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鲠生先生认为：“由普鲁士主宰的德国是一个超强的国家，不仅紧逼法国，并且根本地破坏了欧洲的平衡。”实际上，普法战争并没有摧毁法国的军事力量，《法兰克福条约》也没能限制法国与别的国家结盟。特别是法国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赔偿了战败费用，更显示出法国人的复兴能力和复仇决心。
一、俾斯麦的战略构想
1871年的德国让所有其他欧陆国家黯然失色，但这只是从他取代了法国在欧洲的地位而言，并不意味着德国已经占有了支配地位，或是急于追求在欧洲的霸权。恰恰相反，俾斯麦在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宰相后，便声称要维护德国统一后的欧洲现状（status quo）。他的目的十分明确，即保住他在过去八年里通过三场战争所建立的德意志帝国，除此之外，德国没有新的战争或领土扩张要求。用俾斯麦的话讲，“德国现在是一个满足的国家（satiated power）”。的确，1871年后，欧洲第一军事大国的地位从法国转到德国，在以后的20年里，俾斯麦这个曾经谋划了三场战争的扩张主义者，似乎变成了一个坚定的维护现状的保守主义者。他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通过外交手段来保持现状。俾斯麦没有期望法国会忘记失掉阿尔萨斯—洛林的耻辱，但是，只要法国没有军事同盟，它是无力单独挑战德国的。虽然德国已经成为欧洲目前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俾斯麦并没有过高地估计德国的实力，而是极力避免进行一场两线战争。他懂得对付一个刻意复仇的法国，德国已经负担够重的了，绝不能再制造出另一个潜在的敌人。为此，西方史学家们作出了颇有争议的结论，“俾斯麦和加富尔一样是一个执著的民族主义者，但不能算是狂热的帝国主义者”[40]。
1878年的柏林会议也表明俾斯麦的外交目标是有限度的。他意识到形势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普、奥、俄“三皇同盟”已经丧失了针对法国的合法性。如果要建立起新的平衡，德国就必须寻求新的政策。俾斯麦审时度势，得出了一个结论：唯一有效的摆脱德国困境的方法就是精心策划出一个秘密联盟体系，其目的就是一方面让德国避免外交上的孤立；另一方面把孤立法国作为他的既定政策，同时还能在一定的程度上限制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对外政策，即两国必须签订一个“共同协定”，以解决他们在巴尔干地区的冲突。于是俾斯麦在其执政的最后二十年里，精心建构了一个“再保险同盟体系”。所谓“再保险”，就是指在六个欧洲大国构成的均势中，德国和奥地利结成同盟，以对付俄国；同时，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三国形成联盟，以遏制法国的领土要求。除此之外，德国又秘密地与俄国达成了协议，以防止奥地利单方面追求对巴尔干地区的控制。[41]俾斯麦花费心血所缔造的秘密而复杂的外交体系曾成功地防止了法、俄走向同盟。但是当他卸任隐居后，他的后继者们缺乏他的政治眼光、能力和经验，最终结束了这一体系的作用，那么俾斯麦的外交体系是如何建构的，他的核心理念又是什么？
二、俾斯麦的“再保险体系”
如果说1875—1878年的“东方问题”是产生德奥同盟的间接原因，那么，对法俄联盟的担心就是造成俾斯麦执行同盟政策的直接原因。这之后，俾斯麦在完成其外交目标方面获得了成功。1879年8月27日和28日，俾斯麦和安德西斯在盖斯坦因会晤，达成了一项谅解，即建立德奥同盟，以对抗可能出现的俄法联盟。俾斯麦作出的这个决定，不仅对当时的现实政治产生了影响，更影响了后世欧洲国际关系的发展，因此，德奥同盟无疑是从1879年到1914年欧洲外交中的关键。俾斯麦在俄、奥两国间只能选择一国作为盟友，由于形势所迫，虽然他原先主张积极的亲俄政策，但是1872年再度促成了《三皇条约》的签订。
然而，1878年之后，德、俄、奥三国间的友好协商已经不再可能。作为老练的政治家，他作出此决定绝不是感情用事，而是政治上深思熟虑的结果，其理由可以理解为：一是就政治上的考虑而言，德国鼓励奥地利势力转向巴尔干方面发展，使之无暇顾及在德意志境内再寻求恢复传统势力；二是就民族情感而言，联合奥地利较之联合俄国更迎合泛德意志的民族情结。虽然与俄国相比，奥地利的力量较弱，但其政策的稳定性则比俄国要强得多，因此，可以视之为盟友。同样的顾虑也来自于奥地利方面。维也纳政府知道，如果今后要向巴尔干和近东方向发展，俄国是他前进的主要障碍，甚至是敌人。因此，奥地利必须以德国为盟友，以防不测。从1878年，维也纳为了向柏林表示亲善友好，承诺废除1867年的《布拉格条约》中的第五条，即完全放弃北部领土的要求。这样，相互需要促成了这两个最大的德语国家于1879年10月7日缔结了《德奥同盟条约》。德奥同盟在1882年由于意大利的加入扩大为三国同盟，但其核心基础仍为德、奥两国同盟，有效期为五年（1902年之后，变为永久性同盟）。
