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货币理论

代表人物和思想渊源

现代货币主义（Monetarism）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它一开始就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抗者的面貌出现。其领袖和奠基者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其他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卡尔·布朗纳（Karl Brunner，1916—1989）、艾伦·梅尔泽（Allan Meltzer，1928—　）等，英国经济学家艾伦·沃尔特斯（Alan Walters，1926—2009）、戴维·莱德勒（David Laidler，1938—　）、迈克尔·帕金（Michael Parkin，1939—　）等。弗里德曼是自由企业制度和货币主义政策最热情和最有效的倡导者，并以此摘得了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

货币主义根源于传统货币数量论。货币数量论的核心论点是：物价水平的高低和货币价值的大小是由一国货币数量决定的，货币数量增加引起物价上涨，货币价值下降，货币数量减少则引起相反的变化。

至少从18世纪以来，货币数量论就构成了古典货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19世纪的许多经济学家，包括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大师大卫·李嘉图，都信奉货币数量论。20世纪初，货币数量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提出了“现金交易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和庇古提出了“现金余额说”。

关于费雪的现金交易说，前面第九章中已经作过介绍，现在说明一下现金余额说。1917年，庇古根据马歇尔的学说，在《货币的价值》一文中提出了以“现金余额说”为基础的剑桥方程式，即M＝kPy。其中，P代表一般物价水平，y代表真实的国民收入，M代表人们手中持有的货币数量，k代表人们手中经常持有的货币数量与名义国民收入Py的比率，相当于费雪的交易方程式（MV＝PT）中V的倒数。庇古认为，人们自愿在手中持有的实际现金余额取决于实际国民收入y，两者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在ky保持不变的情况下，M与P就成正比例变化。可见，剑桥方程式和交易方程式的结论是相同的，都认为物价水平的高低取决于货币数量的多少；所不同的是，交易方程式强调货币在支付过程中的作用（货币供给的作用），而剑桥方程式则强调人们手持现金的作用（货币需求的作用）。

除了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外，货币主义的另一个直接的理论渊源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形成的早期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理论，其主要特点是：（1）继承货币数量论的传统，重视货币理论的研究；（2）主张经济自由主义，赞扬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60年代以后，当凯恩斯主义日益陷入困境时，芝加哥学派的传统得到恢复和发扬，其中弗里德曼是最重要的领头人物。

货币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

弗里德曼曾经说过：“从长期看，货币主义几乎全盘接受早期货币数量论。它对早期货币数量论的主要贡献，就是它对短期后果作了更详细、更深入的分析，并对这些后果作了更详细的整理概括。”^[1]货币主义主要论述这样一个观点：货币供给在短期内决定名义国民收入，而在长期内决定价格水平。这种分析是在货币数量论的框架中进行的，并且依赖于对货币流通速度保持稳定（在极端情况下恒定不变）的分析。

1．货币需求理论。货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弗里德曼提出的货币需求理论。弗里德曼按照剑桥方程式来表述现代货币数量论，认为剑桥方程式实际上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对货币现象作了分析，其中货币的供给由法律和货币当局决定，所以现代“货币数量论首先是货币需求的理论”^[2]。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影响人们货币需求的因素很多，所以货币需求是一系列可供选择的资产组合的多元函数：

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继承了传统货币数量论中“现金余额说”的重要传统，同时又受到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的重要影响。但是，他的货币需求函数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在建立这一货币需求函数时，他运用了实证经济学的方法，用大量实际统计资料来分析各种因素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说，这一货币需求函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消费函数理论》一书中提出的持久性收入假说。可以说，强调持久性收入对货币需求的主导作用是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的最显著特征。

什么是“持久性收入”呢？在分析消费与收入的关系时，凯恩斯认为消费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长，但有一个递减的边际消费倾向，这里，他指的收入是消费者的当期收入。弗里德曼将消费者的当期收入分为一时收入和持久性收入。一时收入是消费者在短期内得到的，具有非连续性和偶然性的收入流量；持久性收入是消费者凭借自己所拥有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长期内能得到的，具有长久性和稳定性的收入流量。若用Y表示消费者当期收入，Yt表示一时收入，Yp表示持久性收入，用C表示消费者当期消费，Ct表示和一时收入相应的一时消费，即非经常性开支，Cp表示和持久性收入相应的持久性消费，即经常性开支；则可以用下列方程组概括持久性收入假说：

从前两个方程可以看出，一时收入和持久性收入之间、一时消费和一时收入之间、一时消费和持久性收入之间都没有任何固定比例的关系；但是，从第三个方程可以看出，持久性消费和持久性收入之间却存在着固定比例的关系。这一比例k依赖于利率i、财产收入与持久性收入的比例w和其他非收入变量u，例如消费者的年龄、家庭结构和偏好等因素。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的需求主要取决于总财富，但总财富实际上无法衡量，可以用人们的收入来代表。然而，人们现期的收入非常不稳定，不能确切地代表总财富，所以弗里德曼在货币需求函数中引入了“持久性收入”来代表总财富状况。因此，可以说货币需求主要取决于持久性收入。由于持久性收入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所以货币需求也是高度稳定的，也就是说，货币流通速度是比较稳定的，而不是像凯恩斯说的那样，利率变动会引起货币流通速度按同方向变动。弗里德曼根据美国1867—1960年的统计资料计算出，利率每增加1%，人们对货币的需求只减少0．15%，这说明利率变动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货币流通速度是相当稳定的，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关于物价随货币供应量变动的理论就基本上仍然有效。

