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的人文社会科学及其问题

实验的人文社会科学及其问题

朱志方^[1]

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运用实验方法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的第一部分一开头就说:“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流行起来，主要归功于密尔的《逻辑》的翻译者。密尔在这本书的附录中，试图概述归纳逻辑应用到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s)中的可能性。翻译者把这些人文科学叫做Geisteswissenschaften。从密尔的《逻辑》的行文来看，问题显然不是要认识到人文科学有它们自己的逻辑，恰恰相反，而是要说明，归纳方法在所有的经验科学中都是根本的，在这个领域也只有它是有效的。……人文科学的宗旨也是建立相似性、规则性(regularities)和对规律的顺从，这样就有可能预测单个的现象和过程。在自然科学领域，这个目标并不到处都达到了同样的程度，但这只是因为相似性赖以建立起来的数据并不总是足够多。^[2]对于这样一种用科学方法(照通常的理解，科学方法的核心是归纳逻辑)来研究人和社会、历史的思路，遭到很多的反对，尤其在德国。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就持反对立场。他们相信，人文科学有不同的逻辑或方法，这是当代人本主义(humanism)的多种意义中的一种。同样，关于心灵和意识的研究，许多人反对科学方法，而认为佛教和儒教中的心学提供了更深的见解。但是，我们也看到，没有任何人能够无视当代科学在大脑和神经系统、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同样，在整个人文社会领域，西方一批倾向于科学方法的学者做了不懈的努力，用科学方法尤其是实验方法，来探讨一些根本问题。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实验研究，理论基础主要是建立在概率论、博弈论(以前数学界多译做“对策论”)和统计决策论之上。20世纪70年代以后，博弈论中的一种特殊决策问题，即囚徒二难问题(prisoner's dilemma game，简称PDG)，引起了特别的注意。学者们以PDG为基础设计和进行了大量的实验，从而产生了一个新领域，即实验社会科学领域。所有的PDG，不论是两人的还是多人的，都有以下几个特点:(1)每一个行动者面临两种方案之间的选择，这两个方案可以用C(cooperation)和D(defection)来表示，C表示合作策略，D表示出卖(他人利益)策略。(2)D方案对于每一个行动者都是优超性的，这就是说，不论其他行动者有多少人选择C，对于每一个行动者个人来说，选择D比选择C结果更好。(3)优超策略组合构成一个有缺陷的平衡点。具体地说，如果所有的行动者都选择被优超的策略C，与联合D选择(平衡点)相比，每个人都得到更高的报酬，但是没有一个人想要单方面背离D。满足以上三个条件的博弈就是囚徒二难博弈，因此它们构成囚徒二难博弈的定义。PDG的实验主要有以下发现。

DD锁闭效应(DD Lock-in)。当博弈重复多次时，受试者双方都有长期选择D策略的倾向。一些理论家预言，重复博弈将导致联合C选择，^[3]但实验结果与理论预言相反。一年后，弗拉德报告说，DD锁闭是普遍现象。^[4]又过一年，司寇德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5]此后又得到了上百次的证实。但是，进一步的研究表明，DD锁闭效应并不是绝对的。拉波波尔和贾马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在一个较长的重复系列中，合作选择的比率一般经历下降、恢复和升高三个阶段，300次重复后，合作选择的比率达到60%以上。^[6]

回报程序。一些研究者，如奥斯康^[7]，研究了博弈一方的决策行为对另一方的影响。在这样的实验中，受试者是计算机程序或实验者的同谋，它(他)们按事先设计好的两种程序做出既定的选择，即总是选择C和总是选择D。实验结果表明，前者比后者导致更多的受试者选择C。但面对绝对的C选择者，大量受试者选择D，这说明许多受试者都有自私地利用无条件的合作的倾向。更一般地说，单纯的和平主义策略鼓励出卖行为。这一点在其他博弈(非PDG)实验中得到了证实。

更加引人注意的是“回报”程序:程序策略是这样设计的:你(受试者)这一次选择什么，我下一次就以同样的策略来回报你。可以说这是在提醒受试者:我合作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你也合作。多数专家断言它将比其他程序策略导致更多的C选择。实际上不是所有的实验结果都支持这一论断，但是，与含有同样数量的随机混合策略相比，回报程序的确导致更多的C选择。

性别差异。在PDG和其他涉及合作与对抗的博弈中，女性的C选择频率比男性低得多。从性别角色来看，女性似乎应该比男性更有合作性。在拉波波尔和贾马的实验中^[8]，各对男性的C选择平均值为59%，女性平均值为34%。在男女混合配对的实验中，两性差别倒是不显著。对女性的C选择频率更低的解释是，在PDG中，D策略相对来说是一个安全策略。

