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多元发展与城市演进

一、中国经济的多元发展

1840年,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中国经济形态虽然多种多样,但基本可以分为三类:封建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外国在华资本主义经济。多元经济的总体态势是:封建经济逐步衰弱,但仍占主导地位;在华外国资本逐步扩大,一方面促进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另一方面阻碍中国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民族资本在曲折中前进,处于软弱、妥协的地位;国家资本经济有较快的发展,1927年以后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一)封建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鸦片战争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始终占据统治地位,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耕织结合”。在这其中,商品经济稍有发展,尤其是明朝中叶资本主义萌芽,清代有所发展,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其发展速度慢,规模小,发展不平衡。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发展,外国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它的势力主要还是在沿海沿江的大城市及附近地区,中国广大农村和西部内陆地区资本主义经济极少。因此,从整体来看,虽然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增长,封建经济逐渐下降,但是封建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从变更中的政权性质来看,名义上的合法政府均有极强的封建性特征。清末王朝本就是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王朝,从林则徐等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李鸿章等人的“师夷长技以自强”,从光绪皇帝支持维新变法到清末新政,其性质终究是封建主义,或者是披着资产阶级外壳的封建主义,维护的还是皇帝一人之家天下。就北洋军阀政府来看,是一个封建军事性的政权。就国民党政府来看,是集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于一体的政权。这种政权性质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必然是封建经济占据主导地位。

从各种经济成分构成比例来看,近代中国社会中,封建经济不是唯一的经济成分,但却是经济构成中的主角。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仍然存在,封建买办向前发展,还在积极发挥作用,他们还同高利贷资本勾结,这些封建经济力量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占据着明显的优势,这种情况持续到1952年。

从国家所有制结构来看,封建地主所有制占据主导地位。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以地主占有大量土地,把土地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借以收取地租、剥削农民剩余价值劳动为基础的。自1840年后,封建经济逐渐解体,地主土地所有制也受到强烈的冲击,至1949年,先后有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中国共产党的三次土地政策(局部实施)等,但这些变革很难触动根深蒂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直到1952年,中国农村仍然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生产为主。

(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艰难发展

这一阶段的民族资本主义经历了从产生到发展、从发展到衰退的历程,且在整个社会经济中,一直处于薄弱地位。

1.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货币积累。鸦片战争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扩大了国内商品市场;在自然经济解体的过程中,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市场;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积累也随之增长。因此,一些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官僚地主、买办、商人开始投资于新式工业。

在外国商品倾销和洋务企业的影响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先行者陈启源于1873年在广东南海简村办起了第一家近代民族工厂——继昌隆缫丝厂,标志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在19世纪70—80年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逐渐增加,到90年代初期已经初具规模。这一时期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主要涉足于缫丝业、机器轧花业、棉纺织工业、面粉业、火柴业、造纸业、印刷业、采矿业、船舶修造业、机器制造业、公用事业等。初具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有发昌机器厂、继昌隆缫丝厂、通久源轧花厂、裕源纱厂、贻来牟机器磨坊等。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从轻工业、采矿业和机修业开始的,而且大部分企业投资少、规模小,大多分布在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地区。

2.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

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让处于麻木中的大多数中国人惊醒,许多人纷纷呼吁救国。除了维新派、革命派要求政治努力外,更有人提出经济救国的口号,其代表就是资产阶级倡导的“实业救国”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业救国”得到发展,其原因主要有:一是由于西方列强对华经济侵略形式由商品输出变为资本输出,进一步瓦解了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也推动了“实业救国”的开展;二是清政府为摆脱严重的财政压力,为扩大税源,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加之收回路权运动,以及铁路、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事业的发展,这是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客观上促进了“实业救国”的推进。