当然，弗里德曼也不是简单地恢复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假定整个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货币流通速度和商品与劳务的产量在短期都是固定的，所以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直接影响物价同比例上升。弗里德曼则认为，在短期，经济可能处于失业的状态，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既影响物价水平的变动，也影响总产量或国民收入的变动。

2．通货膨胀与自然失业率。如何解释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争论的话题。凯恩斯革命以后，经济学家普遍抛弃了古典学派认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充分就业的观点，开始接受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曲线表明通胀率和失业率存在着稳定的反向变化的关系，即：较高的通胀率伴随着较低的失业率，较低的通胀率伴随着较高的失业率，宏观经济政策就是在通胀率和失业率之间进行权衡。

货币主义一开始就怀疑是否存在一条稳定的菲利普斯曲线。弗里德曼引入了“适应性预期”和“自然失业率”两个概念对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作了改进。所谓的自然失业，实际上就是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它是由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的现实结构特征决定的。所谓的适应性预期，是指工人和企业会根据上一期的通货膨胀率调整工资报价，以保证实际工资不会由于通货膨胀而下降。通货膨胀可以在短期内使得失业率降低到自然失业率以下，因为货币工资的涨幅可能低于物价的涨幅，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企业愿意雇佣更多的工人。但是在长期，一方面，一旦工人意识到通胀率高于工资的涨幅，就会要求提高工资；另一方面，物价的提高也抑制了商品的需求，这两方面的作用使得失业率又回到自然失业率的水平。根据这一分析，弗里德曼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所反映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的交替关系，只有在短期内一定条件下才存在；在长期内，经济趋于自然失业率的水平，扩张需求的政策只能因为增加货币供给而引起通货膨胀。

弗里德曼从货币数量论出发，把通货膨胀说成纯粹是一种货币现象，“无论何时何地通货膨胀总是个货币现象”^[3]，是货币数量增长快于产量增长的结果。

弗里德曼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关系的理论，有着明确的政策含义。这一理论是要说明，自然失业现象不是靠政府调节总需求的政策所能解决的，政府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失业和通货膨胀不可能奏效。

3．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货币主义不仅仅是一种货币理论，也体现着一种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和主张。但是，货币主义提倡的经济自由主义不是简单的回到古典自由主义那里，而是一种“新自由主义”。

凯恩斯主义认为价格和工资具有“黏性”，因此市场经常处于非充分就业的状态。而货币主义认为价格和工资是相对灵活的，在自由交换的市场活动中，充当着有效的协调者和组织者的作用。弗里德曼认为，价格的具体作用主要表现在传递信息、“刺激效应”和分配收入三个密切联系的方面，如果没有外来干预（主要是来自政府的干预），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市场将会体现出最好的资源配置效率，私人经济就是趋于稳定的。

弗里德曼认为，名义国民收入的波动大多来源于政府行为，特别是货币供给的变动。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滞胀”问题，主要是政府庞大化的产物。政府庞大化，财政支出必然增加，为了给庞大的政府开支筹措资金，政府不能仅仅依靠增加税收，因为增税要受到人们的抵制，所以最“廉价”的办法就是靠发行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结果自然是货币供给增加和通货膨胀。另外，庞大的政府必然过多地干预经济运行，从而削弱了价格制度配置资源的能力，削弱了私人部门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结果自然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

弗里德曼强调，他所赞成的经济自由主义，既不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也不是像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那种国家和政府的干预。政府要保护产权和契约的履行，解决市场的不完全性，对国防这样的公共产品必须由国家和政府提供或进行干预，但要把指令性因素降至最小，主要依靠自愿合作来解决经济问题。

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

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是建立在现代货币数量论基础上的，主基调是反对国家过多地干预经济，鼓吹经济自由主义。

1．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弗里德曼对二战以后政府对经济生活日益扩大的干预，特别是美国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这种干预不但构成对自由的威胁，而且也缺乏效率，从而不会取得干预所期望达到的效果，所以一些不必要的干预（如发放营业执照）应该取消，一些一般认为必要的干预（如邮政）应该改由私人经营。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不但要限制在最低水平上，而且应该尽可能地通过市场和价格制度来完成，这样不但可以取得最有成效的结果，而且可以保卫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

2．“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原则上，货币主义也建议利用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微调。弗里德曼把正确的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归纳为三条：（1）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混乱的主要源泉；（2）给经济运行和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背景；（3）有助于抵消经济体系中其他原因引起的比较重要的干扰。

