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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利斯孛瑞的交换理论_现代美国压力政治

时间:2021-09-01 百科知识 联系我们

··萨利斯孛瑞的交换理论_现代美国压力政治

第三节 R·H·萨利斯孛瑞的交换理论

一、面向团体创设要因的视点

然而,欧尔松的合理选择理论除了这一冲击性的影响外,在说明能力问题上并非没有批评的可能。在类似这样的批评之中特别值得注目的一点,就是在团体创立的时点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欧尔松的理论在关于加入已经存在的团体的方面虽然持有极为杰出的说明能力,但在有关团体创立方面并不一定表现出充分的说明能力,而针对其理论而来的批判差不多也就是集中在这一点上。J·Q·威尔松于下述的表述亦将这一论点作了特别的说明。

曼考尔·欧尔松虽然就个人在加入到带来共同财产的经济性结社的有关条件作了论述,但在关于这些结社首先应该基于怎样条件才得以创立的这一点上并没有加以说明。如果按合理的并立足于自己利益方向的人群在加入时所基于的仅只是提供了选择诱因的这一结社理论得以成立的话,那么在这些团体还没有创立之前,能够提供的东西还完全不曾存在之际,该团体的创立者们(charter member)在最初能够加入进来的理由又该是什么呢[32]

在克服类似这样的困难方面,最为突出和显著的是由R·H·萨利斯孛瑞提起的“利益团体的交换理论”(exchange theory of interestgroups)以及“企业家假说”(enterpreneurial hypothesis)[33]。萨利斯孛瑞对这一课题的考虑,在1969年发表的以“利益团体交换的理论”[34]为题的论文里首次以明确的方式作了提及,其在该论文里面,对农场(Grange 1867年设立)、全美农会(National Farmers Union 1902年设立)、美国农业事务局联盟等美国的农业团体的创立过程作了分析,论述说“利益团体的起源、发展、消灭以及联合的院外活动集团的活动等所有方面,我们如果假设在这里的是企业家、组织者和顾客以及构成者之间的交换关系,则可以对其加以很好的说明”[35],在把目光集中在利益团体的形成之际,强调了企业家的组织者在这之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换句话来说,萨利斯孛瑞是立于宏观的水准之上,即从企业的经济理论当中抽析出了其基本方向[36],并试图着手于集团理论的构成的。

二、交换理论的精髓

萨利斯孛瑞首先是从对企业家(entrepreneur)、组织者(organizer)以及顾客(customer)和集团构成人员(group member)的区别开始的。这里,企业家在不管是什么样的组织状况里都是事业的创始者,如果有什么样交换活动的发生确是无可避免的话,企业家起到的肯定是无可代替的作用。企业家利用资本创造财富并提供服务,所期待的仅只是获有能够满足于受到欲求的财富和服务的价值[37]

同样,根据萨利斯孛瑞所言,在利益团体的形成过程中,作为企业家的集团组织者,对于潜在的会员的某些代价,即对于与支付的被泛称为集团加入的这一代价而言,能够提供的则是可以与其相置换的于投资(benefit)上的好处。萨利斯孛瑞认为,在这样的场合里,好处可以理解为①有基于物质上的好处(material benefit);②也有表现为连带上的好处(solidary benefit);③表现上的好处(expressive benefit)等几个大致可以想定的内容。在这里,表现为物质上的好处意味着“财富以及服务等实体上的报酬,以及通过这些进而得以获得的财富和服务的手段(例如工作岗位)”,“对于与这些交易有关系的当事人来说通常是表现为外在的,是比通常所说的尊敬或者幸福这类外在表现更加具有根本价值的典型工具”。与此相对照,连带的好处对于当事人来说则是内在的,包含了根据社会化、共鸣、加入感,以及可以称之由加入而来的地位等报酬在内,进一步的好处则包括了言论的自由以及公民权的确认等超个人的目标、集团的目标的达成等,即最重要的好处就是来自于其表现自身[38]。(www.guayunfan.com)