辛亥革命后,“实业救国”成为一股浪潮,由张謇、周学熙等人推动,在资产阶级上层风行一时。为了鼓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参照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法规,制定了种类比较齐全、内容比较周详的经济法规。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就下达了保护私有财产的五条命令。这五条命令包括:只要是在中华民国势力范围之内的一切私有财产,均应归人民享有;前清政府财产(现属民国势力范围)归民国政府享有;前清政府私人财产已在民国保护之下,又确认没有反对民国的财产,归私人享有;前清官吏没有反对民国,其财产归民国政府保护,一旦这些财产投资于民国,即归私人享有;前清政府官员,为清政府出力、反对民国政府、虐杀民国人民者,其财产一律查抄,归民国政府享有。^[31]1912年3月11日,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人民拥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32]之后袁世凯时期,还颁布了保护工商业、鼓励发展民族工业的章程制度和措施,制定了相应的经济法规和政策,其种类包括工商、矿冶、金融、权度、农林、经济社团、利用外资和侨资等方面,同时废除了清代的一些苛捐杂税,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这些措施和政策法规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最明显的就是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数量增加,资本额扩大。据统计,1895—1913年,新开设的工矿企业资本在万元以上的有549家,资本总额达12029余万元,其中,民族资本企业为463家,资本总额9082余万元。民族工业资本在本国工业资本中的比重从甲午战争前的22%上升到70%以上,成为资本主义工业的主体。^[33]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重点是轻工业,主要包括棉纺织和食品加工两大行业。除此之外,榨油、肥皂、造纸、印刷、火柴、卷烟等轻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

3.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放松了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而且为了应战还要来中国抢购物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获得了较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另外,国内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因此,一战期间和战后两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春天。

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较快,最显著的成就是企业数量和投资数额倍增,有学者做了统计,如表2-2。

表2-2

①赵士红、杜本礼:《简明中国1840—1949年经济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页。
②赵士红、杜本礼:《简明中国1840—1949年经济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页。
③《辛亥革命后10年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自人民网2011年9月26日,http://cppcc.people.com.cn/GB/49056/15754646.html
④《辛亥革命后10年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自人民网2011年9月26日,http://cppcc.people.com.cn/GB/49056/15754646.html
⑤《辛亥革命后10年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自人民网2011年9月26日,http://cppcc.people.com.cn/GB/49056/15754646.html

在民族资本的初步发展中,轻重工业都有发展,尤其是以棉纺织业和面粉业为主的轻工业发展较快。

4.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萧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进一步扩大了对华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加上军阀连年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影响了市场购销。另外,北洋军阀政府依赖于外国帝国主义,在国内设立了很多关卡,关税不能自主,这对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发展极为不利,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逐渐走向萧条。与“黄金时代”相比,企业数量逐年减少,据统计,1920年为70家,1921年为61家,1922年为46家,1923年减为14家,1924年仅为11家。^[34]除此之外,企业利润下降,商品滞销,价格跌落,以致企业停工倒闭。

1927年,国民党政权建立后,民族资本略有发展。但随着官僚资本的形成和膨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逐渐走向萧条。主要表现在几方面:一是设厂速度减缓。根据在农商部注册的新建厂矿统计,1920年为70家,1921年为61家,1922年为46家,1923年减为14家,1924年仅为11家。二是增长率降低、利润下降。如纺织、面粉加工等行业,在战后均出现了亏损现象。三是货物滞销、价格跌落,例如炼铁业、纱厂等,均从“积货如山,无人过问”走向了“销路阻滞”。四是企业停工倒闭增多。据统计,1923—1931年,新建华资纱厂25家,但同期,19家改组,5家为债权人接管,11家停工,17家出售。^[35]

(三)外国资本实力的逐步扩大

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不平等条约,攫取了许多经济特权,其资本实力逐步扩大。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后,除继续对中国进行商品输出外,更是大量输出资本,导致中国经济几乎完全丧失了独立性。