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和凯恩斯主义完全不同。凯恩斯主义者提倡一种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即由中央银行根据经济情况，随时用调整贴现率和买卖政府债券等方法来调整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弗里德曼通过大量历史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名义收入增长率的变化滞后于货币增长率的变化平均为6—9个月，而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又要滞后于名义收入增长率的变化平均为6—9个月，也就是说，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和货币增长率的变化这两者之间的时滞平均为12—18个月^[4]。根据这一分析，弗里德曼坚决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认为，由于货币数量变化对实际经济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存在时滞，使得政府扩大和收缩货币供应量时经常做过了头（刺激过度或收缩过度），结果不但没有克服经济的不稳定，反而导致经济波动更加频繁、更加剧烈。因此，最佳的货币政策应该是货币供给以固定的速度增长，并且在任何经济形势下都维持这一速度，即“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弗里德曼根据过去100年的统计资料计算出，美国年产出平均增长3%，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1%—2%，因此建议美国货币供应量应该按照每年4%—5%的固定增长率增长。货币主义相信，“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能够消除现代经济中造成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货币政策反复无常的变动。

3．“收入指数化”方案。为了对付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问题，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推行了对工资、物价实行冻结或管制的“收入政策”，但收效甚微。弗里德曼提出了“收入指数化”方案代替收入政策，将工资、政府债券和其他收入同生活费用（例如消费物价指数）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它们根据物价指数的变化进行调整。因为收入指数化可以消除通货膨胀带来的不公平，剥夺政府通过制造通货膨胀产生的收益，这样可以消除政府搞通货膨胀的动机。这样，弗里德曼认为实行收入指数化可以抵消物价波动的影响，减少通货膨胀造成的痛苦，甚至医治通货膨胀。当然，由于指数化不可能覆盖经济生活的全部，因此货币主义认为，要彻底医治通货膨胀，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控制货币供给的增长。

4．实行浮动汇率制。二战后，国际金融领域实行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是一种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弗里德曼在1950年写的文章《浮动汇率问题》中，明确反对固定汇率，主张采用浮动汇率。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弗里德曼认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固定汇率制导致各国都从美国输入了通货膨胀。根据他的看法，浮动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功能，有助于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自动均衡，减轻国际收支失衡对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这对于实现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发展多边贸易都是十分有利的。20世纪70年代，频频爆发的美元危机最终迫使尼克松政府宣布暂停外国中央银行以美元兑换黄金，这就宣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随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陆续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这也就证实了弗里德曼等人的观点，使得货币主义浮动汇率制的政策主张得以实现。

对货币主义的简要评价

现代货币主义是从反对凯恩斯主义起家的，弗里德曼是1945—1985年这40年当中自由企业制度和货币主义政策的最热情和最有效的倡导者，他不仅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而且西方国家的舆论和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都明显受到他倡导的经济自由这一思想的影响，就这种影响的有效性、广度和范围而言，可能20世纪的经济学家中唯一能与其相比的是凯恩斯。

在理论上，弗里德曼及其追随者继承了传统货币数量论的精髓，建立了现代货币主义，坚持并复兴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掀起了反对“凯恩斯革命”的浪潮。货币主义使人们对市场经济特别是对货币经济的认识更深了一步，对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的认识更加深入人心。20世纪80年代开始，货币主义出现不同的分支，其中一支坚持原有的传统，另一个较年轻的分支成为今天颇具影响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在实践中，货币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英美等国逐渐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美国总统里根曾声称他的经济政策的一个“指导理论来自米尔顿·弗里德曼”，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更是制定了以货币主义为纲领的经济政策，在英国大力推行缩减货币供给、削减政府开支等经济政策。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在1979年先后开始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政策的中间目标，通过控制货币供给量来稳定经济。应该说，这些经济政策对西方国家走出滞胀起到了一定作用，特别是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几乎根除了美国经济中的通货膨胀。

尽管现代货币主义对传统的货币数量论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分析了货币数量对经济的影响和传递机制，但本质上仍然没有脱离货币数量论的范围。他们提出的“自然失业率”概念尽管已经从“充分就业”的概念向现实前进了一步，但仍然和现实有距离。在实践中，货币主义的政策建议的确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它并没有创造奇迹：美国从1979年到1982年通货膨胀率迅速下降，但失业率由6%上升到10%。“货币主义的菜单上没有免费的午餐”^[5]，它的反通货膨胀政策为降低通胀率的每个百分点付出的经济代价是失业和产出损失。更加重要的是，货币主义提倡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理论基础是人们的支付习惯是比较固定的，因此货币的流通速度比较稳定，但是按照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一个政策本身能够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使得政策失效。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高利率激发了金融创新，并推动了支付利息的支票账户的广泛使用，人们的支付行为发生了变化，使得货币流通速度变得极不稳定，这就动摇了货币主义的现实经济基础，因此中央银行不能再使用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