冲突激化为断层线战争。用博格丹·戴尼奇的话来说,当“种族成为民众的构成成分时”(注34),其最初的结果就是论战或战争。(www.guayunfan.com)

现在的问题仍然是,为什么在20世纪结束时,穆斯林远比其他文明的人卷入了更多的集团间暴力冲突?情况是否总是如此?过去,基督教徒曾杀害其基督教兄弟和大量其他人民。评价整个历史中各文明的暴力倾向需要广泛的研究,而在这里是做不到的。这里所能做的,就是确认造成当前穆斯林集团暴力活动的可能原因,包括伊斯兰内部和外部的暴力活动,并将在整个历史中造成集团冲突更大倾向的那些原因,如果这种倾向存在的话,与仅仅造成20世纪末暴力倾向的原因区分开来。可能的原因共有六个,其中三个仅能解释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另外三种则既能解释前者又能解释伊斯兰教内部的暴力冲突。同样,其中三个仅解释了当代穆斯林的暴力倾向,另外三个则既能解释当代又能解释历史上穆斯林的暴力倾向,如果它存在的话。然而,如果这种倾向在历史上并不存在,那么,其假定原因就不能解释不存在的历史倾向,因而大概也不能解释已被证明的当代穆斯林集团的暴力倾向。后一种倾向,只能用在过去几百年里不曾存在的20世纪的原因来加以解释。(表10.4)

表10.4 穆斯林冲突倾向的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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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有人论证说,伊斯兰教从创始起就是一个尚武的宗教。伊斯兰教起源于“好战的贝都因游牧部落”,伊斯兰教的基础深深地打上了“这种暴力起源的烙印。穆罕默德本人就是作为一位坚强的战士和高超的军事指挥家留在人们记忆之中的”(注35)没有人会这样形容基督或者释迦牟尼)。据说,伊斯兰教的教义指示教徒向非教徒发动战争。然而,当伊斯兰教最初的扩张逐渐停止之后,穆斯林集团违背了教义,在自已人中间展开了战争。内部冲突相对于圣战的比率急剧上升。古兰经和其他有关穆斯林信仰的陈述几乎都不禁止使用暴力,在穆斯林的教义和实践中没有非暴力的概念。

第二,伊斯兰教从其发源地阿拉伯半岛传播到北非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以后又传播到中亚、南亚次大陆和巴尔干,这使得穆斯林直接接触了许多不同的民族,他们被征服并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一进程的遗产现在仍然存在。随着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的征服,城市里的南斯拉夫人往往皈依了伊斯兰教,而居住在乡村的农民却没有,因此产生了穆斯林波斯尼亚人和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差异。与此相反,俄罗斯帝国向黑海、高加索和中亚的扩张,使得它与各穆斯林民族发生了几百年间持续不断的冲突。西方在其权力相对于穆斯林达到顶点之时提出让犹太人在中东建立家园,则奠定了阿拉伯-以色列持续对抗的基础。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陆地上的扩张,导致两者在整个欧亚大陆紧密相邻地生活在一起。相反,西方在海上的扩张通常没有导致西方人与非西方民族毗邻而居,因为除了在南非,这些非西方民族要么已臣服于欧洲的统治,要么已事实上被西方殖民者大批杀害了。

造成穆斯林-非穆斯林冲突的第三个可能原因,是一位政治家在谈论自已的国家时所说的:穆斯林的“不相容”。但是,这种不相容是两方面的,穆斯林国家和非穆斯林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的问题,与非穆斯林国家和穆斯林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的问题类似。伊斯兰教是一个绝对的信仰,而且在这一点上更甚于基督教。它把宗教和政治结合在一起,将信仰伊斯兰教者和非信仰者明确地区分开来。其结果是,儒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西方基督教徒和东正教徒彼此相互适应和生活在一起,较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与穆斯林相互适应和生活在一起,要更为容易。例如,华人在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是在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的少数民族,他们已成功地融入了信仰佛教的泰国社会和信仰基督教的菲律宾社会。事实上,在这两个国家里并没有出现多数民族集团反对华人的暴力活动的重要例证。与此相反,在穆斯林的印度尼西亚和穆斯林的马来西亚,发生了反对华人的暴乱和(或者)暴力活动,华人在那些社会里的作用仍然是非常敏感的、可能爆发的潜在问题,而在泰国和菲律宾的情况就并非如此。

好战,不相容,以及与非穆斯林群体相邻,仍然是穆斯林持续存在的特点,而且是造成整个历史过程中穆斯林具有冲突倾向的原因,如果这种倾向存在的话。另外三个暂时而有限的因素,则造成了20世纪末穆斯林的冲突倾向。穆斯林的解释是,西方推行帝国主义和穆期林社会在19世纪、20世纪的屈从地位,使人们产生了穆斯林在军事和经济上软弱无能的印象,因而促使非穆斯林集团将穆斯林视为进攻目标。根据这个观点,穆斯林是广泛传播的歧视穆斯林思想的受害者,正如历史上曾在西方出现的歧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现象一样。阿克巴·艾哈迈德断言:诸如巴勒斯坦人、波斯尼亚人、克什米尔人和车臣人这样的穆斯林群体,像“印第安红种人一样,是受压迫的群体,他们被剥夺尊严,被困在用祖先遗留下的土地改建成的居住区内。”(注36)但是,穆斯林是受害者的观点无法解释在诸如苏丹、埃及、伊朗和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多数民族和非穆斯林少数民族之间发生的冲突。

一个更具说服力的因素或许能够解释伊斯兰内部和外部冲突的原因,那就是在伊斯兰社会中缺少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核心国家为伊斯兰辩护的人常常宣称,西方批评伊斯兰的人相信在伊斯兰集团中存在一个中心的、搞阴谋的指导力量,它动员和协调伊斯兰反对西方和其他民族的行动。如果批评家们相信这一点,那他们就错了。伊斯兰之所以成为世界上一个不稳定的根源,就在于它缺少一个起主导作用的中心。那些渴望成为伊斯兰世界领袖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潜在的还有印度尼西亚,都竞相在穆斯林世界发挥影响。但是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未处于能够调解伊斯兰内部冲突的强有力地位;也没有一个能够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集团发生冲突时,作为代表伊斯兰的权威出面讲话。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伊斯兰社会的人口爆炸,此外,15-30岁年龄段中常常存在的大量男性失业者,也是造成不稳定,以及伊斯兰内部和反对非穆斯林暴力活动的自然原因。不论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在起作用,单是这一因素就足以解释80和90年代穆斯林暴力行动的原因。到21世纪30年代,随着“生育高峰期”的一代人步入老年和穆斯林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穆斯林的暴力倾向可能会随之减弱,断层线战争的频率和强度也会普遍下降。

【注释】

[1]原文如此。——编者注

[2]在我《于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没有一句话“比血腥的伊斯兰边界”招致更多的批评了。我的判断是基于一份有关文明间冲突原因的调查报告,大量不带偏见的资料完全证明了它的正确。——原书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