1.外国资本主义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

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以后,欧美各国相继进入工业化阶段。为了掠夺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工业原料产地,西方列强相继通过武力对中国展开了以商品输出为中心的侵略。从1840年英国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西方列强一直在各通商口岸进行商品倾销,但直到19世纪60年代,他们并没有占领中国市场,其原因有:一是我国自然经济结构的抵制,二是鸦片走私降低了国人的购买力。

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增加。在19世纪末的30年间,西方列强加大武力侵略,中国边疆呈现危机。通过不平等条约,中国更多的通商口岸向列强开放,中国市场也逐步由列强控制,以致我国经济被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国成为他们的商品输出市场和原料产地。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获得了在中国直接投资设厂的权利,因此加大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他们直接投资于中国的金融、贸易、交通运输、矿业、制造业和公用事业,这些部门的投资总额总体呈递增趋势。据统计,1914年共10亿美元,占外国在华投资总额的44.3%,1930年共19.7亿多美元,占外国在华投资总额的56.7%。^[36]除此之外,帝国主义还向清政府提供贷款,进行间接投资。据统计,自1895年至1913年间,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以借款方式输出的资本共10.9亿两白银。其中英国占35%,德国占22%,法国占14%,沙俄占8%,日本占7%,美国占2%。^[37]

2.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加深

甲午战争后至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帝国主义逐渐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贸易、运输、工矿业,中国的经济命脉几乎全部被帝国主义控制,彻底沦为半殖民地经济。通过政治借款、开设银行,帝国主义把持了中国的海关,管理了中国的盐务,监督了中国的财政,进而控制了中国的大多数经济部门。在国内外贸易方面,形成了一个为帝国主义经济侵掠服务的商业剥削网。同时,西方列强为了进行大规模的商品倾销,还大力投资我国的铁路、航运等交通运输业。以上这些投资扩张又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工矿业进行控制提供了便利条件,甲午战后,帝国主义获得了在中国设厂、开矿的权利,因此,加大了对中国工矿和公用事业的投资,并且投资额不断增加。除此之外,帝国主义还在造船、纺织、食品、烟草等制造业方面和缫丝、榨油、火柴、造纸等工业部门,加大了投资力度,并不同程度上垄断了这些工业部门。

1931年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不断加深。首先是日本对中国经济的殖民化统治。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地区陷入日本的殖民统治,由此日本也开始了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和掠夺。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在中国进行了全面的殖民统治,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这期间,日本对中国东北和华北、华东、华南等关内沦陷区工矿业、农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进行了疯狂的物资抢夺和破坏。第一,工矿业的垄断与掠夺方面,日本在东北设置了“满铁”和“满业”对其进行经济控制,垄断了东北的工矿业;而在关内沦陷区,则主要通过“军事管理”“委任经营”“中日合资”“租赁”“收买”等方式对工矿业进行控制与掠夺。第二,农业的垄断与掠夺方面,日本在东北地区主要是驱逐中国农民,大量日本移民侵入,掠夺东北土地资源,而在沦陷区,则征用大量土地建机场、军火仓库、修公路等。第三,交通运输的垄断与掠夺方面,日本在东北主要依靠“满铁”掠夺铁路。第四,对金融业的垄断与掠夺,日本在东北设立金融机构,实行币制改革,控制了东北金融业的发展;而在沦陷区发行伪钞,加强了对中国经济的控制。

其次是美国对中国经济的独占。1927年,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迅速与美国建立了密切联系,并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条约,美国在华获得了许多特权,并逐渐独占了中国的商品市场和投资、消费市场。美国在窃取海关行政大权后,假借“救济”与“援助”之名,利用四大家族这一总买办,向中国倾销小麦、棉花、药品、牙刷、火柴等过剩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独占了中国的商品市场。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以贷款和“援助”的方式投资中国的矿山、农业、交通、军事工业,控制了中国的投资市场。

(四)封建官僚经济的较快发展

封建官僚经济即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在外力强大压力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这是政治不民主、经济不发达、国家不独立的产物。自洋务运动以后,中国封建官僚经济有较大发展。