以上发现只是众多实验发现中的少数几例。可以说，几乎数学博弈论的每一种博弈形式，都可以引出相应的实验博弈。数学博弈论研究人的决策行为的逻辑，而实验博弈研究的是人在实验室的决策行为。

自利并非公理。费尔(E.Fehr)小组认为关于利他主义的实验研究结果反驳了所谓的自利公理。他们对自利公理的定义是:个人寻求他们自己的物质利益的极大化并预期别人也会这样做。这个公理是西方近代以来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原理，也可以说是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基本原理。

在经济学中，相应的概念叫做“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说:“我们预计能够从肉贩子、酿酒商、面包商那里得到食物，不是出于他们的仁慈，而是出于他们对自我利益的关心。我们不必呼唤他们的人性，只须呼唤他们的自爱，千万不要同他们谈我们的需要，只须同他们谈他们的利益。”“一般来说，他既没有增进公益的意图，也不知道他增进了多少。他只在意他自己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同其他许多情况一样，他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着去达到这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并不在他的意图之内。在他追逐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他常常增进了社会的利益，而且比他自己真正有意那样做要有效得多。”^[9]看不见的手是自由市场的理论根据。自由市场是被看不见的手在支配着。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极大化，为此他们向市场提供最好的产品、最好的服务。自由市场的基本原理仍然是自利公理:每个人都追求最大的个人利益。

自利原理既是一条经济学原理，也首先是一条哲学原理，它是对人的本性的一个描述。近代西方哲学的理论，近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结构，就是建立在这样一条原理上的。他们认为，人的本性是自利和自我维护。为了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会损人利己，所以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是狼与狼的社会。因此，同样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人们建立契约，把一部分权利转让出来，建立政府。因此，自利原则也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原理。

对于这个基本原理，最近由费尔所领导的研究小组做了一系列研究。他说:“大量的人显示出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s)，这表明他们的动机不只是自己的物质利益，而且也以正面的或负面的方式关心相关行动者的物质报酬。我们用经验证据说明，如果经济学家忽略社会偏好，他们就不能理解基本的经济问题。”^[10]这段话也许可以说明他们的研究的重要性。但他们只强调了经济学这一个方面。自利公理不只是一个经济学原理，而且还是一个伦理学、政治学和哲学原理。可以说，它涉及人类社会的一切基本方面。

他们的代表性的实验研究是公益(public goods)博弈实验与瓜分(ultimatum)博弈实验。在公益博弈实验中，他们将受试者(subjects)分成许多组，每组4人。每人发给20个金钱单位的财富。实验方式是:受试者选择是否进行公益投资，每投资1个单位，收益为0.4个单位，没有投资的钱留给自己。每一次投资对个人来说都是损失，投资1个单位的回报是0.4，因此每投资1单位，损失0.6个单位。但投资对群体是有利的。个人每投资1个单位，群体得到1.6单位。于是就产生了搭便车(free rider)的问题。按照期望效用极大化原则和极小极大原则，所有的人最佳的策略选择是不投资，这构成一个纳什(Nash)平衡点。但这个平衡点不是最佳的，而是次最佳的。费尔小组在实验中引入了惩罚机制:当每个人的投资数公开之后，每个人都可以惩罚别人。罚和受罚都有代价，每罚1分，主罚者损失1个单位，受罚者损失3个单位。实验结果是，处罚增加公益投资率。惩罚同样是一种公益，但是是一种二阶公益。在处罚的问题上，同样可以有搭便车的问题。因为处罚者自己要付出代价，他希望别人去处罚。瓜分博弈(ultimatum game)的结构是:一笔钱在两个人之间瓜分，一个是主分方(proposer)，另外一个是受方(receiver)。主分方提出一个分配方案，即在两人之间分配那笔钱的一个比例，受方决定接受还是不接受。如果接受，两人按主分方的方案分配那笔钱。如果拒绝，两人都得不到任何钱。按照自利公理，主分方会提出最低的可能份额给受方，而受方对于任何分配方案都会接受。因为任何一种分配方案对于受方都是一个平衡点。但实验结果是:平均分配率是30%～40%，受方一般会拒绝25%以下的分配方案。

