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重镇固原中亚粟特人墓葬发现的玻璃器

苏银梅  马晴

内容摘要 宁夏固原在古代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桥梁和中转站的作用。北魏时期，中亚粟特人经新疆、甘肃，到达陕西、河南等地，固原为必经之地。来自史国的史姓人落籍于原州，从隋代史射勿至唐代的史铁棒，三代人的墓地相继在固原被发掘，出土了7盒价值珍贵的墓志和一批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文物，其中的玻璃器，是中西文化相互借鉴、交融的结晶。

关键词  丝绸之路  固原  中亚  粟特人  史姓  玻璃器

一、中国境内出土的历代玻璃器

玻璃，是人类先民在从事生产生活过程中偶发灵感认识并制作成形的一种器物。最早的玻璃器可与黄金、绿松石、玛瑙等宝石相媲美，为上层贵族钟爱的奢侈物。由于玻璃制造过程中所含物质的不同，在西方被称为“费昂斯（faience）”，中国古代称作“琉璃”或“颇黎”。1970年陕西西安唐代长安城兴化坊发现的何家村窖藏中，有一提梁大银罐，罐盖题记里有“颇黎”[2]等十六段铭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安家瑶先生，根据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越王勾践剑上的蓝色玻璃、河南辉县琉璃阁吴王夫差墓夫差剑上的无色透明玻璃、河南固始侯古堆1号墓出土的镶嵌玻璃珠，综合分析，认为中国最早发现玻璃的时间为春秋末年。[3]战国中晚期，镶嵌玻璃珠较常见，深受上层贵族的喜爱，其作用相当于宝石。由于镶嵌玻璃珠上的同心圆图案似动物眼睛，中国人称“蜻蜓眼”，西方人称“复合眼珠”。1978年湖北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玻璃珠 [4]，经中科院上海光机所使用科技考古中常用的X射线荧光仪器定量检测分析结果看，这类玻璃结构为钠钙硅酸盐体系，着色剂为锑基和锡基化合物（乳浊剂），与中国战国时期的铅钡玻璃不同，其体系符合西方玻璃成分和制作工艺特征。研究表明，曾侯乙墓出土的“蜻蜓眼”可能来自古埃及或东地中海沿岸地区，证明贵如珠宝的玻璃，是早期丝绸之路商业贸易中的贵重物品。

图1 中国风格玻璃制品

中国制作的玻璃制品出现于战国中晚期，有仿玉璧的玻璃壁、玻璃剑饰、玻璃印章、镶嵌于其他材料上的玻璃，多发现于中原地区的墓葬中，成分为铅钡玻璃。中国造铅钡玻璃向东传播到日本和朝鲜半岛。汉代中原地区铅钡玻璃数量和品种都明显增加。到了西汉中晚期，玻璃容器开始出现，丧葬玻璃和玻璃装饰品也出现，玻璃镶嵌物种类很多。在广西还出现钾玻璃。

在中国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中，发现有进口玻璃，主要是罗马玻璃和波斯萨珊玻璃。罗马玻璃和萨珊玻璃的东进，象征着丝绸之路东西方贸易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魏晋时期，玻璃作为奢侈品，成为仕家大族证明财富和身份地位的物品之一。国内发现的汉代罗马玻璃如江苏邗江甘泉2号墓出土的马赛克玻璃钵残片、洛阳东汉墓出土的缠丝玻璃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罗马玻璃，如南京象山7号墓出土的罗马磨花玻璃杯、辽宁北票冯素弗墓出土的罗马玻璃器、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北魏祖氏墓出土的罗马波纹玻璃碗。萨珊玻璃如北京西晋华芳墓出土的凸钉玻璃碗、湖北鄂城五里墩121号墓出土的磨花玻璃器、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出土的凸钉装饰玻璃碗。[5]

二、固原北周墓葬出土的玻璃器

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丝绸之路贸易繁荣时期，固原作为丝绸之路必经之地，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产自西亚的玻璃器，而且都发现于当时地方要员的墓葬中。