1879年的德奥同盟规定，第一条：如两缔约国中的一方被俄国攻击，缔约国的另一方将举全国之力来帮助；如需讲和，也应为共同行动。第二条：如缔约国中的一方被俄国以外的国家所攻击，另一方应遵守友好中立，但是，如攻击的国家有俄国的援助，那么缔约双方应共同采取军事上的相互支持。[42]在近代的同盟条约中，常常以同盟一方并未先行挑衅而受到攻击，作为同盟另一方参战的原因，而1879年的德奥同盟条约，则无此限定条件。条约声明，双方参战原因只单纯归于俄国的攻击。1914年，根据德奥条约的这一规定，德国无条件地支持了奥地利对俄国的军事行动，而其根源则是1879年的两国同盟。
但俾斯麦十分清楚，一旦对俄战争发生，沙俄必定要寻求另一欧洲同盟以对抗德奥同盟。英国通常不会成为俄国的伙伴，至少在眼下如此；而意大利又与俄国的利益相去甚远，故法国必是俄国所要寻求的安全伙伴。因此，俾斯麦处心积虑寻找一个新的三国同盟代替因1878年“东方危机”而解散的三皇同盟，以此作为抵制俄法联合的砝码。对俾斯麦而言，当时最现实的选择就是意大利。
意大利已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俾斯麦一直很不情愿地接受他为欧洲大国，称之为“雄心勃勃，但无牙齿”。尽管如此，意大利与法国在地中海和北非有着利益上的冲突，特别是1881年5月，法国出兵占领突尼斯，并根据《巴多条约》将突尼斯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意大利从此视法国为敌而寻求与德、奥携手。法、意的紧张关系一时成为欧洲政治中的焦点，这正是俾斯麦所期待的。自柏林会议以来，俾斯麦就暗中鼓励法国向海外扩张，以分散其复仇的怨恨，而使之无暇在欧洲与德国为敌。同时，法、意冲突必迫使意大利寻求盟友，在欧洲国家中可能的盟友只有德国。1881年法国在北非的突然行动及其引起的意大利的惊慌，为俾斯麦对抗可能的俄法同盟，而寻求建立三国同盟提供了条件。
意大利接近德奥同盟也有明显的私利所求。一方面他与德、奥结成军事伙伴关系，可以抵制可能来自法国的威胁；同时，亦可避免使奥地利成为潜在的竞争对手。维也纳政府也懂得，如果俄、法联合，将来一旦与俄国开战，德国须以主力对付法国，而奥地利则不得不单独抵挡俄军的进攻，这对奥军来说是有难度的。因此，德、奥、意三国同盟，既可以巩固中欧集团的地位，也可以抵消来自俄、法两方面的夹击。
基于上述考虑，1881年10月意大利国王汉勃特（Humbert）访问了奥地利，从而结束了两国间关系的冷淡时期，但没有产生政治上的蜜月。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三国同盟条约是1882年5月20日在维也纳签订的。该同盟的存在众所周知，但其正文却始终未予公布。从一战后开放的档案中，可以知道1882年三国同盟正式条约的主要内容。其中第二条是这样规定的：如果意大利并未首先挑衅而被法国攻击，德奥两国当举全国之力帮助被攻击的盟国意大利；如果德国首先被法国攻击，意大利也负有同样的义务。第三条：同盟国中的一国如果被一国以上的敌人攻击时，其他两国则有相互支持并参战的义务。第六条：三国同盟条约须保守秘密，不得公开，条约期限为五年。在三国同盟条约之外，尚附有意大利的一个声明，即“此同盟不得视为针对英国”[43]。德、奥接受了这一声明。言下之意是：三国虽为同盟，但要划清各自的主要敌人和关键利益所在。意大利的兴趣在地中海，他与法国有利益冲突，而与英国没有安全上的矛盾。
1882年的三国同盟是当时欧洲最大、最保守的军事同盟，这一事实又被1883年罗马尼亚的秘密加入所证实。罗马尼亚加入的程序有些特殊，他首先是与奥地利在10月30日签订了防御同盟条约，同日德、意签字加入此条约，并履行其监护责任。实质上仍是以三国同盟为基础，即非进攻性的同盟。俾斯麦不支持奥地利在近东与俄国竞争，只支持奥地利和意大利联手与法国对抗。
俾斯麦的同盟政策虽获成功，但他的目的是通过孤立法国来维持欧洲现状，而非与俄国交恶，特别是德国皇室强调与沙皇王朝有传统的亲族关系。因此，俾斯麦在积极建立三国同盟的同时，也经常与俄国接触协商，目的就是防止俄法同盟。1881年有人提议并安排了三皇会晤，目的在于恢复1873年的“三皇同盟”。1881年6月18日，俾斯麦邀请沙俄大使萨巴罗夫、奥地利大使思苓尼在柏林签订了一份公约，其中有三条很值得关注：第一，如果德、奥、俄三国中的任何一国与第四国发生战争，其他两国应遵守友好中立；第二，1878年《柏林条约》中的任何修改，应该得到三方的一致同意；第三，三国根据条约，遵守关闭两海峡的原则。[44]1882年，新任俄国外长吉耳主张改善德、俄关系，从而推动与德国全面发展伙伴关系。1884年9月，德、俄、奥三国皇帝在波兰境内的施尧尼维斯会晤，决定继续维持三皇的友好关系，这是欧洲各国所得到的公开消息。实际上，早在5个月前，俾斯麦就安排好了《三皇同盟》的续订，为期三年。