二、实验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

社会科学的实验同自然科学实验一样，研究者可以变换一些可能影响行动的因素，而保持另一些因素不变。这样可以确定到底哪些因素影响着某种行为或哪些因素对某种行为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影响，这样可以把一些因果关系和影响在复杂的社会局势中分离出来。但是，在实验科学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宏观的自然科学领域，实验活动并不影响实验对象，而在社会科学中，实验本身对对象造成影响。因此，社会科学实验的一个问题是实验室环境是否真实地模拟了生活环境、受试者对实验任务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其文化背景、知识水平、性格特点等因素的影响。与此相关的三个基本概念是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社会科学的自固效应(looping effects)和塑造人(making up people)。

最早的框架效应的事例大概是朝三暮四。“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11]这个故事可以稍微改一下:也许说朝三暮四猴子们很愤怒，而说暮四朝三它们很快乐。

框架效应是由心理学家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和特维斯基(Amos Tversky)提出来的。^[12]他们提出了两个理论，一个是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一个是框架效应。这是两位心理学家从一系列心理学实验中得出的理论。在与前景理论有关的实验中，有两个决策选项，选择第一个肯定可以得到某种收益;选择另一个以一定的概率得到某种收益，但期望效用更大。在多次实验中，受试者多数选择前者。

再看框架效应。假设600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有两种解救办法。一种办法(A1)可以救出200人，但可能造成400人死亡。另一种办法(A2)有可能救出600人，但机会只有三分之一，即600人全死的概率是0.67，我们有两种方式来表达这个决策问题。第一种表达方式:选择A1，200人得救，概率为1;选择A2:600人死亡的概率为0.67，600人得救的概率为0.33。多数人选择了A1。按受试者的理解，第一种方案可以保证200人得救，而第二种方案有很大的可能全部死亡。第二种表达方式:选择A1，400人死亡的概率为1，选择A2，600人得救的概率为0.33，600人死亡的概率为0.67。这样来表达，多数人选择A2。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第一种方案肯定导致400人死亡，而第二种方案有希望使600人得救。我们知道，这是两个完全相同的博弈，为什么受试者的选择会不一样呢?这取决于受试者如何解释实验处境，这种解释对他们的行为有影响。而他们的心理倾向、文化背景的不同都会造成解释的不同。而这样的解释是不能通过实验设计排除的。

实验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哈金(Ian Hacking)所说的社会科学的自固效应(looping effects)。哈金说:“我们把多个种类的人看做科学研究的对象有时是为了控制他们，如妓女;有时是为了帮助他们，如潜在的自杀者;有时是为了组织和帮助他们，同时又保证我们自己的安全，如穷人和流浪者;有时是为了改变他们，这样有利于他们自己也有利于大众，如过度肥胖的人;有时是为了敬仰、理解、鼓励甚至效仿他们，如天才。我们认为这些种类是由确定的属性所定义的确定的种类。我们对这些属性的认识越多，我们就能更好地控制、帮助、改变、模仿他们。但事情并不是这样。他们是移动的靶子，因为我们的研究与他们相互作用。因为他们改变了，所以他们并不是从前那一类人。靶子移动了。我称为‘自固效应’。有时，我们的科学创造了一些以前并不存在的人的类型。我称为‘塑造人。’”^[13]什么科学?就是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或者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许多社会科学、心理学、精神病学，还有许多医学。科学所使用的工具既是发现的工具，也是塑造人的工具。哈金关注的是名字与对象的关系。尼采曾经说，创造新名字，新评价、新的表面真理就足以创造新事物。塑造人就是这样一个事例。哈金研究的一个事例是多重人格(multiple personality)问题。精神病学家提出这一说法是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多重人格是一种以前不知道的人。请看以下两个语句:

(1)1955年没有多重人格，但1985年有。

(2)在1955年这不是一种人格方式，人们并不以这种方式感知自己，他们并不以这种方式与他们的朋友、家庭、顾主、顾问等交往;但是在1985年，这是一种人格方式，一种知觉自己、在社会中生活的方式。

哈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是真的。他谈到许多种类。我们给人分类有时就造出了那种人。他不仅给人分类，而且给所有的存在物分类，并考察在各个种类中是否存在自固效应。第一是二阶种类，其中最强大的种类是常规类。^[14]第二是生物学化的种类。社会科学的目的就是要达到现象的背后去发现这个种类的生物学基础。他提请我们注意，生物学化的人的种类并不因此使他们免于自固效应。第三，就自固效应的强弱而言，哈金区分了三个种类，即不应类(indifferent kinds)，不可进入类(inaccessible kinds)和互动类(interactive kinds)。不应类并不具有自固效应。它们没有关于范畴的意识，因此我们给它们分类的方式并不影响它们。不应类就是自然类。属于不可进入类的人“并不知道他们被划入了那个类”。这一类人不可能有自我意识到的行为修正，但如果我们考虑更大的单位，如家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有自固效应。这样的种类如自闭症儿童。互动类最常见，也有最多的自固效应。当我们给人们做这种分类时，他们可能站出来反对专家。认识的对象可能比认识者更有力量。哈金还讨论了自我归属类(self-ascriptive kinds)。人文科学家将他们的专业知识应用到这类人身上，而这类人吸收这些知识来控制自己。