1.清末官僚资本主义初露端倪

洋务运动初期,清政府开始经营近代军事工业。从1861年曾国藩设立安庆内军械所和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三所洋炮局开始,到1890年张之洞办湖北枪炮厂为止,洋务派在全国各地共创办了21个军工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械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举办军事工业的同时,洋务派又创办了采矿、冶炼、纺织、航运、铁路、邮电等一些民用企业,这些企业大都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经营,较有名的包括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需要注意的是,洋务运动时期,官僚资本主义在全部资本主义工业中占绝对优势。

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顾财政困难,又陆续创办了一些军事工业,如新疆机器厂(1895年)、江西子弹厂(1898年)、山西制造局(1898年)、河南开封机器局(1899年)、湖南枪厂(1903年)和北洋机器局(1904年)等。^[38]除此之外,清政府还以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等方式创办了一些民用工业。甲午战争以后,官僚资本虽然得到继续发展,但是民族资本的比重逐步提高,在社会经济中已经占据优势地位。

2.民国时期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

北京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接受了清政府创办的军火工厂和部分民用工矿企业,另外也创办了一些军火、工矿企业和民用工业,官僚资本主义仍有一定发展。但由于军阀混战,这些官僚资本发展较分散。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逐渐形成了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代表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之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通过政权力量,加强搜刮和掠夺,采用超经济的掠夺手段对中国经济进行垄断,也因此使其控制下的农业、工矿、交通运输等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并且成为旧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四大家族大肆扩张经济势力,加强金融、商业、工业垄断,以増征赋税、发行内债进行财政搜刮,使国统区经济走向衰落,并在抗战胜利后走向崩溃。

这一时期,官僚资本主义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发展分散、集团较多。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军阀混战,地方割据势力形成,混战不息的政治局面,导致在经济上出现了众多分散的官僚资本集团。二是官僚资本出现了向金融业发展的趋势。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通商银行作为第一家新式银行创立,之后清政府又连续设立了大清、交通两家大银行,到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官僚资本出现了向金融业发展的趋势。国民党统治时期,全国所有的大银行基本都被官僚资本控制。

二、多元经济发展带动下的城市演进

1840—1949年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多元化特征有利于城市的演进,在其带动下,城市有一定的发展,其中经济类型城市发展较为迅速。

(一)多元经济带动下城市的演进历程

在帝国主义侵略、国内政治变迁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背景下,中国1840—1949年城市发展经历了发展缓慢→发展较快→发展衰微→发展畸形的曲折过程。

1.1840—1895年城市发展逐渐加速

1840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沉重的大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1842年)、《望厦条约》(1844年)、《黄埔条约》(1844年)、《天津条约》(1858年)、《北京条约》(1860年)、《中法新约》(1885年)、《马关条约》(1895年)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涉及割地、赔款、开埠通商口岸和开设租界等内容。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略,使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受其影响,中国开始出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一是通商口岸城市,如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打开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打开的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后改为烟台)、南京、镇江、九江、汉口、天津、潮州、琼州十一个通商口岸,后来还相继在陆地边疆开放口岸。这些通商口岸里,基本上都有外国军队、商贸和宗教势力涌入。二是租借城市,如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厦门、福州、杭州、苏州、镇江、九江、沙市、青岛等。在租借城市,西方列强拥有极大的权利。三是割让地的城市,如香港、澳门、九龙、台湾的所有城市。割让地城市是完全意义上的殖民城市。

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对外贸易重心从广州转移到上海,改变了中国的商路。这对中国城市发展产生了两个影响:一方面,上海迅速崛起,发展成为工商业大城市;另一方面,受洋纱洋布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工商业城市或传统商路上的城市开始衰落,如苏州、佛山、湘潭、杭州、潍坊等。