1983年，在丝绸之路重镇固原南郊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北周李贤夫妇墓葬，出土的萨珊波斯鎏金银壶和萨珊玻璃碗（见图2），均被国家文物局定为国宝级文物。凸钉装饰玻璃碗属典型的波斯萨珊王朝玻璃制品。碗高8厘米，口径9.5厘米，腹深6.8厘米，最大腹径9.8厘米，重245.6克。碧绿色，透明，内含小气泡，分布均匀。直口，矮圈足，外壁饰以凸起的圆形装饰两周，上周8个，下周6个，共14个上下错位排列。安家瑶先生研究认为，这件玻璃碗属于钙钠玻璃，制作工艺采用了模具吹制技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物。李贤为北魏、西魏、北周三朝元老，曾在河西一带做官，掌握丝路贸易大权，官至原州刺史，与皇室宇文氏保持密切关系。奢华的玻璃器皿出现在李贤的墓葬中，应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彰显了李贤显赫的权位。

图2 凸钉装饰玻璃碗

李贤夫妇埋葬时间为北周天和四年即公元569年。1996年在固原南郊葬于北周建德三年（575年）的田弘夫妇墓葬中，也发现了一批玻璃器（见图3）。[6]共出土玻璃小珠约900颗、花瓣形玻璃小片2个、属于费昂斯的碎片2个。大玻璃珠高8～11毫米，宽8～11.3毫米。20个玻璃珠表面为多面体，光照后显色为深蓝色的透明玻璃。其中8个深蓝色玻璃珠镶嵌有白色不透明小玻璃片，即蜻蜓眼玻璃珠。这些玻璃小珠出土于田弘棺内，与玉器、水晶制品放置在同一位置，发掘者认为，可能是用于玉佩线上的穿珠。

图3 田弘夫妇墓葬中出土的玻璃制品

小玻璃珠大约有880个，发现于墓室地面和田弘夫妇二人棺内。横径3～6毫米，纵径为2～4毫米。这些小珠采用了两种制作方法，一种玻璃小珠上下为圆形，呈收缩状；另一种是将玻璃棒切割成珠子，以后者居多。颜色主要以深蓝色和浅蓝色为多，黄色和绿色的分别只有4个和2个。2个玻璃小珠上包有金箔，还有一部分玻璃小珠在某部位附着有金箔。从出土位置分析，包金箔小珠用于装饰纱冠，在国内属首次发现。

玻璃花瓣发现于第五天井，为黄色透明玻璃，长9.5毫米、宽5毫米、厚5毫米、重0.05克，根据比重分析，推定为碱化玻璃。费昂斯表面为淡绿色，内部为白色。从田弘夫妇墓葬出土玻璃珠的作用推测，当时的玻璃制品与玉器、水晶都属于珠宝类，作为装饰物。在古代珠宝类饰品中，金镶玉或金包玉的饰品经常出现，而金包玻璃饰品十分罕见。

三、固原隋唐史姓粟特人墓葬出土的玻璃器

《北史·大月氏传》记载，北魏当时的首都大同有来自中亚的月氏人“能铸石为五色琉璃”，“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隋唐时期，中国的玻璃制造业水平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玻璃器受瓷器的影响，制造中追求晶莹剔透的质感，如西安隋李静训墓出土的绿玻璃盒，光洁透明，为无模自吹成型的玻璃器皿。其他各地发现的玻璃器也以绿色为主，器型模仿中国传统陶、瓷器形状。如西安隋李静训墓出土的无颈瓶和扁瓶，湖北郧县唐李泰墓出土的玻璃瓶、玻璃杯。隋代以后，玻璃制品工艺技术进一步发展创新，如把玻璃珠、玻璃花与金、铜等金属黏合制作出各种精美的工艺装饰品。固原南郊隋唐中亚史姓人墓出土的玻璃饰品就是最好的例证。