框架效应和自固效应使人文科学比自然科学要复杂得多。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说明和预测。自然科学的说明和预测针对的是不应类。但框架效应表明，有相同结构的决策问题，实验者与受试者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实验者无法确切地检验他的实验假说。而自固效应和塑造人概念表明，人文科学理论本身是塑造人的工具，是理论导致了某类人的产生和人采取某类行动，而不是理论对人和人的行动做出说明和预测。

在这方面，西方经济学的自固效果特别明显。西方经济学主张，理性的经济决策是期望效用极大化者。于是导致多数人按照经济学的“合理行为”原则去行动。于是反过来它能够以高概率预测人的经济行为。费尔小组的实验结果似乎同这个概念相矛盾。但是，如果从更大的背景看，那些“非合理的”行为是二阶合理的。

三、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方向

为了避免框架效应和自固效应影响实验的有效性，费尔小组采取了许多措施。他们还就利他主义的动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的实验方法是，4人一组，其中3人做较大的投资(14～18个单位)，而1人投资很少(2个单位)。这是可以通过实验设计做到的。然后他们询问受试者对搭便车者的愤怒或反感的感觉，他们的感觉分成1～7等7个量度。其中1表示全无愤怒，而7表示极为愤怒。对于搭便车者，一半受试者打分是6或7。再看看搭便车者估计别人会怎么看他，2/3的受试者认为别人给他的情感分是6或7。费尔等人认为，这些负面情感是惩罚的近似的根源，因此，愤怒或反感的情绪促进利他主义。但这里存在的问题是，惩罚的行为可能是由愤怒引起的，也可能有其他的动机，如伤害或向另一人发泄愤怒的动机。

为了查明受试者的处罚是否出于自利动机，费尔小组的实验采用了第三方惩罚(third part punishment)的设计。在实验中，只有第三方可以进行惩罚。第三方可以观察行动者或受试者的行为，但那些行为并不影响第三方的利益。因此第三方惩罚的动机不是报复。

这种第三方惩罚的实验设计叫做独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这是瓜分博弈的一个修订版。这里，主分方变成了独裁者，因此，受方必须接受主分方提出的分配份额，不能拒绝。然后由第三方来处罚独裁者。处罚对于独裁者和处罚者都是有付出的。多数第三方处罚那些提出0—40%的份额的独裁者。这种处罚是出于第三方对于独裁者违背规范的行为的愤怒。费尔认定50—50的分配和合作是规范，但实验中的第三方可能有不同的解释。这里也有框架效应问题。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村民，在瓜分博弈中，通常提供70%的份额给对方，但在60%的情况下会被拒绝。按照特拉塞的观点，这里涉及的价值观念有慷慨、必须还债或报答、不想欠人情等。^[15]因此，要完全将框架效应排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费尔小组用神经科学技术来探测受试者的行为背后的生理机制。他们利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摄影技术(positron emission topography images)来考察受试者做决策时的大脑过程。这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受试者表现出强烈的回报行为时，他的大脑的哪一部分被激活。

费尔小组的信任实验(trust experiment)设计如下:A、B的初始财富是每人10个单位的金钱。(1)A决定是否把财富赠予B，如果不赠予，各保留那10个单位。如果A赠予B，那么实验者加到4倍，即B得50(10+40)。(2)然后B做决策:他可以回赠25，也可以不回赠。如果B回报A的信任，即回报25，那么2人各有25。(3)B做出决策后，A另得20。如果B滥用A的信任，那么A可以处罚B。费尔设计了三种处罚方式。条例Ⅰ:A和B都有付出，A罚1分损失一个单位，B损失2个单位。条例Ⅱ:A不付出，只有B有损失;条例Ⅲ:处罚只是象征性的，A和B都不付出。实验方式是:A同时与几个B进行博弈。A的最初赠予决策适用于所有的B，而他的处罚决策则分别针对每一个B。当A在做是否处罚、处罚多少的决策时，A的大脑被扫描。