总起来说,到甲午中日战争前,由于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和商品输出以及中国自然经济的破产,这一时期城市发展呈现出类型发展不平衡的特征,总体趋势是发展速度逐渐加快。

2.1895—1931年城市发展速度加快

甲午战争后,日本取得了在中国修路、办厂、开矿的权利,帝国主义加大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投资开采了一批矿山,兴建了铁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无暇东顾,民族资本主义迎来发展的春天。由此兴起了一批工商业城市、矿业城市和铁路枢纽城市。工商业城市有苏州、无锡、常州、南通等,矿业城市有唐山、井陉、焦作、萍乡、大冶、抚顺、本溪等,铁路枢纽城市有郑州、徐州、蚌埠、石家庄、衡阳等。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出现了帝国主义独占的殖民地城市,如青岛、大连、哈尔滨、旅顺等。此外,由于铁路的兴建,改变了原来的交通路线,大运河沿线的城市逐渐衰落,如扬州、淮阴、临清等。

总起来说,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发展较快,城市人口增长,尤其是东北地区,城市人口增加更快。其中,资源型城市是又一类发展快速的城市。

3.1931—1945年城市的畸形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侵入中国东北,进而侵略全中国。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共产党领导红军从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实现了战略大转移。这一时期,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各个阶层召开各界抗日救国大会,上海、北平等各地工人纷纷举行反日罢工,青年学生组织抗日请愿运动,各城市爱国工商业者纷纷抵制日货、拒收日钞,要求政府对日实行经济绝交。可以看到,游行、请愿、发表宣言、征募爱国捐款、禁售日货等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在全国蔓延开来。政局动荡、战争频仍的国内环境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对城市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城市发展呈现衰微的态势。

日军在日占区实行殖民统治,对城市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一方面,日本的殖民统治造成城市的巨大破坏,日本人在这些城市犯下滔天罪行。远东国际法庭对南京大屠杀事件有如此判决:“日本兵完全像一群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染这个城市……犯下了不计胜数的暴行。”“日军单独或二三成群地在全市游荡,任意实行杀人、强奸、抢劫和放火……对一点也未开罪他们的中国男女和小孩毫无道理和不分皂白地予以屠杀,终至在大街小巷遍地横陈被杀害者的尸体。”^[39]工业城市无锡的损失严重,具体来讲,日军侵占无锡后,业勤、广勤、豫康等一批工厂焚毁殆尽,庆丰、振新、申新三厂等一度被日军占有。缫丝工业损失更大,缫丝车比1931年减少66.9%,产品外销断绝。商业“繁华之区变成瓦砾之丘”。农村水利设施也遭到破坏,旱涝灾害严重,农业收成骤减,农民生活困苦。后来日军进入无锡城区,又放火焚烧10天10夜,整个城市几乎被毁一炬。^[40]

另一方面,使城市陷入殖民地化,尤其是东北地区城市(大部分为资源型城市)完全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日本将东北作为整个远东战场的基地,自1931年后,不断加大对东北工业、交通、能源、矿山开发的投资和掠夺,东北的民族工业日益萎缩。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东北工业被纳入其殖民经济体系,绝大部分与资源开发和军事工业相关。随着工业的畸形发展,东北地区城市也不断殖民地化,比如长春、大连、沈阳都是因战争而加速城市化进程的,但在城市建筑、城市规划、城市工业布局和经济结构、城市生活、城市制度等方面,深深地刻上了日本殖民的烙印。

与日占区相反的,中西部城市的发展却有不同的情况^[41],这与战争时期的“西进运动”有关。从整体来说,这个时期中西部城市也是非正常发展,属于畸形状态。具体而言,表现为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内迁工业集中地区的一些城镇有发展。抗战初期,内迁工厂指定迁入武汉、长沙、重庆、梧州、南昌、株洲、宝鸡、衡阳、芷江、邵阳、昆明等地。一些原本较大的城镇迅速激增,比如湖南衡阳就由10万人激增至50万人;一些偏僻县城也快速发展,比如芷江是一个偏僻县城,在抗战时期,最多的时候,人口激增到10万人。