三、俾斯麦“再保险体系”的问题
1884年到1887年间，奥地利在巴尔干地区的势力得以巩固，这必然引起俄国的不满。于是沙俄不愿意续订1884年的三皇条约，只要求与德国单独签订双边条约或协议。俾斯麦欣然接受，1887年6月18日，德俄两国重新缔结了一个更确定的条约，也是为期三年。这就是俾斯麦的《再保险条约》。此条约的第一条规定，如果两缔约国中的一方与第三国开战，缔约国的另一方应当坚持友好中立，并努力使战争局部化；但是，如果缔约国的一方对法国或奥地利进行攻击，此规定则不适用。很明显，这时俾斯麦仍想依据德奥同盟或三国同盟来确保德国对阿尔萨斯和林洛地区的拥有，同时，又通过与俄国的再保险条约防止来自法国的攻击。但是，鉴于德奥同盟是俾斯麦同盟政策的基础，他又必须附加一个声明：一旦俄国主动进攻奥地利，德国则必须履行支持奥地利的义务。这样，俄国便知道了德奥同盟的存在。于是，俄国也提出，如果德国主动攻击法国，俄国则可以免于中立，而根据情势作出判断。从此以后，沙俄便开始考虑俄法同盟的可能性。事实上，当时俄、法两国的财政部长已经开始了秘密接触。为了巩固两国关系的基础，1887年的德、俄《再保险条约》第二款规定，德国承认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传统权利，特别是在保加利亚和东罗马尼亚地区的优势和特殊影响。第三款规定：德、俄两国再次重申两海峡关闭的原则。依据此《再保险条约》，俾斯麦在外交上取得了双重保险。就像当时所有的德俄条约一样，这个《再保险条约》也是用法文所写，由俾斯麦和楚瓦洛夫公爵分别代表各自政府签字，条约为期三年。
就这样，俾斯麦在完成其“大体系计划”的同时，使法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这位“铁血宰相”一方面握有以德奥同盟为基础的三国同盟，另一方面，又与俄国签有再保险条约。至少在理论上，他仍尊重着英国人的感受，既不谋求发展大海军，也不觊觎海外殖民地的扩张。这样，在他治下的德国与除了法国之外的所有其他欧洲大国建立了某种形式的同盟或伙伴关系。但是与维也纳条约体系相比，俾斯麦的外交体系从根本上缺少一个大国和谐的基础。它是1871年后在欧洲出现的一个非常复杂的秘密联盟体系，这样的体系本身就是脆弱的。首先，没有法国的平等参与，任何欧洲体系都将是不稳定的；其次，德国的空前强大并不意味着他已没有现实的或潜在的抗衡者；再有，创造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外交体系，俾斯麦表现出了超众的眼光、能力和经验。然而，1890年后，他的继任者们明显地缺乏他的这些素质。因此，作为政治家的俾斯麦，也不幸地陷入了他自己创造的个人神话中，即只是用强权政治的手段来处理国家间的关系，这既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软肋。当帝国主义时代到来时，或者说在柏林会议后的三十年里，海外扩张包括拥有一支远洋舰队，成为欧洲大国的标志。于是，他们的关系便进入了维也纳会议后欧洲外交史上的第三个阶段——“大国对抗阶段”。[45]
【注释】
[1]转引自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第117页。
[2]Mowat,A History of European Diplomacy 1815—1914,p. 134.
[3]Mowat,A History of European Diplomacy1815—1914,p. 125.
[4]Mowat,A History of European Diplomacy 1815—1914,p. 125.
[5]Kissinger,Diplomacy,pp. 110—111.
[6]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p. 99.
[7]Mowat,A History of European Diplomacy 1815—1914,p. 134.
[8]Mowat,A History of European Diplomacy 1815—1914,p. 125.
[9]Mowat,A History of European Diplomacy 1815—1914,pp. 134—135.
[10]Mowat,A History of European Diplomacy 1815—1914,p.136.
[11]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p. 111.
[12]Mowat,A History of European Diplomacy 1815—1914,p. 137.
[13]Stearns,The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p. 498.
