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鲁曼的紊乱理论

第一节　D·B·特鲁曼的紊乱理论

一、压力团体研究重新展开

D·B·特鲁曼在《政治过程论》的出版（1951年）刊行历经二十年之后的再版（1971年）序言里面，在继续唤起对出现在该一期间的有关压力团体研究的“急速发展和扩张”^[1]的注意的同时，也追述了对作为先行研究者们的感怀，在这二十年间以及由此接连下来的时期里，在美国的压力团体研究者之间堪称特别活跃的议论、即如实地表现出压力团体研究新开展的主题之一正是压力团体的形成以及加入到压力团体里面去的要因。

在这方面，作为最有力的证明该是詹姆士·Q·威尔松（James Q.Wilson）在1973年发表的《政治组织论》里面，虽然论说到“关于组织是基于什么样的方式和宗旨才得以展开活动的理论，堪用多至不计其数的程度来加以形容。但是，关于组织是怎样才得以形成的理论，却几乎是处于不存在的程度”^[2]，但在这期间与之相遇的是在1960年代后半期，根据当时受到注目的曼考尔·欧尔松（Mancur Olson）和罗伯特·H·萨利斯孛瑞（Robert H.Salisbury）的学说，刺激了围绕着压力团体之所以能够形成的讨论，对于压力团体研究来说无异于开拓了新的视野则是事实。

二、紊乱理论的核心

在这之中正如J·Q·威尔松所指摘的那样，关于美国压力团体形成要因的理论研究尝试，直到最近为止进展也依然是非常贫乏的。而在这一领域里发挥了作用的不是别人，恰是戴维·B·特鲁曼（David B.Truman）。特鲁曼在提起这一点之际所做的论述，是与后来的紊乱理论（disturbance theory）^[3]，以及社会紊乱假说（social-disturbance hypothesis）^[4]等理论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正如杰弗里·M·伯里（Jeffrey M.Berry）所论述的那样，这一“特鲁曼的紊乱理论在近二十年的期间里，却没有经受过任何形式的挑战”^[5]，到1960年代后半期，由曼考尔·欧尔松和罗伯特·H·萨利斯孛瑞相继对特鲁曼的理论提出批判，据此试图对有关压力团体形成的代替理论加以构筑为止，特鲁曼的理论几乎占据了作为与压力团体形成有关的唯一的理论地位。

在作为主要着眼点的《政治过程论》（初版1951年）一书里面被展开的特鲁曼的紊乱理论，在社会的变动之中，换句话来说在“巨大的，社会性（macro-social）变动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势力”^[6]之中，虽然存在着谋求利益团体发展的要因，但是其核心，即可以表现为其最实质内涵的，则可以视利益团体是从下述的这三个相互关联的社会过程之中发生而来的事物。第一，是社会的复杂性的增大。特鲁曼在这一点上，论述说“朝向了集团的多样性的这一倾向……是复杂社会的特征以及社会需要的反映”^[7]，进而为使这一推论更加明了又做了如下说明。

复杂的文明必然促进复杂的政治机构与其同步发展，社会上的相互作用的范本或模型当然也会变得复杂起来。所有的这些范本或模型对应于现实状况，故而表现为诸多不同的形态。这一传统在容忍多种多样的结社毫无限制地发展的美国这样的社会里，与之对应的新型范本或许存在于政府制度的周围，对这样的活动进行补充，并使其复杂化，所有这些活动又都可以看做是伴随着多种多样的集团抬头而呈现出的内容^[8]。

像这样，即使将其理解为“专门化的进行和分工亦呈不可避免之势的结果之一，是在相互依存的诸种活动的连锁发展之中的各种各样的阶段里形成的集团”^[9]，仅只以专门化的进行以及分工为由进而想对美国社会里的“集团的增殖”（proliferation of groups）^[10]作充分的说明，亦是很难办到的。在这里被提及的是作为集团形成的第二过程的社会紊乱内容。也就是说，根据特鲁曼所言，“结社的功能是使成员之间的关系稳定，并且作为该集团在与其他集团建立关系方面亦可使之确立在一定的秩序之上”^[11]，政治的利益团体在伴随着社会的复杂化而确立起来的行动范本的崩溃，将其目光瞄准在作为对“以前的均衡的回复”和作为对“确立新的均衡的促进”这一目的之上才进而得以形成的^[12]。

在这样一种文脉之中，根据特鲁曼所言，集团的数量和社会的稳定性之间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在特鲁曼的理论当中这一问题占有当然位置，关于这一点，特鲁曼是像下述这样行加论及的。