第二种情况:由内迁学校及文化机构集中的一些城镇的发展,比如陕西固原、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四川宜宾的李庄等。当时陕西成固原只是一个小城市,其内迁学校集中了西北联大、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等,形成了西北的“文化城”;重庆集中了重庆大学、中央大学、中央工专、南开中学等;成都集中了华西大学、齐鲁大学、光华大学等;宜宾李庄则集中了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

第三种情况:由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而发展的城镇。一类为军事工业及军事资源开发的城市,如四川泸州、甘肃玉门等。二类为保证生活资源而兴起的城市,比如四川内江和自贡等。这两类城市中,大多数属于资源型城市,因此在后面论及。

第四种情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城市。这种情况的城市代表有江西茨坪和瑞金、广东海丰和陆丰、陕西延安(包括安塞、定边、吴旗等小城市)等。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建立工农民主政府,至1934年工农红军撤离瑞金,这期间瑞金由一个古老而偏僻的城市,发展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景象。另一个代表城市延安,在近代长久失修,很是破落,1937年日本飞机轰炸后,延安基本上成了一片瓦砾。1937年,陕甘宁边区成立,设立延安市,城市得到很大的发展。据统计,1937年,延安人口有3000余人,到1943年,达到14000余人(不含机关、干部、部队、学生在内)。

4.1945—1949年城市非平衡发展

1945年抗战胜利后,短暂的表面上的和平后,很快进入国共两党较量时期,重点是在战场上的较量。由于社会动荡,城市发展不平衡。

一是原日本控制下的城市得到畸形的、表面繁荣的发展,其中,长春是政治中心,沈阳是工业中心,大连是港口城市,牡丹江、佳木斯则为军事重镇,鞍山、本溪建成了钢铁中心,抚顺建成了煤炭中心。由于过分强调军事工业和资源开发,这些城市在发展中,除了满足原日本侵略需求的建设外,其他方面的城市建设很有限。在这一时期的末期,多数城市相继为中国共产党解放,比如1948年2月19日鞍山解放,1948年10月21日长春解放,1948年10月31日抚顺解放,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等等。这些城市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极为艰难的全面建设城市的过程。

二是西部城市的短暂繁荣与发展。由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迁,奠定了城市的基础,惯性作用,这些城市继续向前发展,比如重庆、成都、昆明等。抗日战争为重庆市经济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机遇,使重庆一跃成为中国战时大后方的工业、商业、外贸、金融中心和交通枢纽,在此惯性作用下,抗战胜利后,重庆依然获得了短暂的发展。但伴随着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随着政治重心东移,内迁厂矿、商贸团体纷纷复员,资金和设备东调,大量的大中型骨干企业、技术人员撤离重庆,使重庆经济实力大为削弱,随着抗日战争所带来的战时经济繁荣,也随着抗日战争结束而开始走向萧条。^[42]成都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1934年以后,由于川政统一、市场稳定,城市经济稍见繁荣。抗战后期,由于通货膨胀、市场紊乱,工商行业大多倒闭破产,就连久负盛名的丝绸业也面临织机停产、机房倒闭的境遇。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工商业营业额中,商业占78%,手工业占13%,现代工业仅占9%。但另一方面,由于官僚、军阀和地主豪绅们把敛聚的大量钱财倾注于金融业和商业,从事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活动,又导致了金融业和商业的畸形发展。1949年,成都市有官办和私营的银行、钱庄、保险公司104家,其中官僚资本拥有巨资,操纵着金融市场。而商业中又以绸布、百货、首饰、高级服装、餐馆等六个行业最盛,它们的营业额占总额的40%。^[43]抗战期间,昆明成为抗日基地、唯一国际通道。许多工厂、机关、高等院校、科研单位、金融机构从内地、沿海前来。昆明人口猛增,人才荟萃,技术、资金流入,大大推动了全市经济、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抗战胜利后,外来企业、机关、学校纷纷内迁,许多工厂停产,大批工人失业,战时繁荣逐渐消失。加之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致使社会动荡,经济凋敝,物价飞涨,民怨沸腾。这一时期,虽然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施政计划和“经济紧急措施”,但仍然无法避免经济建设、社会管理举步维艰的困境。^[44]