[14]Mowat,A History of European Diplomacy 1815—1914,p. 151.Palmer ＆amp; Colton,A History of Modern World,pp. 514—515.
[15]Kegley,Jr. ＆amp; Raymond,From War to Peace,pp. 110—112.
[16]Palmer ＆amp; Colton,A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pp. 518—521.
[17]Kissinger,Diplomacy,p. 122.
[18]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p. 145.
[19]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p. 154.
[20]Grankshaw,Bismarck,p. 199.
[21]Kegley,Jr. ＆amp; Raymond,From War to Peace,pp. 112.
[22]Kegley,Jr. ＆amp; Raymond,From War to Peace,p. 113.
[23]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p. 144.
[24]Edward Crankshaw, Bismarck (New York： Penguin Books Ltd.,1990),p. 86.
[25]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p. 205.
[26]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p. 206.
[27]Mowat,A History of European Diplomacy 1815—1914,p. 215.
[28]Joseph S. Nye,Jr., American Paradox：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 31—32.
[29]Crankshaw,Bismarck,pp. 299—230.
[30]Kegley,Jr. ＆amp; Raymond, From War to Peace,p. 117.
[31]Crankshaw,Bismarck,p. 328.
[32]Mowat,A History of European Diplomacy 1815—1914,p. 215.
[33]Stearns,The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472.
[34]Mowat,A History of European Diplomacy 1815—1914,p. 215.
[35]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pp. 235—240.
[36]Mowat,A History of European Diplomacy 1815—1914,p. 229.
[37]Stearns,The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p. 472.
[38]Nicolson,Diplomacy,pp. 72-73.
[39]Stearns,The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p. 47.＆amp; p. 531.
[40]G. P. Gooch,Studies in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London： Longmans,1942),p. 61.
[41]Craig ＆amp; George,Force and Statecraft, pp. 36—39.
[42]Stearns,The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473.
[43]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p. 275.
[44]Stearns,The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473.
[45]Grewe,The Epochs of International Law,pp. 438—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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