固原史姓家族为魏晋以来从中亚迁徙而来的粟特人，隋唐时发展成为原州望族，家族成员中有武官、翻译官、监牧官。家族坟茔选择在古原州南塬，目前发掘的墓葬中有墓志铭文的有7人，为史射勿、史道德、史索岩、史诃耽、史道洛、史铁棒和史索岩夫人安娘，其中史射勿、史诃耽、史道洛、史铁棒墓发现有玻璃器。

隋史射勿墓（609年）出土玻璃器2件，一件是鎏金桃形花饰，一件是镶玻璃条形饰。[7]鎏金桃形花饰，长6.5厘米，宽5.2厘米。呈桃形，制作工艺为以鎏金铜做图案底框，然后镶嵌贝壳、玻璃等宝石，形成一周联珠纹。玻璃颜色为绿色。玻璃条形铜饰，长9厘米、宽2厘米，呈长条状。以铜条制作出长方形、联珠纹、花瓣形图案底框，再镶嵌珍珠、绿色玻璃，凸显立体效果。这两件饰品的制作工艺，是波斯艺术风格与中原传统技艺的结合，体现了中国工匠的创新精神。两件花饰应为其他物品的装饰组成部件。

图4 隋史射勿墓出土玻璃器

图5 史诃耽墓出土小玻璃碗

图6 史诃耽墓出土喇叭形玻璃花

史诃耽墓（669年）出土有小玻璃碗（见图5）和喇叭形玻璃花（见图6）。小玻璃碗基本完整的2件，口径4厘米、底径2.2厘米、高8厘米，直沿，口外撇，腹壁呈瓜棱状，上贴有条形金箔，六瓣，凹底，通体呈绿色。喇叭形玻璃花有十余枚，直径2.3厘米、高0.7厘米。呈碧绿色，喇叭形，有的中间有黄色花蕾，并贴有金箔。5枚黄色玻璃花结为玻璃流节形成，形状不规则，长约1厘米。史诃耽墓玻璃器大多数为高铅玻璃，采用了吹制、铜丝连接花蕊、贴金工艺。史诃耽墓出土的玻璃花为国内发现的唐代最为精美的玻璃工艺品。

史道洛墓（658年）出土的玻璃器有六曲玻璃杯和玻璃花部件（见图7）。玻璃杯残，直径3.8厘米、高约1.7厘米，底部和外侧内凹槽贴有金属片（起到固定或装饰作用）。玻璃花残件以绿色为主，花体断面呈八字形，底端有穿孔，周围镶嵌六瓣形金属花叶，从孔中穿出直径0.9毫米的金属线，其端部嵌入直径6.1毫米、高5.75毫米的宝珠状绿、黄绿、白、青色玻璃珠，组成花蕊状造型。根据玻璃花出土的位置分析，为墓主人头冠的装饰品。

日本谷一尚先生认为，固原史姓家族墓地出土的玻璃器属于含铅70%以上的高铅玻璃，出自中国工匠之手，类似的玻璃制品在陕西隋唐墓中也有发现，并认为7世纪中叶在长安附近有制造玻璃的作坊。史道洛墓葬发掘之前，人们只能在敦煌壁画中看到玻璃花制品。《隋书 ·何稠传》中有关于何稠使用绿瓷技术制造琉璃的记载，何稠为中亚何国人，由此可见粟特人为繁荣中原文化所做的贡献。同时可推测，玻璃工艺品是粟特人钟爱的装饰品，其价值等同于珠宝。

图7 史道洛墓出土玻璃制品

（苏银梅系宁夏固原博物馆研究馆员；马晴系宁夏大学回族研究院副研究员）

[1]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西北地区粟特人文化遗存与回族关系研究”（项目号13XKG004）阶段性研究成果。

[2]安家瑶：《玻璃器史话》，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3]安家瑶：《玻璃器史话》，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2-14页。

[4]图1-3，中国化工仪器网，《中国科学报》2014年8月7日。

[5]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出土的萨珊玻璃碗，见《固原历史文物》（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27页）。

[6]原州联合考古队：《北周田弘墓》，东京：勉诚出版社，2002年，第51-52页，图版第35。

[7]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4-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