三是革命圣地延安城市继续发展。1946年,延安人口已有3万余人。1946年3月,开始了旧城重建和建立革命纪念公园的建设工程。到1948年,陕北专署成立延安修建委员会,开始着手延安市的初步规划。延安迎来了又一个发展的高潮。

(二)多元经济带动下城市发展的新变化

1.城市规模两极分化比较明显

这一时期,受帝国主义侵略的通商口岸城市、租借城市、割让地或被帝国主义独占的殖民地城市,多为大城市。由于帝国主义的投资建设,加上大城市的聚集效应,资金、技术、劳动力、信息迅速集中在这些城市,因此城市发展规模变化快,城市人口增长快,代表城市有上海、天津、重庆等。从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看,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总体较快,其中沿海城市要快些,内陆城市略慢一些。据学者统计,上海人口增长情况为:开埠(1842年)时,连郊区人口在内约50万人;1880年,仅城区人口就有100万,人口和外贸均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排在第一的特大城市,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商经济中心城市;1936年城市人口为370万人;1947年为430万人。天津的人口增长情况为:1901年,人口增长为70万人;1911年为80万人;1936年为130万人;1947年为171万人。重庆的人口增长情况为:1901年,人口为30万人;1911年为49.8万人;1915年为51.752万人;1921年为59.7万人;1936年为60万人;1947年为100万人。^[45]从城市占地规模看,规模的增长主要是租借地面积的增加,这是城市占地规模增长最快的地方。比如上海,开埠不久即设租界,到1893年公共租界面积11506亩,1915年,增加到54793亩。天津,1860年开埠,租界周长6公里,经过甲午中日战争后和1902年的两次扩张,租界占地面积达到6149亩。^[46]这些租界主要在新开发区,与旧城区形成明显的对比。

城市发展两极分化比较明显。比如昆明,清末城市人口约9万余人,民国初年人口略有增加,超过十万人,但直到抗战前夕仅有142567人,城市人口仅增加了4万余人,比沿海、沿江主要开放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缓慢得多。1949年,昆明市区面积17.6平方公里(城区建成面积只有7.8平方公里),人口31.2万人。全市道路93公里,铺装路面8公里,有公共汽车18辆,营运线路6公里。但市街狭窄、道路不平、市容简陋,供水、排水、公共交通等设施严重不足。^[47]同时,受近代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影响,发展起来的铁路枢纽城市、矿业城市则发展规模相对较小,城市人口也较少。这是由于这些城市发展历史短暂,加之长期受政治因素和政局动荡的影响,形成较晚,发展相对迟缓。

2.城市区域分布和发展不平衡

受资源和交通的影响,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和沿海、沿江地区城市分布较多,内陆地区城市较少。

东北城市集聚区的形成,主要是在19世纪末俄国、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势力侵入后,对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并修建铁路,逐渐形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城市畸形发展。比如东北区,1875年仅有县城7个,到1902年有10万～20万人的城市2个,5万～10万人的城市4个,3万～5万人的城镇24个。^[48]湖北武昌,清前期为74个市镇,到清末则扩大到128个。^[49]日本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后,在短短的四十多年时间,一个以辽中沈阳(包括抚顺、鞍山、本溪等)为核心、哈大铁路为纵轴,滨绥铁路和沿海港口城市为两翼,以重工业为主体,兼有部分轻工业特点的东北城市密集区基本形成。^[50]据统计,1937年东北城市总数为299个,1941年发展为312个,其中1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1937年为8个,到1941年为15个。^[51]