在实验中，A型受试者14人，除1人外都把财富赠予B。B有一半的时候回报A的信任。在条例Ⅰ和条例Ⅱ下，大脑尾状核激活高于平均水平。尾状核是大脑背侧纹状体的一部分，与奖赏相联系。高激活水平表明处罚行动带给主罚者很大的满足。大脑结构非常复杂，数百个分区，各有其功能。而在条例Ⅲ下，由于处罚是象征性的，所以激活水平低于平均水平。费尔的解释是，象征性的处罚不带来满足感。由于处罚给人满足，所以主罚者愿意为此付出。这在条例Ⅰ下表现出来。此外，在A罚B时所遭受的损失与尾状核的激活也有关联:满足越大、付出越多(处罚度越高)。

用实验博弈和神经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性，目前还处于初期阶段，因此有很多困难。实验博弈的最大难题是所谓框架效应问题。同一个博弈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对行动者产生不同的效果。所以有人把这种效应叫做表达效应。就像同样的话，有人说出来很中听，有人说出来令人反感。这反映了他们的交流能力的差别。而神经科学虽然在物理化学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要真正把一种大脑过程与一起意识过程严格对应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科学家一定会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

有些实验表明，塑造人的效果并没有哈金所设想的那样大。在詹姆斯(H.James)等人的囚徒二难博弈实验中，受试者为大学生，其中有一些是经济学和商学专业，有一些是非经济学或商学专业。实验结果是，经济类专业学生的合作选择比率是0.667，而非经济类学生的比率是0.670，这两者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差别。^[16]这项研究结果表明，学习经济类专业，对期望效用极大化原则的学习和掌握，并没有显著地改变学生的行为。

密尔所说的人文科学，是关于人的科学，因此，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生理学、医学都属于这一类。我们也应该注意，人文科学不同于人文领域。文学创作，如小说、诗歌，戏剧艺术，电视剧、歌剧创作，美术，如绘画、雕塑，音乐，如演奏、作曲，都不是人文科学。但是关于这些领域的理论研究是人文科学。对人的各个方面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玄想或常识的层次上。人文科学的发展，需要建立实验的人文社会科学。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的实验还很初步，就像当年孟德尔初创遗传学一样。但它有美好的前景。

【注释】

[1]朱志方，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

[2]Gadamer，Hans-Georg.1975.Truth and Method，translated by Garpertt Barden and John Cumming，Sheed andWard Ltd.p.5.

[3]Ruce，R.D.＆H.Raiffa.1957.Games and Decisions:Introduction and Critical Survey.New York:W iley.p.101.Johns，A.J.1980.Game Theory: MathematicalModels of conflict.Chichexter:EllicsHorwood.p.78.

[4]Flood，M.M 1958.Some experimental games.ManagementScience 5.

[5]Scodel，A.1959.Some descriptive aspects of two-person zero-some games.Journal ofConflictResolution 3.

[6]Rapoport，An.And A.M.Chammah 1965.Prisoner'sDilemma:A Study in Conflict and Resolution.University ofM ichigan Press.

[7]Oskamp，S.1971.Effects of programmed strategies on cooperation in prionser's dilemma and othermixed-motive games.Journal ofConflictResolution 14.

[8]Rapoport，An.And A.M.Chammah 1965.Prisoner'sDilemma:A Study in Conflict and Resolution.University ofM ichigan Press.

[9]Smith，Adam.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London:Methuen，1904，p.16，419，421.

[10]Fehr，E.＆Fishbacher，U.，Why Social Preferences Matter—The Impact ofNon-Selfish Motives on Competition，Cooperation and Incentives.Human Nature 13(2002).

[11]庄子:《齐物论》。

[12]他们两人都是犹太人，都在希伯来大学读本科，后来都任斯坦福心理学系教授。Tversky于1996年去逝，而Kahnemann则与经济学家Vernon L. Smith分享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13]Hacking，Ian.“Making Up People.”in T.Heller ed.Reconstructing Individualis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222-236.

[14]Hacking，Ian.“The Looping Effect ofHuman Kinds.”in D.Sperber ed. et al.Causal Cognition: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1995:p.371.

[15]Tracer，David，2004.Market integration，reciprocity and fairness in rural Papua New Guinea.In Foundations of Human Sociality，edited by J.Henrich，R. Boyd，S.Bowles，C.Camerer，E.Fehr and H.Ginti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6]H.James＆J.Cohen，Does Ethics Training Neutralize the Incentives of the Prisoner's Dilemma?Evidence from a Classroom Experiment，Journal ofBusiness Ethics50，2004，p.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