概括来说,萨利斯孛瑞认为集团的形成以及为了自身的延续,在集团的组织者和潜在的成员之间虽然必须维持在加入和好处的交换之中适度的平衡,而在这一平衡被加以维持的同时,组织者和集团的构成人员之间的交换关系在无法有效地得到维持的场合下,必须行加注意的是该状况所表现出的含意显示该团体的延续已经变为不可能。基于这一意味,萨利斯孛瑞的交换理论在确定是利益团体的“起源和发展”的理论同时,亦可定义为是“衰退与消灭”的理论[39]

就这样,萨利斯孛瑞从好处和价值的观点对利益团体的起源、继续、衰退做了说明,根据萨利斯孛瑞所言,人们加入集团,主要是基于了加入而能够带来什么好处的考量而不是为了其他别的什么。并且,萨利斯孛瑞在这里特别着重强调的是企业家组织者的创造作用。例如,以萨利斯孛瑞所做的论述为例[40],农场虽然是由奥利弗·赫德森·凯利(Oliver Hudson Kelley)所创立,但这一成功却是来源于凯利个人所做出的相当程度的牺牲以及其诸多友人在基金方面的大力支援才得以形成的,另外全美农会,也是因为有了牛顿·戈雷斯沙姆的无私的献身才最终得以实现的。萨利斯孛瑞进而在下面做了这样的论述,对于在利益团体的形成方面由企业家组织者所发挥的作用,再行针对我们的注意发出了呼唤。

农民的休息日运动(Farmers Holiday Moverment)、全美玉米栽培协会(National Corn Growers Association),以及全美农民协会(National Farmers Organization)等最新团体的指导性组织者之中,无论曾经有否类似这样戏剧性场面出现,都堪称是个人投资的证据。并且更为明确的是局限于公民权以及对外政策这一方面正在进行活动的数量极为众多的现代利益团体,就是在极大程度上依靠了在各自形形色色的组织方面得益于个人投资的投资者才得以维持和不断发展的[41]

三、J·M·伯里的检证

确实,像萨利斯孛瑞这样的论述,与从1960年代末开始到1970年代最初期截止的在美国共同的事业(Common Cause)的创设同约翰·W·加纳(John W.Gardner)的关系,以及包括了公共市民(Public Citizen)和国会观察(Congress Watch)的诸网络组织的创设与同雷尔夫·奈博(Ralph Naber)的关系[42]等事例形成的对照,是有相当的说服力的。在这之中所遇到的,即试图对在利益团体的形成中的类似这样的企业家领导者的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的,是J·M·伯里。

完全可以说,伯里通过了对共同的事业、美国消费者联盟(Consumer Federation of America)、环境行动(Environmental Action)、环境政策中心(Environmental Policy Center)、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高龄者俱乐部(Sierra Club)、妇女权利同盟(League of Women)、全美消费者同盟(National Consumers League)、全美和平活动联合(National Peace Action Coalition)等八十三个公共利益团体的专门工作人员所进行的面对面的调查,对特鲁曼的紊乱理论和萨利斯孛瑞的交换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

伯里在这一调查活动中,对各团体的专门工作人员提问说,“是否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该团体是如何开始创设的情况”,而在针对这一提问得到的回答里,“在关系到该团体的起源方面的任何事件上,以及在把各种各样的一连串事件结合到一起”的内容里,并不支持的是特鲁曼的学说,紊乱理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领导者的作用对于团体起源的来说有着首要意义,萨利斯孛瑞的学说则明显地得到了多数被调查者的支持,客观上亦对上述理论做了选择。并且,对于成为调查对象的大约三分之二(66%)公共利益团体来说,企业家领导者的存在被认定是团体组织化的决定要因,对于无论是怎样一种类型的紊乱理论,其中存在的组织化的契机都没有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程度(29%),基于这一调查的结果,伯里论述说“从全体来看,调查的结果显示出的是,与团体的发生相关的企业家理论,对于公共利益团体的形成来说所持有的说明力是相当大的。”[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