鸦片战争后,沿海、沿江城市多为帝国主义侵占、租借或开埠通商,发展较快。到民国时期,逐渐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城市体系,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体系,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城市体系,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华北城市体系,以青岛、烟台、威海为中心的山东半岛城市群,以温州、福州、厦门、泉州、广州、香港为主的东南沿海城市带。

受战争影响,内陆地区城市有所发展,比如陕西宝鸡、延安,甘肃兰州、天水、玉门,四川自贡、内江、泸州,云南昆明,等等。但西部城市相对于广袤的西北地域来说,数量少,规模小,分布稀疏,经济落后。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西安城市人口仅12.5万人,太原人口仅为13万人,兰州人口仅为9.5万人,贵阳人口仅为8.8万人,乌鲁木齐人口仅为4.5万人。^[52]同时,1840—1933年中国西部主要城市人口增长率大多数低于120%,其中重庆人口增长100%,成都人口增长100%,兰州人口增长120%等,与之明显对比的是,同一时期,北京人口增长150%,天津人口增长600%,上海人口增长1520%,南京人口增长260%,长沙人口增长190%,广州人口增长160%,等等。这些数字说明:西部经济不够发达,人口聚集能力有限,规模较小。

3.城市的现代化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改革的深入,中国城市开始向现代化方向发展。

第一,城市商业区出现。由于流通领域市场化的发展,国内外贸易的扩大,城市开始商业化,城市内部以及城市之间不再相互封闭,商品流通日益兴盛。于是,适应商品流通的商行、公司、银行、商场等相继建立。这些新的服务性建筑一般建立在城市新的地段,并逐步发展成商业区、商业街。

第二,交通站场的出现。商品的流通需要运输,1840—1949年以后西方的轮船、铁路等先进运输方式被引入国内。随着国内铁路、公路、轮船等新式运输方式的兴起,很多城市出现了车站、港口、码头等交通站场,这是近代城市区别于古代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标志。

第三,工业区的出现。随着商业的繁荣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采用先进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的城市工业逐步发展。工业的发展改变了城市原有的消费中心这一性质,城市逐渐成为生产中心。为适应这一生产中心的发展,城市中出现了比较集中的工业区和工业点。

第四,公共设施的增加。随着商业、交通、工业的发展,城市陆续出现了一些新型的公共设施,如银行、商场、餐馆、学校、博物馆、公寓等。

第五,城市面貌的逐渐改变。城市中出现了电灯、电话、电报、电车、自来水、煤气等市政公用设施。据开滦档案记载:清光绪十三年(1887),开滦就架设了由唐山矿区至天津的电报电话线路,安装了唐山最早的电报、电话机,并在以后使唐山、林西、赵各庄、马家沟等矿连成通讯网络。1894年就在专供洋人居住的西山道别墅区安装了一台40千瓦、220伏的蒸汽直流发电机,用于公事房、洋人住宅及路灯的照明。^[53]1899年,随着秦皇岛码头的建立,打开了唐山与外界通邮的渠道,在唐山建立了大清邮政分局,使国内外的信件能够达到唐山,这样就扩大了城市人的生活半径,开阔了眼界。

第六,城市人的现代化。工人、企业家、银行家、记者、商人、买办、民族资产阶级等城市新兴阶层出现,成为城市化的动力和现代化变革的力量。其中,企业家、买办、民族资产阶级成了推动早期现代化的领导阶级,其余的市民、工人和各阶层人士构成了实现现代化的主力。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观念逐步打破,越来越多的人在生活观念上反叛“三纲五常”这一核心原则,对受父权、夫权、孝道约束的生活方式进行批判,“断发易服”作为一种新的生活观念在城市新型知识分子中逐渐流行,于是以等级身份限定的居室、衣饰、行具的使用等方面也逐渐僭越传统的定制,而走向大众化、平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