随着专门化的加强，随着联络技术急速变化结果所导致的原被确立的期待的持续挫折，结社的递增无可避免。由于这样的发展实际上建立起极密切的关联，所以结社的比例起到了社会稳定性指标的作用，同时也可以作为社会复杂性的指标。简单的社会并不导致结社。随着社会的复杂化，也就是说随着高度分化的制度化集团数量的增加，社会发展出越来越多的结社^[13]。

但是，作为这样的社会紊乱要因，特鲁曼所列举的不仅仅是交通通信手段的急速发达、技术革新、战时的短期需要，以及被称之为景气变动等非集团的要因^[14]。根据特鲁曼所言，与此同时应视为重要环节的是与V·O·凯（V.O.Key，Jr）的“由组织繁衍而出的依然是组织”^[15]这一论点持有相同意味的、在集团和集团的关系之中的紊乱要因这一内容。该一紊乱理论虽然可以看做是在所谓的集团形成的第三过程，但特鲁曼还是在如下的这一段话里做了恰如其分的说明。

如果某一结社最终被创立，完全可以视其在使被制度化了的、有相应关系的诸种集团内部的参加者之间的关系之中于趋于稳定化方面的这一过程之中发挥了作用。然而，与此同时该一活动在招致了其他集团的均衡的同一刻，也加大了上述的这些集团之间的龟裂。这里所说的龟裂，或许正是为了是正据此而来的第二次紊乱而表现在对结社方面的促进。基于这样的原因，结社的形成应该说是更倾向于波浪式的发生方式^[16]。

概括来说，特鲁曼的有关利益团体形成的紊乱理论完全可以看做是，由①社会的复杂化；②把尚未组织起来的个人引导到组织化当中去的所谓触媒一样的要因的存在；③以及被称之为波浪状态的影响等三个主要因素而成的内容。R·H·萨利斯孛瑞虽然对于①的增殖的假说（proliferation hypothesis），以及对于②的均衡回复机构的假说（homeostatic mechanism hypothesis）作了各种各样的不同分类^[17]，在与③进行关联方面，不用说完全是基于了所谓的压力政治的对抗理论（countervailing theory of pressure politics），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三、H·J·普莱特的检验

顺便说一下，基于类似这样的紊乱理论的文脉，致力于试图解释美国的高龄者团体于近年来的抬头，亨利·J·普莱特（Henry J.Pratt）分析包括了高龄化社会、工业化、都市化社会的发展等，以及于最近的以社会变动为背景的高龄者的生活条件的恶化，等等的原因。把高龄者作为“历史上最初的与特别人口集团”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区分，在这里，普莱特着重论及的是促进高龄者团体形成的是纠正紊乱事态的目的。如果把普莱特的论点加以概括，可以简略为下述这样的内容。

我们所列举的是，技术进步的冲击对于全国性规模的前辈公民院外活动的影响，基本上是由两个要素形成。第一，技术的进步首次将高龄人群置于被从社会分离的位置上，从而产生作为群众性政治运动基础的不满倾向；……第二，社会的分裂影响到了普通大众对于高龄者的态度，也形成了增加政治性通道的理由^[18]。

尤其在这里必须加以附言说明的是，特鲁曼的紊乱理论不单单是针对美国的压力团体形成而言的研究成果。不如说特鲁曼根据这一理论所表现出的是对于压力团体形成的普遍性理论的方向，与这一点相关的特鲁曼的思考方式在下述的这一段内容，应视为是其在这一方面的明确表述。

正如已经考察了的那样，在最近数十年间的利益以及组织集团的长足的增殖，并不是仅仅局限于美国一国的特殊现象。这一集团现象发达的原因，深植于技术的复杂性的环境、伴随着这些技术的专门化，以及引起的复杂的并且是相互依存的社会之中的所有个人行动多方面期待的紊乱现象之中。基于更为广阔概念的技术的复杂化，是无法与社会构造的复杂化在由表及里的诸多关联方面加以切断的这一事实，所以表现为内在关联的各种连动，才可能成为我们立足于世界中的工业化社会里所观察到的内容。在美国，利益和集团的多数性不单单是起因于根据高度专门化技术而来的对这一事态发展的助长，而是更多地接受了这些变化影响的社会范本的多样性、结社的容易程度，以及被称之为使自由成为可能的政治习惯之类的已经被确立了的政治行为方式，正是基于这些才促进了利益和集团的多样性。总之，利益团体的多样性是活动专门化的附随之物，而集团的多样性则是调整的手段^[19]。